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故事出处
杨锡麟的故事，是钱穆先生在小学任教时的教育故事。其《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之《后宅初级小学》有载：即日，余出布告，课毕皆须赴操场游散，勿逗留课室中。余随巡视。有一生兀坐教室中课椅上。余问：“何不赴操场？”彼兀坐不动如故，亦不语。余问其姓名，亦不答。乃召班长来问之。班长告余，此人乃杨锡麟，曾犯校规，前校长命其到校后非大小便即坐课室中不许离去。余曰：“此乃前校长所命，今前校长已离学校，此命令亦不存在。汝当带领其同去操场。”二人遂去。不久，一群学生围拥杨锡麟来余办公室，告余：“杨锡麟在操场旁水沟中捕一青蛙，将之撕成两半。”一人并带来此青蛙之尸体。余曰：“杨锡麟因久坐课室中，汝等所知，彼皆不知。今获与汝辈同游散，汝等所知，彼亦可渐渐学而知之。汝等当随时随地好为劝告，勿得大惊小怪，彼犯一小错误，即群来告发。以后再如此，当罚汝等，不罚杨锡麟。”诸生乃默默无言而去。
自锡麟捕杀青蛙事被告发，诸生虽不再告发锡麟他事，然锡麟与诸生间，终若有隔阂。锡麟一人终被歧视。自此后，诸生再不歧视锡麟，锡麟意态亦渐发舒，视其前若两人。
时学校将开一游艺会，余告英章，好好教锡麟唱一老渔翁歌。英章遂常独留锡麟在校教唱，务期尽善尽美。又特备蓑笠，令锡麟披戴演习。临开会，锡麟一人独扮一老渔翁，登台演唱，琴声歌声，悠扬满堂，众皆默坐神往。老渔翁一剧毕，最得满座之掌声。而杨锡麟乃迥出他人之上。
余近年在台北，常晤后宅镇人老友邹景衡。一日，忽语余杨锡麟毕业后事。相隔垂六十年，当时后宅小学诸生，独杨锡麟一人尚在其同镇人口中称道，真出余意料外也。（九州出版社该书大字本，第107-108页）
这个故事一波三折。意趣深远。于今仍有启发，是在于“如何对待差生”？还是在于如何发挥教育的功能，在管理制度上，师生关系上，教育情感上？若联系当时代背景，又能帮助我们看到百年教育变革的痕迹，辨析其中的消息。
（二）故事背景
钱穆先生今以弘扬传统文化闻名于世，杨锡麟的故事后面，却是他一番文化比较与教育实验，事实上这也是他行之终身的文化与教育理想。
“民八之秋季，余转人后宅镇泰伯市立第一初级小学校任校长之职。是年，余二十五岁。余自民元起，先在三兼，即任高小课程，只兼初小之体操唱歌课。自入鸿模与县四，皆系高等小学，而余则任其高年级之课。余之决意转入初级小学，厥有两因。一因报载美国杜威博士来华，作教育哲学之演讲，余读其讲词，极感兴趣。但觉与古籍所载中国古人之教育思想有不同，并有大相违异处。因念当转入初级小学，与幼童接触，作一番从头开始之实验，俾可明白得古今中外对教育思想异同得失之究竟所在。二则当时大家提倡白话文，初级小学教课书已全改白话文体，而余在民国七年曾出版一部《论语文解》，专为指示学生作文造句谋篇之基本条件而作。极思转入初小，一试白话文对幼童初学之利弊得失所在。此两念时在余心。”（同上，第104页）
所以，这是钱穆先生在执教第八年在初小里一项“从头开始”之教育实验。1919年杜威到访，他在中国的第一场演讲是《平民主义的教育》，他的演讲在报刊全文登载（如，1919年5月4日《申报》），他的“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以及实验主义的思想得以传播，震动到无锡乡间，引动教育实验。“杨锡麟的故事”，可以说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正为无经验，故去从头学起。余心已决，绝不后悔。”不过实验者之所思更为深远，在时代浪潮之下，有志于守本乡土，回溯传统：“时余已逐月看《新青年杂志》，新思想新潮流坌至涌来。而余已决心重温旧书，乃不为时代潮流挟卷而去。及今思之，亦余当年一大幸运也。”（见《私立鸿模学校与无锡县里第四高等小学》一节，第92页）
