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
主题：2022新开局，中国经济的未来与挑战
时间：2022年1月19日
地点：北大国发院承泽课堂暨中信读书会
嘉宾：林毅夫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国发院名誉院长、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
余永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王勇 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学术副院长
主持：赵秋运 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研究员、国内发展合作部主任
主办：中信出版集团、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中信读书会
2022年1月19日，在两本新书《中国经济的前景》《论中国经济的发展》出版上市之际，由中信出版集团、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中信读书会共同主办的“北大国发院承泽课堂暨中信读书会”线上举办。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国发院名誉院长、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林毅夫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教授，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学术副院长王勇副教授应邀共同就中国经济的未来与挑战进行研讨对话。
中国经济的外部环境会充满挑战
主持人：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当下，中国经济发展的世界意义不容小觑。预测世界经济的宏观走向，破译中国经济继续保持相对快速发展的密码，解答中国经济发展的相关问题，是我们的重要课题。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中国也应承担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促进经济和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世界责任。
今天林毅夫教授、余永定教授、王勇副教授将就中国经济的未来与挑战进行对谈，对于大众关心的“十四五”发展重点、共同富裕、2035年远景目标、“卡脖子”问题、“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等具体问题给出相应的观点，并带来《中国经济的前景》和《论中国经济的发展》这两本新书内容的精彩分享。
《中国经济的前景》和《论中国经济的发展》包含了关于中国经济发展问题，如2021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人口老龄化、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和世界的影响、新结构经济学知成一体等的更加具体深入的解读，大家可以参考阅读。
林毅夫：今年是我国完成第一个百年目标，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向第二个百年目标新征程的第一年，也是二十大即将召开的一年。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我想利用这个机会，结合这两本书的观点，来谈谈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挑战、机遇以及应对之策。
我主要谈三个观点。
第一个观点，在今年和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的外部环境会充满挑战。
首先，以今年来说，新冠肺炎疫情进入第三年，世界可能会出现分化。发达国家，比如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国家，其疫苗接种率已经很高，同时也有不少人得了新冠肺炎。很可能到今年下半年，发达国家的生活与生产会恢复，从疫情当中复苏。但是发展中国家的疫苗普及率非常低，在发展中国家可能还会出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新冠肺炎疫情的传播，给发展中国家的生产、生活带来巨大的挑战。不少发展中国家也可能会因疫情冲击而继续出现经济衰退。
一旦发达国家的生产、生活恢复正常，对中国的依赖可能会减少；而发展中国家则可能还在疫情的冲击当中，生产、生活、收入、就业受冲击，进口会减少。总的来讲，2022年外需可能会相当疲软，2021年中国出口增长很高，这种增长可能今年出现下滑，会对中国经济有影响。
其次，我们现在正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产生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美国觉得自己本来在整个20世纪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最强的国家，主导整个20世纪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但是在2014年，中国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经济总量超过了美国，中国的影响逐渐上升，所以美国就想利用自身科技、军事、意识形态方面的霸权来阻挡中国发展。
