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雪峰先生是鲁迅的学生和挚友。他热爱鲁迅、崇敬鲁迅，又深深地理解鲁迅。可以说雪峰先生是鲁迅后期光辉思想、言行的见证人。他和鲁迅亲密无间、心心相通，正如丁玲同志所说：“鲁迅在雪峰的精神世界里是一尊庄严、生生向往的塑像，他们的关系远远超过一般同志和师生。”

鲁迅亲笔题款赠给冯雪峰的照片

冯雪峰从长征路上背回来，专程到上海送给鲁迅的一幅唐卡

1956年，许广平先生把一批鲁迅的文物捐赠给北京鲁迅博物馆，其中有一件装在精制的镜框里的一幅画。许广平先生在交给我们的时候再三地说：“这是冯雪峰从长征路上背回来的，是他路过彝族地区时，小叶丹送给他的。”许先生反复地说，生怕我们记不住。

当时接收这件文物的主要有许羡苏先生（她是许广平先生的同学和好友）和后来被任命为副馆长的杨宇同志和我。在许羡苏的原始账上，明确记有“冯雪峰长征背回少数民族图”，还记有“冯雪峰长征带回画连框，放故居”。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只知道这些。这幅画，我们看不懂，它到底是什么画，它有什么意义，对于我们来说，始终是个谜。

2008年，负责鲁迅博物馆保管部工作的夏晓静同志为了弄清这件文物，找到我要了解这件文物的有关情况，这也是我从事鲁迅文物工作未完成的一项工作。为此我又找到当年一起接收这件文物的老领导——88岁的杨宇同志，他还清楚地记得这件事，他说：“这应当是一幅唐卡，是冯雪峰在长征途中小叶丹送给他的。雪峰先生从长征路上背回来，专程到上海送给鲁迅的。在1956年第一次组织鲁迅生平展时，为了表现鲁迅和冯雪峰的关系，曾经想把它放在陈列上，但由于当时的历史情况和唐卡的内容未能展出。”

为了进一步了解这件文物，我也专访了雪峰先生的儿子冯夏熊同志，他说：“曾听父亲讲过这段历史。那是1936年初，他们跟随中央红军长征一起到达陕北，不久父亲又接到中央的命令，以特派员的身份由中央派人护送到和张学良东北军驻防的分界地，与张学良部队取得联系，并由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将父亲送到南京，最后辗转到上海，住在鲁迅的家中。父亲说，那个时间一有机会就向鲁迅详细讲述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故事，这件小叶丹赠送给父亲的礼物，就应当是所讲的长征故事中的一段吧！”

2008年12月23日，北京鲁迅博物馆组织召开了一个文物鉴定会，特请故宫博物院藏传佛教专家罗文华来馆鉴定。周海婴先生、孙郁馆长，以及文物资料部的业务人员和退休后的我也参加了。

它是鲁迅的文物，更是冯雪峰和鲁迅友谊的鉴证物

这幅唐卡装在一个栗色原木的镜框里，镜框高84.4厘米，宽52.2厘米。唐卡的尺寸为高50.5厘米，宽34厘米。工作人员戴着手套按罗文华研究员的指示小心翼翼地将唐卡取出，唐卡下面衬着的是一张托裱好的浅黄色带花纹的绫子。罗研究员细细地观看唐卡的每一部分，看后说唐卡后面一定有字。他让工作人员将唐卡翻过来，果然，后面有五个梵文字母。随后罗研究员向与会人员详细讲解这幅唐卡的绘画内容、艺术风格及其珍贵的历史价值。

他说：“这是一幅名为‘大成就者冬必巴’的唐卡，其主要绘画内容是大成就者冬必巴（有的翻成东毘巴，还有译成宗比巴、甘帝巴、多必巴）和明妃骑着老虎从山林里修行出来的故事。大成就者是指古代印度历史上专门修习密法的大师。根据西藏历史传统，大成就者的数量不一，最常见的说法是八十四位，而冬必巴排在第四位……”罗研究员为与会者详细地介绍了冬必巴发展的历史及其故事。

据罗研究员介绍，这幅唐卡的原件上还应当镶有一个硬的边，镶的边上有天干地支。他说这镶边是后来缝上去的，不知为什么没有了呢？罗研究员就带着疑问的眼神，看着海婴先生。海婴先生回答说：“当时雪峰先生将它赠送给我父亲的时候，可能就是这样，如果带着镶边，父亲是不可能将它拆掉的。”

罗文华研究员最后说：“在藏传佛教文化区，人们之间交往时赠送唐卡的情况并不多见，只有在关系非常好的朋友或上司之间才会赠送唐卡作为礼物。况且此幅唐卡是一幅古代的唐卡，在寺庙或佛堂中，都被视为圣物，一般不会轻易送人。赠送这种唐卡的人，一定是对对方极为尊重的一种表示。朋友间赠‘大成就者冬必巴’唐卡是比较罕见的。”

海婴先生听完专家的鉴定和介绍，面带笑容，向专家表示感谢，并再次仔细端详这幅唐卡，用手轻轻地抚摸唐卡的镜框。可以想象此时的海婴先生一定思绪万千，可能回到卅年代，再现父辈们的友谊情深。

听了罗研究员的介绍，才真正地了解和知晓，雪峰先生当年为了能将小叶丹赠送的唐卡作为珍贵物件带出来，是经过多少的艰难与险阻。

首先在长征路上，能将这幅唐卡带走，在极端无奈的情况下，只得将那个镶在唐卡外边的硬边取下，将唐卡卷起来，困难地带到延安，又经过伪装加以保护，才通过层层封锁线，将它带到上海，送给鲁迅。雪峰先生的一片真情，鲁迅也是由衷地领会的，所以鲁迅是用家里最贵重的镜框和很好的绫子把唐卡装好，并妥善地保存起来。七十余年过去了，唐卡依然鲜亮如初，这真实地记载和再现了雪峰与鲁迅无私、深厚的革命友谊。

