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9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主办的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42期）于线上举行。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易定红代表论坛发布了题为《疫情下我国就业形势与就业模式变化》（下称“《报告》”）的中国宏观经济专题报告。

《报告》中重点提到，新冠疫情给我国的劳动力供给及需求造成了深刻的影响，在政府“稳就业”的目标下，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网络技术对稳定就业发挥极大作用，这其中又以平台就业为代表的新就业模式尤为突出。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也在论坛上提出，“稳就业”的主体是国内数量庞大的中小企业，“中小企业稳，就业就稳”。

被冲击的就业市场

根据今年初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1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269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由2020年2月最高点的6.2%降至5.1%。虽然后疫情时代失业率长期处于平稳下降的趋势并没有改变，但受疫情零星反扑、国际局势日趋复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等影响，国内就业形势保持稳定仍旧面临着不小的挑战和压力。

尤其是2022年高校毕业生规模将达到1076万人，比上年度增加167万人，规模和增量均创历史新高；“招工难”、“求职难”等一些就业领域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尚未得到根本缓解，而部分行业和企业的生产经营可能受到疫情的影响或冲击，用工需求仍将会出现波动。

易定红在《报告》中指出，新冠疫情对国内就业市场造成了较大的波动。在疫情最严重的2020年初，短期内中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创2018年1月以来新高，一般城镇就业人口下降2640万人，大量的劳动力退出了市场。

根据国家统计局当时公布的数据显示，整个就业人口中有约7568万人处于休假未上班的状态，占总就业人口的18.3%，整个一季度受到影响的就业人口超过一亿。

易定红总结称，从整体来看，国内失业率长期平稳下降的趋势并没有改变，整个新冠疫情对失业率的影响持续了一年左右。

从疫情对各个群体就业的情况看，农民工群体受疫情冲击的时间短，就业形势从长期来看较为平稳，波动幅度较小，目前已经基本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年轻群体和高校毕业生在疫情期间就业受到冲击较深，持续时间长，波动幅度大，目前来看影响还未完全消除，所以需要在经济层面探索适合他们的就业模式。

信息技术对稳就业作用巨大

当前就业形势企稳，除了得益于政府在疫情期间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就业的政策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新就业模式的发展。

所谓的新就业模式是指依托于信息网络技术，伴随着数字经济平台而产生的新的工作组织形式。主要有三个特点，第一是组织方式依托网络平台，因此具有灵活性、分散性；第二是劳动者与工作岗位的结合方式发生了变化，由此衍生出新的依托于平台的劳动关系，其中一种是自雇（创业），另一种是较为有弹性的平台雇佣关系；第三是工作状态发生变化，在时间和空间上更具灵活性。

易定红判断，就业模式通常受到技术的影响，我国正在经历第四次新技术革命，新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传统的就业模式，进而影响到劳动市场就业数量和就业结构的变化。

比如在新冠疫情条件下，传统就业模式受到的影响较大，以技术平台经济为代表的新就业模式在疫情条件下取得了比较大的进展。    当前我国存在着包括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不同类型的新技术，不同的技术会产生不同的就业模式，但就目前来看，对就业稳定发挥最大作用的就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网络技术。

《报告》中提到，新就业模式在疫情期间为整个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工作机会。疫情之后，以阿里巴巴、抖音、美团等为代表的经济平台提供的工作资源达到1亿人以上，其中抖音平台的工作机会增加了3000万人以上；美团方面的数据亦显示2020年上半年美团平台的骑手人员相比于2019年上半年增加了41.6万。

需要注意的是，易定红在《报告》中提到，平台经济企业虽然宣称创造了就业岗位，但从实际理解来看，这种岗位与传统的就业观念并不一致，而应该从工作资源的角度进行理解。

从数字经济招聘占总招聘规模的比重来看，经济水平越发达的地方数字经济对就业的贡献越大，比如广东、北京、上海数字经济招聘占比分别高达26%、18%和12%，这也说明数字经济就业模式是未来的一种发展趋势。

易定红认为，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网络技术在三个方面对就业市场的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

首先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可以提供大量的就业信息，降低职业搜寻成本；

其次是信息网络技术产生的经济活动能够满足企业个性化定制的需求。目前中国社会整体的生产力很强，但一个关键问题是需求的不明确。以往的用户需求是由大规模制造的标准化所带来的，而个性化的需求在近年来高涨，从而带动了整个社会经济体量的提升，因此促进了劳动就业的上升；