从特朗普政府开始的在贸易方面制造各种障碍、在技术上卡中国脖子的政策，在美国两党中基本上已经形成共识了，可能会继续一段时间。而且还可能组成根据意识形态组织起来的民主同盟、反华同盟，像澳大利亚或立陶宛这样以意识形态来干预经济的情形，可能会此起彼伏，对中国的外部经济环境会带来挑战。这种情形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可能会持续，我们必须有打持久战的心理准备。
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需要新发展格局
林毅夫：第二个观点，在今年以及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是政治，是大局。
首先，今年是政治年——二十大要召开，根据我刚才的分析，美国可能会走出新冠肺炎疫情，开始复苏，美国很可能会出现一两年经济的增长在5%左右。懂经济的人知道，这是因为美国刚开始复苏，而我们在2020年就控制住疫情了，2021年就已经复苏了。我们复苏开始得比较早，我们从复苏初期的高增长回到比较常规的增长，这是正常的。但要是美国的经济增长一两年比中国的增长速度高的话，可能会引起一些不懂经济规律的人的过度解读，影响到国际、国内对我们自己的信心。
因此，我们要克服这种可能性，只能保持比较高的增长，才能避免美国因为处于复苏初期而增长率比我们高。
其次，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提出了新发展格局。其内容有两部分：一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二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主体地位实际上取决于两点，一个是国内经济体量的大小，一个是服务业在经济当中占比的大小。现在制造业的规模经济很大，如果国内的经济体量越大，国内生产在国内消化的比重就会越大。如果国内经济体量越小，要实现制造业的规模经济，就必须更多地依靠出口，所以，国内循环的比重跟经济体量有关。
同时，现代服务业当中，尤其生活服务业，许多是不可贸易，如果服务业的占比越高，国内循环的比重也会越高，这是经济规律。不管是要扩大经济体量，还是要提高服务业占比，都需要靠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增长越快，收入水平提高得就越快，经济体量就扩大得越快，同时服务业的占比也会提高得越快，这样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就会越强。所以，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需要来讲，也必须保持经济比较快速的增长。
2014年我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经济规模超过了美国。美国有失落感，就采取各种措施想来抑制中国的发展。这种政策实际上从奥巴马时代就开始了，当时美国提出重返亚太，把军事力量从地中海、中东部署到东亚来，就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之后，特朗普发起贸易战、科技战等，现在拜登萧规曹随，有地方甚至变本加厉，比如组织民主同盟等来围堵中国。这种情形在国际上被称为“修昔底德陷阱”。一个守成大国跟新兴大国之间的竞争，引起的两国之间的摩擦，给国际社会带来了很多不确定性，所以称之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保持比较高的经济增速，是政治、是大局
林毅夫：这个大变局什么时候会结束？大概只有中国的人均GDP达到美国一半的时候。如果中国的人均GDP达到美国的一半，中国内部收入水平比较高的北京、天津、上海三市以及东部沿海的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五省，加起来的人口有4亿多，人均GDP大概会跟美国达到同样水平。现在美国3亿多人，将来也会逐渐接近4亿。这两者的体量相当，人均GDP相当。人均GDP代表平均劳动生产率水平、平均产业技术水平，到那时候，三市五省的体量跟美国一样大，产业技术水平跟美国同样高，美国现在可以卡我们脖子的技术优势就没有了。
同时，中国人口是美国的4倍，如果人均GDP是美国的一半，我们的经济体量就是美国的两倍，美国再不高兴也不能改变这个事实。
并且，当时中国会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比美国大两倍，而且中国还有中西部10亿人口，他们的人均GDP大概只有美国的1/3，应该可以保持比较快速的发展，所以中国整体还会保持比美国更快速的发展。
从2008年开始，全世界30%的经济体量和市场的扩张来自中国，到那时候也会是这样的情形。所以到那时，美国财富500强的企业，如果想继续保持它们的地位，不能没有中国的市场。失掉了中国市场，就要退出财富500强。不仅大企业，美国如果要就业，要经济增长，不能没有中国的市场。国际贸易是互惠双赢的，但是小经济体所得到的好处远远大于大经济体。如果中国的经济体量是美国的两倍，在国际贸易当中，美国和中国贸易得到的好处是远比我们大的。美国为了自己国内经济的需要，为了保持其一些大企业在国际的领先地位，不能没有中国市场。到那时，就会进入一个新的国际经济、政治格局。
如果中国到2049年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把中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发展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强国，到那时候我国的人均GDP应该要达到美国的一半。现在我国的人均GDP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大约是美国的25%；按照市场汇率计算，大概是美国的18%。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要达到美国的一半，从现在到2049年，平均每年的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速度必须比美国高2.5个百分点。
