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八九岁的时候吧，也可能是只有六七岁，记不清楚了，然而那一天的惊慌、恐惧、难过，依然强烈地在心里纠缠、盘桓，仿佛那一天至今仍未过去。漫长的一日，漫长的惊吓，漫长的失败的告别。
那一天是中午时分，星期日，如常的一家五口到湾仔的英京酒饮茶，如常的在回家的路上父母亲有了口角，不如常的是这回吵得特别厉害，还动了手，一切发生得那么出人意料。母亲抱着我妹妹，和父亲走在前头，我和姐姐慢吞吞地跟在后面，我应该是在一边走路一边翻读《儿童乐园》之类的漫画。突然，我母亲“哇”地惨叫一声，我抬头望去，见她用右手掌抚着脸颊，左手仍然抱着妹妹；我父亲站在她身边，瞪目蹙眉，一脸怒容。
我母亲也非省油的灯，挥拳抡向我父亲的肩臂，两人一阵拉扯，我妹妹哭了，我母亲哭了，我姐姐哭了，我也哭了。我父亲有没有哭，我忘记了。但清楚地记得我母亲扭腰转身，抱着我妹妹穿越电车轨道冲到对街，剩下我父亲、我、我姐姐，一大两小，站在庄士敦道街头手足无措。庄士敦道的名字跟溥仪的老师 R. F. Johnston 无关，而是纪念十九世纪的英国驻中国商务第一副监督 A. R. Johnston，他曾经担任香港英治时期的副总督。
我母亲回娘家去了。其实她并没有真正的娘家可归，我外公外婆租住在一栋房子里的一个狭窄房间，只容得下一张上下铺床，所以她只能投靠她姐姐，即我姨母，她一家五口住在新界区的政府公共房屋，三十平方米的小单元，勉强可让她和我妹妹借居一阵。而这“一阵”，大约三四天的日子，于我恍如漫无止境的无助岁月，在轩尼诗道的家里等待，等待，再等待，等待我母亲的归家身影。轩尼诗道以第八任港督 John Pope Hennessy 命名，跟干邑洋酒无关。
那三四天是我首回实实在在地体会到“家”的意义，或该说，体会到“家之毁散”的意义。五口之家顿变三口，我父亲中午到报社上班，深夜始回，我和姐姐相依为命，一天跟我母亲通一两通电话，寥寥数语，挂上话筒后比通话前更觉凄凉。在那几天里，我父亲问过我和姐姐两回：“如果爸妈离婚，你们选择跟谁生活？”我没听见我姐姐如何回答，我心里的答案则是“妈咪”，然而不敢对我父亲直说，只是支支吾吾，回避不说，而他也没追问。
那恐怕是我生平唯一一次从我父亲的眼里窥见哀伤。他的眼神，如此灰暗，如此无奈，如此不知道如何是好。一家三口，愁眉相对，家仍是家却又家不成家，人事成毁，竟是可以如此把你杀个措手不及。
到了第四天，事情终于有了转机。中午时分我父亲跟姨母那边通了电话，然后兴高采烈地对我和我姐姐说：“换衣服吧，我们去接妈咪！”三个人出门，搭车，搭船，再搭车，在那年头从港岛去一趟新界，天长地久，交通缓慢得似遥无止境的西行取经。这一天，我的脑海影像由三组片段组成。第一组是车船上的雀跃心情，望向窗外，海浪、树影、山崖飞快地在眼前闪过，阳光不一定明媚，但我心里认定了是阳光明媚。
第二组是踏进我姨母家门，我母亲满脸尴尬，我父亲亦满脸尴尬，我姨母和姨父则在叽叽喳喳地说着话，气氛像节庆团聚，又不似节庆团聚。
