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7月11日，西夏王陵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贺兰山下的陵群及文物，记录着西夏国的神秘而传奇的历史，更镌刻着文化交融的独特印记。

琉璃鸱吻

红陶伽陵频迦

帝王归处

西夏王陵最早的文献记载，是《宋史·夏国传》，书中共记西夏十二个帝号，但只记九个陵号：太祖继迁裕陵、太宗德明嘉陵、景宗元昊泰陵，毅宗谅祚安陵，惠宗秉常献陵，崇宗乾顺显陵，仁宗仁孝寿陵、桓宗纯祐庄陵、襄宗安全康陵。其中，李继迁、李德明的庙号、墓号，都是李元昊立国后追定。

襄宗李安全去世时，蒙古铁骑呈横扫天下之势，西夏内忧外患，已是末年气象。继任的李遵顼、李德旺无力支撑，一个惶惶退位，一个惊悸而亡。乾定四年（公元1226年），灵州失守、兴庆府被围，次年陷落，末帝被杀。此时，西夏皇室已无力为帝王兴建陵寝，因此,今天西夏王陵的九座帝陵，极大概率对应《宋史》所记九位皇帝陵寝。但《宋史》只记载各陵的陵号，却没有记载确切位置。明代胡汝砺所编纂的《嘉靖宁夏新志》最早指出了具体位置:“贺兰山之东，数冢巍然，即伪夏嘉、裕诸陵是也。其制度仿巩县宋陵而作……人有掘之者，已无一物矣。”西夏王陵就这样一直隐匿于黄沙瓦砾之中。

1972年，解放军在贺兰山泉齐沟进行建设时意外发现文物，他们立即报告给宁夏自治区博物馆，考古工作人员勘测后认为这里是西夏皇家墓地所在，西夏陵得以重见天日。

西夏王陵位于宁夏银川市西部，陵区地处贺兰山前缘，地势高亢平坦，俯瞰银川平原，西侧是巍峨的贺兰山脉，东面紧邻兴庆府，亦可远眺黄河。贺兰山山体如屏，隔绝了西部阿拉善吹来的寒流，陵区少风多日，晨光初照，陵台影如长柱，庄严神秘。这里地形半封闭半开阔，既能聚热纳阳又便于守护祭祀；地表砾石粗砂为主，承载力强且排水通畅，地下水位深，加上气候干燥降雨稀少，洪水罕至，地质条件极适合建造陵墓。

以西夏地形来看，都城兴庆府为中心，西北为皇家林苑，西南为祖先陵寝，三者构成封闭且互相呼应的三角，在西夏与辽、宋争锋的岁月里，这片山麓高地是权力的精神归处，也是战争中最隐秘与安全的后方。早在西夏建国之前，李继迁和李德明便先后安葬于此，西夏开国后，李元昊正式确立贺兰山东麓为帝陵所在。

独特布局

西夏王陵陵区东西宽约4.5公里，南北长逾10公里，总面积近50平方公里，区内分布有九座帝王陵墓、207座陪葬墓，陪葬规模各异，依地势自南向北可以分为四区：

南端一区为1、2号帝陵，布局集中，两陵规模、布局、形制几乎一致，陪葬墓分布于东西两侧；二区南接一区，为3、4号帝陵所在，3号帝陵是整个陵区面积最大、保存最好的一座，周边陪葬墓群呈南北向分布，4号陵则无陪葬墓；中部三区为5、6号帝陵，坐拥101座陪葬墓，是陪葬墓密度最高、分布最为集中的区域；北端四区为7、8、9号帝陵，三陵呈“品”字形排列，伴有19座陪葬墓，多布于四区南面。

九座帝陵虽已现世，但仍有诸多谜团。 1975年考古整理7号陵出土碑文，虽然断裂残损，但确认为李仁孝寿陵志文，这也是九座帝陵中唯一确定了陵主身份的陵墓。此外，第108号陪葬墓已确认为梁国正献王、尚书令嵬名安惠。

7号帝陵与182号陪葬墓墓主身份确认后，以其为参照，对其它陵的身份多有推论。结合传统“左昭右穆的”宗庙制度和唐宋流行的“角姓贯鱼葬法”，推定1号陵为太祖、2号陵为太宗、3号陵为景宗，依此类推至9号陵为襄宗。但如果按“平原起冢”和“依山起冢”划分，排列顺序则与上述推论多有不同。对帝陵排列和陵主的认定，还有待继续考证。

帝陵是西夏陵保存最为完好的区域，主要由鹊台、碑亭、月城、陵城、门阙、献殿及陵台组成，呈南北轴线对称布局。《嘉靖宁夏新志》记载，西夏皇陵“仿巩县宋陵而作”。这种说法有一定依据，西夏陵整体布局亦采用“依山面水”的建造方式。但是，西夏人并非简单模仿唐宋帝王丧葬制度，而是结合民族与地域的特点，取其所宜、去其不合，创造出了独具特色的陵园体系。

相比唐代一地一陵的气势、宋代一地一陵的恢弘，西夏王陵虽承唐制依山而建，气势不减，却因地理条件限制、经济实力不足而难以大兴土木，总体面积虽与宋陵相仿，主体规模却远逊宋陵，即便是规模最大、猜测为李元昊陵的3号陵也无法与宋陵相论。