美国每年的人均GDP长期以来的增长率为2%，我们每年人均GDP增长率要比美国高2.5个百分点，在人口老龄化、人口不增长的前提下，从现在开始到2049年，每年的经济增长率应该达到4.5%，才能驾驭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进入到一个新的国际政治格局。
最后，就是美国想构建所谓的民主同盟围堵中国，让其他国家跟中国减少贸易往来，但是贸易是双赢的，其他国家并没有跟美国一样宁可牺牲经济利益，也要维持霸权或争霸世界的野心。其他国家的政策主要是维护自己的就业和发展。中国如果发展得越快，市场规模扩张就越快，其他国家与我国贸易得到的好处就越多。我们只要发展得越快，发展得越好，美国实现构建所谓民主同盟等想法的可能性就会越低，所以化解美国想围堵我国的最好方法，还是保持我国经济稳定和较快的发展。
从上述四个方面来讲，保持一个比较高的经济增速，是政治、是大局。
能发展多快，取决于发展思路、意愿和举措
林毅夫：第三个观点，中国仍然有非常巨大的发展潜力，但能发展多快取决于发展思路、发展的意愿和发展的举措。
我们未来的发展必须是高质量发展，因为现在我们的收入水平已经超过1万美元，很可能在“十四五”规划完成之前，也就是2025年之前，人均GDP超过12535美元，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收入水平提高，人民对生活质量的要求就会提高，只有高质量的发展才能满足人民不断增加的对美好生活的期望。
怎样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首先必须遵循新发展理念的5个要求：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5个要求中最重要的就是必须按照比较优势来推动创新。因为如果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符合比较优势，企业就会有自生能力，并且在政府的因势利导下，克服外部性和基础设施完善等市场失灵问题，来降低交易费用，发展的产业就会在国内外市场有竞争力，经济就会最可持续。
第二，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进行创新，经济会发展好，有竞争力，政府的税收会最多，企业也会有自生能力，不需要政府的保护补贴。那么政府就会有最多的资源来解决城乡差距、地区差距的问题，来协调经济的发展。
第三，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产业，企业有自生能力，只要管理好，就能够盈利，企业会有最大的意愿采取绿色的技术发展，满足各种环境的规制。
第四，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当然会开放，中国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多生产，多出口，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多利用国际市场的资源，就会是开放的发展。
第五，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在初次分配可以实现效率和公平的统一。因为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会有最大的竞争力，所以，是有效率，同时，能创造最多的就业，让收入比较低、主要靠劳动力生活的群体有最大的就业机会，能够分享经济发展的果实。而且这样的发展能够快速地积累资本，资本就会从相对短缺变成相对丰富，劳动力从相对丰富变成相对短缺，工资的增长会最快，收入分配会改善。所以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一次分配就能够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而且，政府的税收多，不用去补贴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政府就有最大的力量来进行二次分配，照顾鳏寡孤独等以及临时失业的人群。企业只要管理好就能赚钱，那么只要税收合理鼓励，企业也会有最大的积极性来进行三次分配，所以能够实现共同富裕。
中国有相当巨大的后来者优势、换道超车优势
林毅夫：中国如果能够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话，未来发展潜力很大。
首先，中国还有相当巨大的后来者优势。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在2019年时，中国只有美国的22.6%，这相当于德国在1946年与美国的差距水平、日本在1956年与美国的差距水平、韩国在1985年与美国的差距水平。德国从1946—1962年的16年间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是9.4%；日本从1956—1972年的16年间每年平均增长是9.6%；韩国从1985—2001年的16年间，每年的经济增长是9.0%，都在9%以上。
当然它们那时候没有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人口老龄化最大的影响是劳动力不增长，如果扣除人口增长带来劳动力增长的因素，德国1946—1962年间的人口增长年均0.8%，单靠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每年经济增速是8.6%。日本在同一个时期的人口年均增长是1个百分点，所以单靠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每年也是8.6%。