第三组影像是在高高的天上。我父亲带大家到荔园游乐场玩耍，坐上摩天轮，那年头规管不严，一家五口挤坐在一个小铁箱似的座椅上，铁箱从低往高爬升，缓缓地，缓缓地，差不多爬到顶点，朝下回转降落，缓缓地，缓缓地。后来的速度便越来越急、越来越快，两圈、三圈、四圈，摩天轮高速转动，风声在耳边呼啸鸣响。我非常害怕，但无法确定是因为恐惧于高度，抑或是担心当轮子停定，我们踏出座椅，这个五口之家将再度崩析离散。人在高处，我既快乐，亦感到不安全，在往后的日子里，我有畏高焦虑症，如果你说跟这童年经验截然无关，我是不同意的。
“家”之铭印说来从我出生以来已经牢牢附着。我叫什么名字？家辉嘛，家辉，家之光辉，为家求取光辉，替家发扬光辉。我姐姐叫作嘉丽，我妹妹叫作嘉慧。嘉与家，音同字不同，身为儿子的我从呱呱落地的一刻开始已须替家承担责任。香港常有所谓“狮子山下精神”，意指具备刻苦耐劳的拼搏精神，而且懂得灵活变通，所以才成全了香港的经济和社会成就。但其实，“狮子山下精神”的另一项关键元素是重视家庭，即广东人所谓的“顾家”。自 1841 年以来，一代又一代的香港人因为不同的理由从四面八方移居至此。在“借来的时间，借来的空间”里，求生存，觅生路，面对变动不安的环境，还有什么比家庭更能凭借依靠？家，是生活的资源，亦是精神的寄托；家，既是梦想，亦是现实。
此之所以许多香港男子被父母取名家辉，有地位或无地位，有财富或无 财富，都一样，家在名上，家在心里，不可无家。
可是说来有点荒唐，却又是真实的事情：我母亲同样是“顾家”的女人，但，至少据她自己说，她之所以在众多男朋友里选择我父亲，关键理由正在于我父亲在结婚以前没有家。我父亲是独生子，我祖父亦是独生子，我父亲十六岁丧父，十七岁丧母，承继过来的财产或输掉了，或被骗了，孤身一人，“马死落地行”，辍学打工，在报社做小记者、小编辑。父亲认识我母亲后，追求她。但追求她的男子不止他一人，他求婚，她犹豫未定，左盘右算，最后，终于，点头答应。因为一来她若拒绝，以我父亲的刚烈性情，想必日夜借酒消愁，自暴自弃，她不忍心毁了这样的一个男子；二来呢，我母亲像做投资买卖般用心琢磨了一下“性价比”，认定我父亲无亲无故，嫁给他，最大“收益”是不必看婆婆公公的脸色，而她向来豪放不羁，口头禅是“不怕官，最怕管”，非常痛恨受到管束，所以，尽管我父亲无车无房，却终能夺得他渴求的爱情锦标。
成家后的我父亲，不负我母亲的期望，给了她极大的自主自由，马家一直女权至上，由我母亲当家做主。若干年后她把我外婆外公接来同住，家里亦常出现伯婆（我外公的大嫂）、叔婆（我外公的弟妇）、姨婆（我外婆的妹妹）、太婆（我外公的后娘）等女性长辈，或借居数月，或暂住数年。我母亲来者不拒，既是因为“顾家”，也是贪图她们能够帮忙做家务，让她可以经常出门打麻将，会朋友。除此以外，我家也出现了其他男性成员，三个舅舅，或酗酒，或嗜赌，沉沦于现实泥泞，在麻烦与麻烦之间不断挣扎，我家成为他们在挣扎途中的浮木，抓住了，又放开；放开后，再抓住。总之是多年以来经常出入我家，亦给我家添了不少麻烦。
