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爆今夏的《长安三万里》，用高适、李白二人的生命线，交织出了大唐王朝的瑰丽画卷。影片中，高适三访长安，从青年时满怀信心地干谒权贵，却因家道破败而惨淡收场；到中年时探访声名正盛的李白，迷茫于酒肆胡姬之间；再到潼关失守后逃归长安，只剩下满目疮痍，战火纷飞。前两次的长安之景，尽管不乏“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般的隐喻，但繁华盛世仍然是主色调，巍巍盛唐尽收眼底。而最后一次展示给观众的断壁残垣，正是安史之乱后大唐国势急转直下的真实写照。

今人往往将唐代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几个阶段，盛唐指的正是玄宗统治的开元、天宝年间。而在天宝末年，由幽燕军阀安禄山、史思明发动的大规模叛乱，几乎席卷全国，让大唐的盛世不再，盛唐由此转入中唐。本片提到的著名诗人，基本都生活在由盛唐入中唐的这个阶段，片中多次出现的《河岳英灵集》，由唐人殷璠编辑，专收盛唐时代的诗人诗作，展现了这个时代文学风貌。这些诗人的人生轨迹，也不约而同地受到了安史之乱的剧烈影响。

片中，高适在安史之乱前，本是河西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帐下的幕僚，后来朝廷征调因病退休的哥舒翰前往潼关防守，高适随行，结果潼关守军迫于朝廷的压力主动出击，被安史叛军一击即溃，哥舒翰被俘，高适逃归关中，才有了长安城的凄惨一幕。而高适的人生转折点，正是在新继位的肃宗想要收拾割据东南的永王李璘时，高适详尽地分析了江东的局势，认为永王必败，一番陈词得到了肃宗的青睐。由此，高适得任御史大夫、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使，负责指挥征讨永王的军队，从此步入了高官行列。但是，片中用水墨勾勒的高适、永王大战并未真正出现。因为永王的叛乱并不得人心，麾下将领陆续叛逃到官军阵营，江东的唐军在扬州一带隔着长江与永王军对峙，长于深宫的永王就吓得带着儿女“宵遁”了，没过多久就在南逃过程中被官军擒杀。

这场闹剧般的叛乱，牵扯的正是本片的另一个主人公李白。与老实忠厚、一心重振家门的高适形成强烈对比，片中的李白是一个狂放不羁的富家公子哥，除了纵酒欢谑，就是寄情道门，因为商人之子的身份而干谒无门后，似乎对官场已经没了多少兴趣。就是这样一个李白，却在晚年接受了永王李璘的征辟，卷入了这场闹剧之中。不过，当时的永王是玄宗派出经略东南的大员，并非后来不听肃宗指挥的叛臣，李白在此时接受征辟，并没有参与谋反之意。而且据《新唐书·李白传》的记载，李白在永王起兵后“逃归彭泽”，也就是片中说他隐居的庐山一带，显然是不想参与叛乱的。尽管如此，李白还是难逃“（李）璘败，当诛”的命运。然而，穷途末路的李白却得到了平定安史之乱的郭子仪的营救，这是为何呢？根据《新唐书·李白传》的记载，李白从前曾游历并州，遇见了郭子仪，认为此人有大才。碰巧郭子仪犯了军法，李白不知用了什么办法使他免于处罚。多年后郭子仪飞黄腾达，不忘旧恩，在他的努力下，李白免死流放夜郎，又碰到了大赦，这才写出了“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的名句。

不过，在影片中，郭子仪是经高适、李白联手营救的，他们相识的契机正是李白发现了安禄山谋反的迹象，而被卢龙亲兵一路追杀到蒲津关。这里无疑有艺术加工的成分。片中明确表明，高适到蓟北投军时，边军主帅为张守珪，而此时安禄山还是张守珪手下的一员蕃将。根据史书记载，张守珪因为隐瞒战败，于开元二十七年（739）被贬为括州（今浙江丽水）刺史，没过多久“疽发背而卒”（《旧唐书·张守珪传》）。安禄山这才逐渐取代了他的地位，于开元二十八年（740）升任平卢兵马使，天宝元年（742）升任平卢节度使，正式成为一方大员（《旧唐书·安禄山传》）。片中高适和李白在蒲津相遇时，高适刚刚离开张守珪，此时安禄山地位还没那么高，是很难有叛乱的想法和能力的。

郭子仪画像

影片不惜调整重要人物的时间线，使得安史之乱的苗头过早地被高适、李白、郭子仪等人得知，以增强戏剧冲突，加深三人之间的羁绊。这样的设计，倒是引出了一个贯通古今的问题：安史之乱到底给唐人造成了多大的心理创伤，以至于无数的文人墨客围绕这一主题进行了大量的创作，甚至扭曲了自己的历史记忆？

在追忆安史之乱的《安禄山事迹》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开元二十一年（733），尚在张守珪麾下的安禄山入朝奏事，当时担任宰相的张九龄一见他，就下了“乱幽州者，必此胡也”的结论。又过了三年，安禄山因为征讨契丹失利，要被张守珪处斩，张九龄赞成张守珪的提议，而玄宗却因为惜才而放了安禄山一马。这段故事后来又被《新唐书》吸收进了正史，可靠程度大大提高了。

[唐]《明皇幸蜀图》（局部）

直到宋代，张九龄和安禄山的这段故事，仍让北宋君臣津津乐道。宋仁宗年间，张九龄的九代孙张锡，曾经拿着张九龄的告身和唐玄宗的批答献给仁宗，仁宗很高兴，给了张锡这个名臣之后一个官当。此时，宰相王曾便提到了“安禄山反状未萌，九龄独先见，请诛之”的故事，认为在三百年后，宋朝表彰张九龄的后人，也是“足以劝忠”了。（《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〇六，仁宗天圣六年）

其实，张九龄能否在安史之乱二十年前就预言安禄山的命运，自然是很难说的，不过这些故事却成功塑造了张九龄的贤相形象。和他形成鲜明对比的，自然是在政治斗争中迫使张九龄下台的李林甫，以及直接促成安史之乱的杨国忠了。《唐会要》《册府元龟》等书记载，唐宪宗曾向大臣询问玄宗朝的治乱兴衰，崔群回答道，玄宗曾任命过的姚崇、宋璟、韩休、张九龄等人，都是贤相，而后来的宇文融、李林甫、杨国忠都是奸相，所以唐朝才由盛转衰。最后一个贤相张九龄，和最大的奸相李林甫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样的历史判断，正是后人在反思安史之乱的巨大伤痛时，才逐渐形成的叙事。

在这样的推动下，安史之乱逐渐成了唐代文学、史学创作的重要母题，官场士人积极思考新的为士之道，文人墨客也对马嵬秘辛等津津乐道，史学家则发动先见之明，在开元天宝盛世寻找开启祸乱的蛛丝马迹，无数人的生平故事因此而改写。在本片中，安史之乱既作为伏笔出现，又引出了主人公命运的重大变化，可视为串联全片的题眼。而作为片名的《长安三万里》中，又有多少里程是因这场动乱疲于奔命而来的呢。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