西夏帝陵在布局上亦显得简约。唐宋以来，陵园内礼仪性建筑均由献殿(又称上宫)、寝宫(又称下宫)组成，而西夏帝陵取消了陵上建寝的制度与陵寝的供奉礼仪。

在建筑观念上，西夏人偏好圆形与塔式建筑。塔式陵台在建筑中较为特殊，它是诸多概念性特征的具体化，是佛法的尊崇与永恒，也是转轮王的象征，而转轮王是统治者在佛教语境下的自居，圆是天子之陵，塔乃佛王之冢，天子与佛王的象征融合，体现了党项民族既尊儒又信佛的文化特色。

在具体建制上，西夏王陵四域的角台与碑亭均为唐宋所无。角台用以界定兆域，碑亭则多设于双阙之后、月城之前，每陵二至三座。月城与陵城，构成一个形似“凸”字的布局，与宋陵方形布局明显不同。月城位于陵城南门之外，与陵城南门之间设有神道，神道两侧对称排列着石像生。东汉创制以来，石像生安放于陵园正门外神道两侧，而西夏王陵选择将石像生集中在月城内，不仅缩短了神道的长度，也使空间布局更加紧凑，更增陵城庄严肃穆。这种将月城置于陵城之前的布局，也成为西夏王陵独创制度的标志。

葬俗方面，虽受唐宋影响，西夏仍保留着鲜明的民族特征。狭小的土洞墓与中原墓室迥然不同，应是源于党项人“俗皆土屋”的生活习惯。此外，西夏王陵的主要建筑都偏离中轴线，这也是一种特殊葬式。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写道：“盖西戎之俗，所居正寝，常留中一间，以奉鬼神，不敢居之，谓之“神明’，主人乃坐其傍，以此占主客胜质。”这段记载表明了党项人的鬼神观念——中间位置是神明所居，在排列时需要避讳。这种观念也反映在了西夏王陵的建造之中。

异域风采

西夏王陵的地上建筑早已毁坏，仅存夯土遗迹与瓦砾残片，但通过出土的文物仍可一窥陵园昔日的恢宏与神秘。其中，以脊饰构件中的鸱尾、摩羯与迦陵频伽最具特色。

鸱尾，又称鸱吻，常立于屋顶正脊两端，造型多呈龙首鱼尾之状，张口昂首气势非凡。鸱本是猛禽，西夏人将其形象转化为龙头、鱼尾、身披鳞片，有以水制火、避免火灾之意。与鸱尾同样有避火功能的，还有3号陵出土的摩羯。摩羯，是梵文“Makara”的音译，是海中吞噬一切水族及船只的大鱼。西夏人将其塑为兽头鱼身、披鳞展翅的形象，立于屋脊之上，用以祈愿降雨辟火。

迦陵频伽，亦称妙音鸟，佛经记载它“未出壳而现能歌”，它的声音胜过世间一切音乐。西夏3号帝陵所出土的迦陵频迦，有灰陶、红陶和绿琉璃三种，它脸似菩萨、身长双羽，人首鸟身，双翅高张，头戴花冠，手合十而踞，形象融合佛教审美与本土造像风格。妙音鸟能演妙法，象征圆满无碍，它与塔式建筑的神圣寓意相辅相成——此处安眠的是西夏的君主，也是佛教的转轮王，是权威也是神圣。

除了精美神秘的构件，西夏王陵还出土了大量刻有图案的砖瓦与日用器物，其中花卉纹样以莲花、牡丹为主，西夏灵武磁窑堡的壶、罐、钵等瓷器，也多以莲花、牡丹为纹样，显见西夏皇族在审美上与中原地区的相似。随葬出土的陶器、瓷器、铜器、铁器，乃至棋子、玩具之属，更丰富了我们对西夏日常生活的认知。

在西夏王陵所出土文物中，最具史料价值的是散落于陵区的三千余片西夏文、汉文残碑。碑文大多残损，仅存片言只语，多是单字，十字以上者寥寥。即便如此，这些只言片语也弥足珍贵，尤其是7号陵出土的西夏篆书残件，经缀合后判定文字为寿陵志文，从而确定了7号陵为李仁孝陵。残碑中出现的诸如“永平皇帝”“皇太后梁氏”“朝仪大夫”等字句，也可以印证补充西夏的历史，成为理解西夏的重要史料。

西夏王陵的毁坏十分严重，200多座陵墓无不被盗，墙基石柱十不存一，砖瓦石料也只作方寸大小，就连墓碑文字也被人为损毁，3号陵碑亭在诸陵中规模最大，但出土残碑仅300余块，碎块上至多留存四五字。巨大的盗坑、被砸碎的墓碑、刻意凿去的文字，无不说明西夏王陵的损坏不同于民间盗墓，其目的不仅在于获取钱财，而在毁坏本身。贺兰山下曾是蒙夏交战所在，这样程度的毁坏应当是出于蒙军之手。此后数百年风云变幻，西夏王陵终成一片瓦砾。

尽管王陵早已毁坏、墓主难以尽考，西夏王朝却在出土文物、史料文献、砖石痕迹中被重新拼合与理解，王朝的覆灭并未使文明真正终结，作为中国古代政治与文化版图中曾经重要的一环，西夏不仅值得记忆，也正在被重新认识。

（苏兰若）

编辑/汪浩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