说句实在话，有好长好长的一段时间，我是不解的，也不接受。明明是个简简单单的五口人家，住在五十平方米的房子里，不算太挤，但加上了一堆亲戚长辈，便已经不是一个“挤”字所能形容。外公外婆都抽烟，姐姐妹妹又日渐成长为少女，诸种的不方便、不安全、不舒适，成为我们为他的孝心而付出的代价。然而，我自己年岁越长，越能体会到我父亲的想法，慢慢领悟到在其决定背后原来隐藏着一种柔软而复杂的感情。他说过，“家辉，爱一个人，便也该爱他的亲人”，但这只是第一层的善良。不止的，我相信不止于此。我父亲是个父母双亡的少年孤儿啊，独自一人谋生于世，种种凄凉酸楚，岂足为外人道。娶了妻子，生了子女，为人夫，为人父，有了最亲近的家庭成员，这之于他，是何等的温暖。接纳更多的家人前来共居，谋生的担子确实越来越重，越来越辛苦，但当他半夜下班回家，瞄一眼房间和客厅的床上、沙发上、地板上的一张张甜睡的脸，不问可知，在疲惫以外，他必亦感到无比充实。终于，他有了一个确确切切的家，用当下的流行语来说便是，他必有强烈、充沛的“存在感”。
说句怪力乱神的话：我父亲背上有两颗痣，根据中国传统的说法，那是“劳碌命”，一辈子工作辛勤。少年的他长得瘦弱，一张长长的马脸，浓眉大眼高鼻，有几分营养不良的颓相。年纪越大，工作越重，反而越趋发福，脸圆了，腰肚圆得更厉害，但挺直的鼻梁和深邃的眼神仍然顶天立地地存在，两三天不刮胡须便有人误认他是洋人。他极少谈及家族事情。或因父母早亡，他来不及探问细节。偶尔喝了酒，他涨红着脸重复这样的说法：“家辉，你的爷爷的爷爷是英国人，本姓 Majeson，来中国娶了中国老婆，改姓马。所以，我看上去像洋人，你看上去也像洋人，因为我们的父系就是洋人。”
我没把这话当真，倒常跟朋友们胡吹其他的家族根源版本。其一，我家远祖本是罗马士兵，汉朝流落中国，有人问：“您尊姓大名？”他以为对方问他来自何方，答曰：“Roman ！ Roman ！”对方听不懂，误认他的意思是：“老马！老马！”
其二，我家远祖是鲜卑人，本名拓跋六郎，魏晋南北朝时是王室贵胄，“五胡乱华”就是我家远祖有份干的事情，后来落难了，来到南方，因比其他人更擅马术，得了“马王拓跋”之誉，慢慢简称为“马拓跋”，子子孙孙因此姓马。原先为什么叫作六郎？不为什么，只因我迷信，命书说“六”是我的吉祥数字，随口乱编故事，理所当然要用上它。
我写作许多年了，从杂文到小说，我一直想写我父亲的故事，但我是这么无力和无能。理由非常简单，对于父亲的故事，我知道的根本就不多。或该说是，我知道的非常非常的少，茫无头绪，难以找到足够的故事素材。我父亲是个寡言的男人，唯在喝得半醉的时候多谈几句旧事，但来来去去都是零碎的述说，说得最多的事情只有两件：一是前述的关于我家远祖的英国根源；另一便是曾有相士铁口直断他只有六十三岁阳寿。所以他在六十二岁半那年把手里的积蓄花光，而他今年已经八十二岁，依然健在。就这样而已。我心疼他生了个写了上百万字文章的儿子，却未能让儿子完整地、有头有尾地用笔头记下他走过的人生道路。对迷信文字力量如我的人来说，他是个没有故事的人，这让我无法接受。
最近半年算是有了新进展：我父亲开始用手机了。我跟他在手机屏幕上沟通，问候，请安，非常简单地闲话家常，多问了几句关乎祖父祖母的生平，亦对我和他的关系有了前所未有的拓展。譬如说，有一回，因为雇人修理计算机之事，我父亲摆了乌龙，我有点不高兴，传字对他说：“你这么做很不好，让我很为难。我明明说过别这么做，为何你仍要如此？”传出之后，心里不安，觉得说得太重。岂料，半小时后，手机传来他的回应：“sorry，以后不会了。”这一刹那，我几乎流泪，因为这一刻，仿佛我才是严苛的父亲，他是个受责的儿子，我们的关系彻底颠倒过来。
