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很小，在动辄去一趟六环外的当下，再看二环内的这些地方，着实小得可怜；老北京又很大，四九城里许多知名的地方，尽管打小儿就听过，但从未去过。
对我来说，白塔寺就是这样一个地方，直到今天，我也没进去一探究竟。但我在白塔寺东墙的胡同里转悠过，那条胡同叫“白塔寺东夹道”，彼时还没成为网红打卡地。虽然我只去过一次，却一直记得。
某日，在后台候场，大家比着聊老事儿，看谁知道得多，诸如“某先生住在哪儿”“某前辈怎么拜的师”“某名家最擅长做的菜”等。一位朋友开玩笑：“孙连贵住在哪儿，你们知道吗？”顿时，一片沉寂，只有我不假思索地说：“白塔寺东夹道某某号。”大家听后哈哈大笑，说这件事只有我知道，毕竟孙连贵既非名流大家，也非业内前辈，只是个再普通不过的老北京人。
孙连贵是西城区房管局的工人，我十一岁认识他时，他就六十多岁了。他的个头儿不高，背驼得厉害，光头，肤色黝黑，脸皮粗糙，“奢咧”着厚嘴唇（北京方言，不闭拢，向外分开）。平日里，孙连贵总是醉眼迷离，因为他除了爱去票房听八角鼓，就爱喝最便宜的啤酒。他穿的衣服永远很旧，谈不上干净，出门要带东西时，便提一个塑料打包带编织的脏篮子；其实，他挺讲卫生的，就是看起来不大得体。
虽说跟他岁数差不多的老头儿都认为他傻傻的，但我不这么觉得，他很懂规矩，很有分寸，很爱聊天，聊天的时候思路清晰，语言幽默，还不时讲个笑话、学个吆喝。我岁数小，叫他孙大爷；一些中年人称他孙老师，他愧不敢当；还有人叫他“孙爷”，他倒是欣然接受。虽然孙大爷没什么文化，但在听曲艺的时候，出于善意，会提出一些文字上的意见。有一回，京韵大鼓名家白凤鸣的儿子白家林（当时也七十多岁了）在票房唱《南阳关》，唱完了，孙大爷对白家林说：“‘鸩兄图嫂’的‘鸩’字啊，我听别人讲过，是一种鸟，这种鸟的羽毛有毒，泡在酒里能毒死人。这个字念shèn，不念zhèn。”白家林不以为然：“不可能，就是念zhèn，那‘镇压’能念‘甚压’吗？”孙大爷听后，讪讪地回到自己的座位，继续听曲儿聊天了。我在一旁直想发笑：念shèn固然不对，可鸩酒的“鸩”和镇压的“镇”根本不是同一个字，这老二位全不清楚。但反过来说，这也充分说明他们很尊重文字，力求演唱和理解的准确。
刚上初一那会儿，我每周一晚上都去北太平庄蔡芳先生的票房玩儿。我从东便门坐车，在西直门倒车，路上要花一个半小时。满北京城野跑，家长总归不放心，有一次我要去票房，我妈忽然说：“妈跟你一块儿去听听。”我不乐意，又无可奈何。到票房一看，屋里七八位老人，蔡芳先生风度翩翩，马增锟先生我妈也认识，还有侯宝林的大徒弟贾振良，一介绍，我妈是肃然起敬，她悬着的心便放下了。我妈跟我听了两个多小时，又一块儿坐车回家。
后来，我妈跟我闲聊，说蔡芳先生人挺好的，叮嘱你要好好学习，唱单弦儿就是玩儿，千万不能影响学业。我妈还跟蔡先生说我英语不好，蔡先生说那可不行，英语必须得好好学。结果，一旁的孙大爷来了句：“学那干吗？”蔡先生冲他嚷道：“都跟你似的！”他有点不好意思，嘿嘿一笑。
孙大爷来票房的时候，总带着媳妇，她可比孙大爷胖得多。在票房里，她经常突然跟孙大爷嚷嚷，孙大爷总哄她：“别闹，别闹。”无论到哪儿，孙大爷都带着她，两个人可以说是相依为命。他们有没有孩子，我不知道，总之我一见到他，就能见到他媳妇，也算另类的“双宿双飞”吧。
那会儿，北京每天都有票房，几乎在每个票房，我都能见到孙大爷，可见他平时也没什么事儿。他听了一辈子曲艺，是绝对的“老资格”，据说身上还带着点老词儿，是常澍田等人给他的抄本。当然，这可能是他吹牛。他曾对我说：“我认识张善曾的时候，他身边还带着两个卫兵。”记得张先生和我说过，他去西城区房管局的时候，连户口都快没有了，还能有警卫？
孙大爷知道我跟“叫卖大王”臧鸿学相声，便和我念叨，说他的吆喝比臧鸿强，然后就给我吆喝了几句。那时我太小，听不出谁好谁坏，还是觉着臧先生的“高门大嗓”更好听。年岁渐长，我越发感觉孙大爷的吆喝很有味儿，他过去就是干小买卖儿的，那吆喝自然正宗。