韩国在同一个时期的年均人口增长率是0.9%，单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每年经济增速是8.1%。所以即使未来我们面临人口老龄化导致劳动力不增长，但靠劳动生产率水平提高仍可以有高速增长，从后来者优势看，在2035年以前每年应该还有8%的增长潜力。
其次，中国还有另外一个优势，就是换道超车的优势。德国、日本、韩国在追赶美国的时候，当时没有以人力资本投入为主、研发周期特别短的新经济。
我们现在有人工智能、互联网、大数据，这种新经济的研发周期短，主要靠人力资本，中国是人力资本大国，在这种新经济的换道超车上有优势。
如果把这两种优势都用好，到2035年的时候，中国还有年均8%的增长潜力，只要努力，应该可以实现年均6%左右的增长。同样的，到2050年，中国靠后来者优势与换道超车的优势，每年应该还有6%的增长潜力，只要努力，应该能够实现每年4%左右的增长。这样的话，就能够实现我刚才讲的，从现在开始到2050年，年均人均GDP增长比美国高2.5个百分点。
那么潜力怎么发挥？我们必须确立，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要把发展的基础与关键地位提上来，认识到发展的重要性。只要认识到发展的重要性，做出必要的努力，那么就有可能把潜力发挥出来。要发挥潜力，一方面必须建立有效市场，形成能够反映各种要素相对稀缺性的价格体系，引导企业按照比较优势来进行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另一方面必须有为政府来帮助企业克服技术创新、产业升级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各种市场失灵。市场失灵可能是在基础设施的瓶颈，也可能是各种制度安排的完善。同时，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难免受到各种周期波动和外部冲击的影响，这时，有为政府就应该利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只要能这么做，就能够比较好地将发展潜力发挥出来。
所以总的来讲，展望未来，我们应该确立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两只手的共同作用之下，按照我国的比较优势，充分利用后来者优势和换道超车的机会来推动经济发展。那么，我们不仅能够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而且，能够驾驭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到21世纪中叶、建国100年时，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强国，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高质量发展，必须有发展才有高质量
林毅夫：首先必须把我们的思路理清楚，而且要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对中国来讲，保持一个比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这是大局。
高质量发展，必须有发展才有高质量。绝对不能为了高质量而牺牲了发展。如果把这个认识确立好了以后，中国就有很多发展的空间，不管是产业的升级、技术的创新，不管是继续利用后来者优势，还是利用换道超车的优势，我们都有很多机会。
要利用好这些机会一方面要依靠市场竞争给企业家创新的激励，另一方面政府必须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帮助企业家克服各种市场失灵，政府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
只要把这些思路理清楚，在各个地区应该发展什么产业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新结构经济学根据和世界前沿的差距、是否符合比较优势以及研发周期的长短，将各个地方现有的产业划分成追赶型、领先型、转进型、换道超车型和战略型五大产业，可以给各个地方的政府思考怎样在现有产业的基础上，依靠各地的比较优势，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参考的框架。
我们也知道，对任何国家来讲，经济发展要好，必须按照比较优势。可是像中国这样的大国，需要有国防安全，甚至经济安全的考虑。在国防安全和经济安全领域，就不能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影响到国防安全和经济安全的一定是发达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而我国尚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所以一些发达国家可以掐我们的脖子。在那些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中，企业是没自生能力的，这时就需要保护补贴，需要巨额且长期的保护补贴。
但从新结构经济学的框架来看，那样的产业不会太多，应该可以用财政来直接补贴，而不是像计划经济时期一样，由于要发展的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太高了，只能用扭曲各种价格信号和干预市场的方式来进行补贴。
在新结构经济学所划分的五大产业当中，违反比较优势的战略型产业是有的，但是它在整个经济当中所占的比重是很小的。发达国家也同样有这样的产业，对于这一类产业，发达国家的补贴方式是财政直接补贴，补贴不会影响价格信号，也不会影响资源的直接配置，我国也应该是这样。
整理/雨驿
编辑/王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