或许我将来会写一本书，但不是张大春的《聆听父亲》，而是马家辉的《阅读父亲》。阅读手机里的父亲，透过手机了解父亲。两部手机之间有一条看不见的线，竟然把我和父亲再次拉到一起。之于我，在文字故事里跟我父亲“重逢”或是最稳当而温暖的形式。但有时候我不免狐疑：我父亲愿意吗？他会否根本不希望读到我写及他的任何文字？会否担心我把他写得不够好，甚至，写得太坏？我亦为人父，至少我有此忧虑。
我女儿二十六岁了，她写小说，用英文，发表了一篇。我读了第一段便放弃了，因为第一段写的便是父亲出走。我非常非常担心在她的文字里读到她心中的我，读出她心中的我的阴暗、愚昧、无能，甚至邪恶。 我非常非常担心在她的文字里读到她对父亲的怨怼和恼恨。不知道有多少回了，我打开计算机，开启她的小说，想咬牙读下去，但读了几个字便停下来；又一回，再开，再读，再停下来。我实在冒不起这种在文字里“重逢”的风险。
或许，再过一些岁月吧。待我真的真的老了，老到什么都不在乎，也不在意了，总会有一天晚上，我泡一杯热茶，把她的小说印出来，坐在沙发上，在夜灯下，就只把小说当作纯粹的文学，云淡风轻，认认真真地读，纯粹以读者之眼，看在她笔下，出走了的父亲到底去了哪里，又会否迷途历劫之后，满身伤痕，安然归家？
如果问我生平有没有感到后悔的事情，我的答案必是：“没有多生一个孩子。”别误会，我并非遗憾于只有女儿没有儿子。我说的是，孩子，无论男女。可能是上了年纪，每回看见我女儿的孤独背影，我便联想到他日自己和她母亲走向衰败，终而死亡，天地茫茫，唯剩我女儿一人面对，那是何等凄酸的事情。她性格内向，跟她母亲一样，几乎是“零朋友”，办事情亦手忙脚乱，令我这个多愁善感的父亲忍不住提早替她感到无助和伤心。她将一人独自面对父亲的离去、母亲的离去，再然后，早已抱定独身主义的她，很可能要独自一人走向人皆不免的颓败衰亡。生命的各式重担将如梁柱般从她前后左右倾斜崩塌，一根连一根地朝她头顶压下，她奋力闪躲逃避，可是，终于，累了倦了，无论是被迫、抑或自愿，她跟她父亲和她母亲，以至所有人相同，必被压垮于地，只不过，我和她母亲的身边有她，而她身边，没有其他的人。
唯有安慰自己，无所谓了，有人也好，无人也罢，生命的终章密码毕竟只能由个人独自面对和解读，谁都一样，不分你我他。曾经成为家人，共处过，喜乐过，争执过，笑过哭过，便是谁都夺不走的独特体验。
这使我想起小说《百年孤独》的末段预言，如斯哀伤却又如斯真实，何止马尔克斯，何止布恩迪亚家族，何止百载千年，而更是不管何时何地何人皆须面对的宿命处境：“当奥雷里亚诺为避免在熟知的事情上浪费时间又跳过十一页，开始破译他正度过的这一刻，译出的内容恰是他当下的经历，预言他正在破解羊皮卷的最后一页，宛如他正在会言语的镜中照影。他再次跳读去寻索自己死亡的日期和细节，但没等看到最后一行便已明白自己不会再走出这房间，因为可以预料这座镜子之城——蜃景之城——将在奥雷里亚诺全部译出羊皮卷之时被飓风抹走，从世人记忆中根除，羊皮卷上所载一切自永远至永远不会再重复，因为注定经受百年孤独的家族不会再有第二次机会在大地上出现。”
而这之于我，便是最最基本的珍惜“家”的理由。
节选自《大叔:我们终于可以聊聊走过的路》作者：马家辉；出版：广东花城出版社有限公司；品牌：时代华语
来源：时代华语
编辑/韩世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