“是年，余教《论语》课，适读《马氏文通》，一字一句按条读之，不稍疏略。念《马氏文通》详论字法，可仿其例论句法，即以《论语》为例。积年遂成《论语文解》一书。此为余正式著书之第一部。以稿邮送上海商务印书馆，得回讯，允为付印。出版后，当酬赠原著百部。余函商，能否改赠商务书券百圆，得允。书券亦随到。余又商之无锡城中一书肆，付以此百圆书券，由余随意选购，不限商务出版者，亦得允。余遂于经史子集四部中，择余所缺者络续购买。自此余学问又进。”（同上，第89页）此为上述教育实验的第二个背景，钱穆先生称之为第二“念”。在无锡乡间，钱穆先生的学问基础可谓初步立定，----在《论语》所表达的教育宗旨，在古代文法所传达的教育内容，在经史子集所建构的学问传统上面，以此学力”抗衡“于时流。
（三）实验内容
1课程即生活
“余有一理想，当使一切规章课程尽融在学生之生活中，务使课程规章生活化，而学生生活亦课程规章化，使两者融归一体，勿令学生作分别观。若使彼等心中只分出一部分生活来服从学校之规章课程，另保留一部分生活由其私下活动，此决非佳事。”……余曰：“欲求课程生活化，先当改变课程。如体操唱歌，明是一种生活，但排定为课程，则学生亦以课程视之。今当废去此两课，每日上下午必有体操唱歌，全体学生必同时参加，余等三人亦当参加，使成为学校-全体活动，由英章任指导。”勿作分别观，而为融通观，这里说的是规章课程与学生生活。“融通观”是钱穆先生认为的中国传统学术的特征。课程日新，其本仍旧。
2规矩生活化，废止体罚
余又曰：“欲使学校章则生活化，此事较复杂。首先余意欲废止体罚，勿使学生视学校章则如法律，误认为切规矩皆是外面加上之束缚。使规矩能生活化，岂不是教育上一大目标乎……纵童稚，亦得对之有理想。仅有理想不顾经验，此属空想。但只仗经验，不追求理想，到底亦仅是一习惯，将无意义可言。有关训育方面，余愿一人任之，以试验余之理想……“这里折射中国传统之德性教育的观点，自内启发。这里思考的是“理想”与“经验”的关系，亦含中西教育主张之对话。
3 消泯歧视，同伴责善
余曰：“彼犯一小错误，即群来告发。以后再如此，当罚汝等，不罚杨锡麟。”诸生乃默默无言而去……自锡麟捕杀青蛙事被告发，诸生虽不再告发锡麟他事。然锡麟与诸生间，终若有隔阂。锡麟一人终被歧视。自此后，诸生再不歧视锡麟，锡麟意态亦渐发舒，视其前若两人。（同前，第108页）这里有教育方法上的“启发诱导”，教育观念上的“长善就失”，教师观察中的“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如有《论语》、《学记》的影子。
“余若往，学校行政及课程编排，余当有绝对自由，君肯勿干预否？傥上面及外界有非议或斥责，君肯同任其咎否？”
“盼两君随时在旁相助。以两君之经验，随时随事相告，以助成余此一理想。”
以上几点或可见在“五四”时期受杜威思想冲击的中国教育发展路上，江南乡村教育的活力和钱穆先生的教育实验所透出的传统教育思想之力量的勃发。
（四）故事回响
“余近年在台北，常晤后宅镇老友邹景衡。一日，忽语余杨锡麟毕业后事。相隔垂六十年，当时后宅小学诸生，独杨锡麟一人尚在其同镇人口中得称道，真出余意料外也。”（同上，第109页）那就是在1980年前后。杨锡麟也是一位老人了。钱穆先生此语中流露的欣慰与思考，仍在于一番教育之情志中：当年留下教育故事的主角，日后人生得乡人之称道，有善声得闻，可慰！
而“古今中外对教育思想之异同得失”，其情形究如何，这要看钱穆先生一生的教育实践，如在新亚教育中所流露的教育思想。
爱好接近自然，喜欢乡村环境，喜欢接近青年，五十年来的教学生涯，就一直没有离开过天真活泼的青年人。我虽然没有好好的从过师，却常接受先哲先贤的影响，除效法诸葛孔明一生谨慎，王阳明知行合一与曾文正的扎硬寨打死仗之外，我还喜欢《论语》里“笃信、好学、守死、善道”这八个字，我自青年时代就常以这八个字来反省、自勉。“守死”使我在新亚困难的时候，决不逃遁;“笃信”使我深信中国一定有前途，使我一生从不曾放松这信念。（本书附录之《我和新亚书院》，第431页）这番话说在1963年。
可以看到的是，钱穆先生生在中西文化对话的时代，他的教育生涯也未回避这一时代命题，并有自己独特的回答。限于篇幅，拟另撰文。
杨锡麟的故事在钱穆先生其子女后辈中耳熟能详，直觉得生动有意味，合乎教育之理想。
梅子写于融融堂
2023.7.6
编辑/韩世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