大学毕业后，我终于想起来“录录”他。2002年初的一天，在阜成门内的“德顺兴”票房玩儿，我问孙大爷：“我能不能给您录录音？”当时，我买了一个很好的小录音机，专门录各种资料。他说：“好啊，你要录什么呀？”
我说：“录吆喝啊。您把所有会的吆喝一遍，再从头到尾帮我捋一遍，就像说相声似的，都给讲讲。各种买卖怎样卖、什么时候卖、大概多少钱，这样我能好好学一学。”他非常高兴，说：“你拿个笔记一下。”记完了，我一数，他竟然会一百多种吆喝。
德顺兴离孙大爷家不远，他说等下期的票房活动结束，跟他回家录。我问：“您住在哪儿啊？”他说：“我住白塔寺，就在锦什坊对面。”说“白塔寺”“锦什坊”这两个词时，孙大爷的发音真正宗——白塔寺的“塔”字是轻声，锦什坊念出来就像“姐儿方”。
下期的票房活动一结束，他果然邀请我去他家。跟他走在街上，也是一景儿——他驼着背，背着手，一步一步往前走；孙大爷的媳妇在旁边迈不开步子，忽然冲他嚷了一句：“快着吧你！”他一边探着光头往前走，一边说：“别嚷，别嚷。”
沿白塔寺东墙往北再往东，路北的一个大杂院，就是孙大爷家。他住在里院儿，是北房的一间东耳房，破门破窗。推开门，我大吃一惊，屋子不大，也就十几平方米，里面没处下脚，报纸、塑料瓶、纸箱子摞到了房顶，看来平时他以捡破烂来补贴生活。屋里有个双人床，将将能半躺，除此以外，没什么能待的地方。满眼都是黑灰色，甚至还有一只黑灰色的瘦猫——那猫其实是黄白花的，见来人，叫了两声，看了我一眼，走了。
喝口水歇歇就别想了，再说，也没杯子。孙大爷对我说：“咱们开录吧。”怎么录？只能歪在双人床上录。此刻，孙大爷的媳妇已经躺下休息了，她太胖，一路走来，气喘吁吁；我和孙大爷半躺在床的另一头，他靠着被垛，我用一只胳臂撑着上半身。
他从正月开始吆喝，把正月里卖的东西吆喝了一遍，也搭着我问得勤一些，将详细情况记录下来。他做过各种小生意，其间也谈及当年的细情、地名、物价……这份录音资料实在是太珍贵了。
孙大爷录了一个小时，把磁带的正反面都录满了。这期间，他的媳妇突然生气，嚷嚷了几嗓子，反正没什么正事；不多会儿，她又调皮起来，胡噜胡噜孙大爷的光头，说：“胡噜胡噜，吆喝得就更好了。”孙大爷还得对付着：“对，胡噜胡噜，就更聪明了。”然后接着吆喝。
歪在床上一个小时，我筋骨都疼。与目录对照，刚刚一半儿，可我只带了一盘空白磁带。我说：“剩下的一半儿，下回再录吧。”他还有余兴，但气力已然不足了。
后来，我忙着做其他事，没录“剩下的一半儿”，这盘磁带一直放在柜子里，也未重听。再后来，他就去世了，至于他家里是怎么个情况，生命的最后时刻是怎么个情况，我全然不知。
最近这几年，我把原来录的磁带都转成电子版，刻成光盘，边开车边听。二十多年过去，我才意识到孙大爷这些个真正的老北京吆喝的好。
孙大爷是干小买卖儿的出身，卖过很多东西，所以他说的都是第一手资料，吆喝起来也是韵味十足，而且未经修饰加工，保留了最原始的状态。有时我听完这一个小时，会重新放一遍，再听一个小时。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剩下的一半儿”吆喝已经随历史的尘烟渐行渐远。
开着这辆车，我接过曲艺界的很多老人儿，有时正赶上我放孙大爷的这段“实录”，每个人的耳朵都会被“拽”过来，第一句话都是“真好”！紧接着就问：“这是谁呀？”我会表现出我的“多知多懂”和“老资格”，说：“您猜猜，保证您猜不出来。”说真的，还真没有人能猜出来……他确实是无名无姓了一辈子。
在那盘磁带巴掌大的目录纸上，我用当年自己最正规的字体，写了如下文字：
小金鱼儿、蛤蟆咕嘟、杏、樱桃桑葚、粽子、果子干玫瑰枣、落花生、炸花生米、芸豆、老玉米、扒糕凉粉、炸丸子、卤煮炸豆腐、馄饨、豆豉糕、豉汁麻豆腐、熟豆汁、杏仁茶、热面茶、半空儿、豌豆、冰核儿、包子、羊肚儿、蒸了又炸、烧卖、西瓜、豌豆黄儿、倭瓜、冬瓜、杂样、菱角、老鸡头、螃蟹、茉莉花、月季花、玉兰花、粥、白薯、白菜、蒲帘子狗窝稻草、年画、月份牌皇历、松柏枝芝麻秸儿、元宵、送财神爷、石榴花。
（徐德亮）
编辑/汪浩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