最后是信息网络技术改变了劳动力与资本要素投入的比例，降低了劳动力进入市场的门槛。比如在传统模式下开店必须要有实体的铺面进行投资；但在互联网经济平台中，网上开店极大的降低了初期的资本投入，这是创业成本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同样能够促进就业。

以电子商务在乡村的推广为例，2018年以后随着乡村振兴政策的实施，使得整个乡村地区电子商务以及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发展迅速，国内的淘宝村由2019年的4310个迅速增加到了2020的5425个，到2021年增加至7023个，连续四年增量保持在1000以上。

另外，信息技术的进步也使得在线办公的规模与使用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易定红还分析称，新就业模式下雇佣关系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目前国内个体工商户已达到2.3亿，且这一数据还在上升，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平台就业，传统雇员是在下降的。

虽然《报告》中提到新就业模式的规模将持续壮大，但以此衍生出的一些问题仍需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

首先从劳动关系角度看，劳动者与平台的雇佣关系较难界定，因此双方的雇佣关系管理受到影响，这不利于劳动者权益的保护；其次这种工作组织方式存在着较高的不稳定性，因此就业社会保障在未来仍需更多研究；最后从新就业模式产生的工作技能性质来看，这类工作技能偏低，不利于青年劳动者的技能积累，也不利于未来工业化社会需求的增长。

稳就业更需关注中小企业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在论坛现场表示，疫情期间就业形势虽然在新业态新技术的推动下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但需要注意的是中小企业依旧是“稳就业”的主体，“中小企业稳，就业就稳”。

从全球范围来看，中小企业所解决的就业量超过70%；从国内视角来看，截止2020年末国有企业总体就业量为5562万，占总就业的比重为7.5%，中国1.4亿家中小微企业解决的就业量占比超过了85%，是“稳就业”绝对的压舱石。

刘元春提出，目前的一个现象是传统的稳增长目标与稳就业目标出现了偏差，GDP增速的达标并不意味着就业率的达标。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GDP的增长主要体现在技术进步、产业升级以及对劳动力的替代上，就业弹性反而逐年下降；另一个原因是政府“稳增长”的政策工具是从大企业、国有企业向小企业和民营企业进行渗透，这两个因素导致后疫情时代经济复苏与就业复苏出现不匹配，即GDP的复苏和就业的复苏具有不同步性。

刘元春分析称，PMI指数（采购经理指数，能够反映经济的变化趋势）已经连续数月在枯荣线之上，同时连续两个月进行反弹，但小企业PMI指数从去年二季度开始已经连续三个季度下滑，大中企业和小企业间出现的分化所导致的重要结果是承担了更多就业压力的中小企业反而在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复苏进程中承压，传统的滴漏效应、涓滴效应等“大河涨水小河满”的现象在目前并没有显现。

刘元春认为，目前虽然疫情对中小微企业造成的冲击的增量在下降，但这种冲击是长期的、持续性的，而压力的累计与中小微企业的承受能力相悖而行，这导致出现一种现象，即中小微企业在政策救助加速的进程中其就业的吸纳能力反而到达了顶点，最后不得不通过裁员、企业关停等举措来解决目前的危机。

“如果简单的通过稳增长、稳大型企业、启动大型项目等措施来‘稳就业’，我们反而会看到在经济救助开始的过程中，就业情况出现承压的现象”，刘元春表示。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中小企业研究院做过的一些抽样调查显示，小微企业面临的第一大问题是订单不足、开工不足；第二大问题才是由于人力成本、原材料成本所导致的成本上升的问题；第三是日常经营资金与发展资金的短缺等问题。

这一调查说明对小微企业进行减税降费的救助的确很重要，降低成本也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给予小微企业恢复生产的订单。

刘元春表示，自2021年二季度开始政府对小微企业的救助力度就在持续减弱，持续减弱的原因是疫情带来的冲击和各种负担在减弱。但需要注意的是，即便新冠疫情带来的冲击增量在减少，但各方的压力却是在持续叠加，“压死骆驼的往往是最后一根稻草，而不是第一个巨大的负重”，所以‘最后一根稻草效应’更需得到关注。

对此，刘元春提出建议称，政府对于小微企业的救助力度不能因为外部冲击的减弱以及冲击增量的减弱而减少，而是要持续的进行加码，在给予相应纾困基金的同时，在大型企业、大型项目的订单上能够针对小微企业有所展开更为重要。

来源/观察者网

编辑/樊宏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