茅盾晚年在北京住所起居室撰写回忆录查阅资料（儿子沈霜与茅盾）。作者供图

《我走过的道路》手稿。桐乡市档案馆存

茅盾儿子沈霜签赠给冰心的图书。中国现代文学馆冰心藏书文库存

写回忆录用过的录音机与写作时用来洗眼睛的水壶。 中国现代文学馆存

《我走过的道路》版本。作者供图

2026年是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这位文学大家晚年撰写的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不仅是一部个人生活史，更是一部浓缩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

从1976年开始酝酿直至1981年逝世前夕，这位八旬老人以“所记事物，务求真实”为原则，完成了从童年至1934年的回忆（1935年至1949年内容由家人根据茅盾生前录音整理完成）。回忆录兼具文学自述与历史抢救的双重使命。

在商务印书馆工作、主编《小说月报》、亲历大革命等关键经历，通过茅盾的笔端被赋予温度与深度，而其中折射的文学思想嬗变与文化立场调整，更成为研究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历程的珍贵标本。

一 抢救历史的使命感

历史使命的驱动构成了回忆录诞生的核心动因。这种紧迫感源于双重压力，一方面是老一代知识分子普遍怀有抢救历史的使命感，另一方面则是茅盾自知年迈体衰，在日记中多次表露时不我待的焦虑。

回忆录最初采用口述录音方式，1976年3月24日首次录音时，茅盾“手持话筒，靠在卧榻上”，儿子沈霜操作设备，儿媳陈小曼记录。但乌镇口音和即兴讲述的琐碎，导致录音稿“只有骨头，没有血肉”。茅盾对此极不满意，遂以八十一岁高龄重起炉灶，在整理稿上亲笔修订补充。这种特殊创作方式形成了现存手稿的独特面貌，既有茅盾清秀的瘦金体墨迹，也有家人代笔的工整誊抄，还有不同色笔墨迹的批注增删。

茅盾写作时身处北京后圆恩寺胡同的小院，院中白杨树下的月季花见证了他的笔耕,健康恶化更导致回忆录终成未竟之作，1981年2月18日，他修改完“亡命日本”章节后病倒，一个月后逝世。他亲笔修订的内容停留在了1934年。

1934年后的内容由儿子沈霜、儿媳陈小曼根据录音续写完成。这种特殊创作过程使文本形成“双声”特质，前部分体现茅盾亲笔的缜密思辨，后期则更多保留口述的质朴直白。

二 “未完成”的不可替代

茅盾的个人经验与时代思潮的互释模式，突破了传统回忆录的史料堆砌。

在“革新《小说月报》的前后”等章节中，茅盾不仅记录事件脉络，更通过细节再现历史现场，他曾暂居表叔在上海的公寓，在这里他听来往的人说起有做公债投机的人曾以三十万元买通冯玉祥部队在津浦线上北退三十里，这一情节成为后来《子夜》的素材之一。

在回忆录的撰写过程中总有一些绕不过去的事与话题，他采用“谨言”原则，只写亲身经历的场景，不妄议也不作定论。这种既保持个体温度又恪守客观界限的书写伦理，为后世处理复杂历史提供了方法论示范。

回忆录追溯《子夜》创作时，茅盾剖析了金融资本与实业资本冲突的社会调查过程，强调现实主义需“触及生活核心”。他还引用了评论家对《子夜》的评价，指出其价值在于揭示“没有金融资本脱离政治庇护而独立生存”的规律。

回忆录作者亲笔写到了“1934年”，但这一残缺恰成为特殊的历史隐喻。茅盾原计划写至1949年，但手稿在“亡命日本”章节戛然而止。现存文本中1934年后内容虽由其亲属补写，却因缺乏亲历者的审视而显得简略。这种“未完成性”成为历史书写的警示，个体记忆具有不可替代性。

三 知识分子精神史的典型样本

从北大预科学子，到早期的共产党员，从武汉主编《民国日报》的革命宣传家，到上海创作《蚀》的流亡者，回忆录以“身份转换”为线索，记录了中国知识分子在启蒙理想与革命实践间的精神跋涉。

当回忆录写到女儿沈霞在延安因医疗事故去世时，克制叙述中隐现的悲痛，折射出革命者付出的惨痛代价。茅盾仅以“女儿之死对我打击极大”一笔带过，却在后续章节反复提及“青年牺牲”议题。这种情感压抑与思想强调的张力，揭示了个体命运与民族命运的深刻交织，知识分子的信仰坚守，始终伴随着难以言说的生命创痛。

在回忆录终章，茅盾系统梳理五四时期对传统的偏激批判，坦言早年观点“大胆而浅薄”，他通过重审商务印书馆时期系统研读先秦诸子的经历，确认传统学问对自身思想体系的奠基作用。最终，他将自己定位为“返本开新”的实践者，是在文化断裂处重建连续性的桥梁建造者。

四 从回忆录到文学奖

茅盾晚年倾力续写《霜叶红似二月花》，寄托着他对传统美学的重新发现。在回忆录中，他述说上世纪40年代创作该小说时对古典叙事的借鉴，以江南水乡的家族变迁为经纬，将社会变革嵌入日常伦理的细腻描写中。这种创作取向呼应着他对传统文学态度的转变，从五四时期的激烈否定，转向“批判吸收”的辩证认知。

茅盾在回忆录中提出的“第三条道路”，为当代文化认同困境提供参照。他反思早年“世界文学”理想的局限，在分析《春蚕》创作时，他详细描述如何将西方自然主义手法与太湖蚕农的生存经验结合，使老通宝一家的悲剧既具民族特性，又含人类共性。这种立足本土、开放包容的立场，对全球化语境下中国文学的主体性建构具有前瞻意义。

回忆录中埋藏着茅盾对文学薪火相传的深层思考，这在其临终捐赠稿费设立“茅盾文学奖”的行动中得到印证。他在回忆录中多次强调培育新人的重要性，并以自己上世纪30年代评介三百余位作家的经历为例，指出文学事业非一人一代可成。这一理念通过文学奖实现制度化传承，四十余年来，该奖项持续推动长篇小说创作，使现实主义精神在《白鹿原》《平凡的世界》《人世间》等作品中获得新生。

（姚明）

编辑/汪浩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