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的二百年间，对于人类是如何成为生物的人以及人类中的一部分人是如何变富的理论解释曾经吸引了数以亿计的眼球。但当越来越多的人变成富人之后，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渐渐浮出水面，即人类是如何成为社会的人或人类中的一部分人是如何变文明的？

在《富种起源：人类是怎么变富的？》题记中，当吴乐旻博士充满信心地认为我们不需要思虑“是给文明以岁月，还是给岁月以文明”时，他认为我们“活在例外的时代”，进而将自己的研究对象确定为“这个时代，何以开启，又将怎样结束”。但对学者而言，对人类社会普遍性的探究始终有着令人着迷的吸引力，而人类文明的出现很显然就是这样一个具有社会普遍性的问题。

本书正是试图回答这样一个未来数十年才有可能引人注目的，并且很有可能找不到答案的普遍性问题。虽然会冒风险，但从重要性上讲，这是值得的。借用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克拉克教授的一句名言，我们可以说一句夸张的话：人类历史上真正的大事，就只发生过一件：那就是文明的起源。

中国不仅是一个文明古国，还是一个地跨数千公里的文明大国，更是一个延续了数千年的可持续文明思想与制度的发源地。因此，从中国古代的黄河文明开始，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研究应该是一个值得尝试的起点。关于黄河文明横亘数千里持续数千年的原因，尽管尚有许多争议，但早期学者的理论探索与思想发展中对公共经济活动的重视肯定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众所周知，天道天命思想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思想基础，而社会学教授李向平（2006：335）认为：“从古典文献看来，天命、天意的结构特征就在于它的大公无私”，并引《礼记·孔子闲居》的话来讨论天道的公共经济面向：“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很显然，“这‘三大无私’的超越性价值源头，自然非‘天’莫属。‘天’是‘公’的起源”，是一种可共享的公共资源。为此，他进一步总结认为，在中国的传统思想里，“凡是神圣的东西，就应当是公共的、共同体的、不可侵犯的；凡是私人的东西，则难为神圣、不可独立，必须服从公共的权力甚至神力的要求”（李向平，2006：396）。这样的研究把中国古代文明与以私人产权保护为基础的所谓现代“西方文明”做了明显的区分，而下面两个案例更是反映了中国人对公共事务重要性的认知及其在中国文明理念传承中的基石性作用。

其一，1938年日军进攻武汉，湖北省图书馆时任馆长谈锡恩先生，积极呼吁政府将馆藏典籍11万册西迁重庆，并精选98000册亲自押送。西行途中，日军飞机不断轰炸，江水因季节原因暴涨暴落，但谈锡恩先生历经千难万险，终将图书运至重庆。令人遗憾的是，在护送途中，谈锡恩的儿子被日军炮弹击中牺牲，同时还有600册书落入江中。到重庆后，在向政府交接图书时，谈先生不仅向政府提交了书面检查，还详细记录了每一本丢失图书的具体情况。然而，关于儿子的牺牲，报告中却只字未提。

其二，2019年2月15日，中央电视台《记住乡愁》节目讲述了无锡惠山老街过氏祠堂的历史。讲述中提到的过氏家谱“二字之改”的故事让人印象深刻。过氏有一位90多岁的老奶奶，在18年前看家谱时发现，家谱对父亲的记载是“赴河南经商病逝”，但她自己记得父亲当年是赴河南赈灾遇难的。她对家谱的记录提出了异议，但因为没有证据，族人不同意修改家谱。从那时开始，老人用了15年的时间去寻找证据。历经无数波折之后，老人终于在旧报纸上找到一篇当时的文献记载，证明了父亲赴豫的使命是赈灾。拿到证据后，过氏老人成功地改写了家谱。15年的奔波，就为了两个字的修改，这样的付出是否值得？对此，已经90多岁的老人说，两字之改，改变的是父亲人生的价值取向。经商是赚钱为己，赈灾是利他为公，两字之差却意味着父亲一生的意义完全不同，表明父亲一生的价值得到了体现，这样的付出当然是值得的。

类似地，当我们走在晋商的深宅大院里时，也会惊奇地发现，在几乎所有的豪族大宅中都找不到祖先经商成功的永久性记录。相反，一旦家族里有人为社会公共领域做出了贡献，比如中举入仕或捐资公益，就一定会将其事迹刻在石头上、砌在大门上以示后人，成为永久性记录。很显然，与欧洲近代以来不断出现的商业发家史相比，与西方近代文明对私人产权的强调相比，中国古代民间与史家都是羞于记载与个人私利相关的私人经济行为的。换句话说，中国历史历来重视对公共经济活动的记录，而本书所要研究的恰恰是历史上黄河文明中蕴含的公共经济思想及其制度架构的演变轨迹。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