小叶丹赠送雪峰的唐卡，又再一次书写了刘伯承总参谋长与小叶丹“歃血结盟”留下的一段“彝海情盟”动人故事的续篇。

鲁迅亲笔题款赠给冯雪峰的照片

两位先生一连讲了有关鲁迅的14个问题，讲了两个晚上

藏传佛教专家罗文华，对这件唐卡的定名、历史和价值做了精辟的说明；先辈们对这件唐卡的来历及其流传经过，有着明确的告知和记载。可以说对于这件唐卡本身的故事，我们已知晓，但我们更想知道的是当年小叶丹如何将这件唐卡赠送给雪峰先生的精彩故事，却由于没有留下任何记载，先人们都已纷纷离去，这可能将是一个永远的遗憾。

可喜的是，这件作为历史鉴证的唐卡，仍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她既是长征途中少数民族送给红军的礼物，是少数民族同胞和红军情谊的记载，又是鲁迅的文物，更是冯雪峰和鲁迅友谊的鉴证物。这多重的记载，将使这件文物更有其无与伦比的历史价值。

新中国成立以后，雪峰先生作为鲁迅的战友、鲁迅事业的知情人、国家出版事业和文艺界的领导者，对鲁迅博物馆的工作是关心备至的，从建馆初期鲁迅博物馆的第一个陈列展出，到数次陈列的修改，雪峰先生都亲自参加并提出宝贵的意见。

有一件事是值得特别要向人们讲述的：

那是1972年，雪峰先生从干校回到北京，馆里的同志都渴望见一见这位鲁迅的亲密战友，听他讲讲鲁迅的事迹。为此，我去拜会了雪峰先生，向他提出我们想请他来馆作报告的要求，并给他提供了一个讲话的提纲，他当即就高兴地答应了。

回馆后，我就打了一个报告给当时的上级领导，申请请雪峰先生来馆作报告。报告打上去，领导批下来：“不同意。”我想不通，我去找过局里的领导，我说雪峰先生在十年前就已摘掉了“右派”的帽子，为什么不能请他来作报告呢？但上级领导仍坚持。无奈，我只好去找胡愈之先生。胡愈老听完我说的情况后，非常气愤。老先生坚定地说：“我带雪峰去。”日子就选定在12月25日。

终于等到12月25日，就在那天的傍晚，天特别冷，胡愈老用车子将雪峰先生接到了博物馆。那时，全馆的业务人员都挤在一个狭小的接待室里，等待雪峰先生和胡愈老的到来。

雪峰先生和胡愈老相互扶着走进接待室，受到参会者的热烈欢迎。我们的副馆长杨宇同志迎上前，安排二老入座。似乎没有什么欢迎词，也没有一般的客套。二老给人们的感觉是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所以整个的气氛非常亲切、非常融洽。讲演就这样开始了。

雪峰先生拿着我们给他的提纲，一一道来，一共讲了十四个问题。其中有“关于民权保障同盟”“互济会”“1936年2、3月鲁迅没有接受去苏联休养的情况”“李立三同鲁迅见面”“鲁迅治丧委员会名单”“鲁迅送给毛主席的礼物”“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手稿由鲁迅转送的情况”“《夜莺》月刊一卷四期所载《几个重要问题》为什么没收入《鲁迅全集》”“鲁迅与爱罗先珂的关系”“关于《半夏小集》”“创造社为什么攻击鲁迅”“‘左联’的解散”“关于反战大会”等等。每个问题都谈得很深入，总是一位先生谈，一位先生补充。就这样，结合他们的经历，谈得特别生动。他们精力旺盛，滔滔不绝地讲了两个晚上，使我们这些晚辈大开眼界。这是一些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它将永远载入鲁迅研究的史册。

冯雪峰著《论〈野草〉》

重病期间，忍病痛改稿，心系鲁迅研究

为了使材料准确和翔实，我们多位做记录的同志，经过核对、整理后将报告的材料送给他们本人修改。记录稿整理好，不巧正在此时，雪峰先生患了肺癌，住进了协和医院，不久又做了手术，当我去看他时，他非常抱歉地表示：“讲稿暂时不能修改了。”然后又十分肯定地说：“出院以后，我一定会抓紧时间帮你们修改好。”话不多，但确实感人肺腑。

当癌症正在威胁着他的生命的时刻，他仍惦记着对博物馆所应允的工作。而后我才知道，他出院以后不久，就带病动手修改讲稿了。直到1975年夏天，雪峰先生的病情开始恶化，他仍冒着夏天的酷暑坚持着这项工作。在雪峰家里，全家人也只是住着总共40多平方米的房子，一大间并隔出一小间房子。为了能安静地工作，他用柜子和布帘子隔着，坐在只有一平方米大小的“小屋”中，伏案一字一句地修改记录稿。

8月下旬，他请人捎话来，让我去取稿子。那天，天气特别闷热。我到先生家，看到先生的脸明显的消瘦，精神疲惫，说话吃力。我看着他，又看看这份被修改得密密麻麻的稿子，心里很不是滋味。因为此时，他的癌症已进入晚期了，体质显得非常虚弱。这时，他吃力地用沙哑的声音对我说：“请你在讲稿上加上‘1975年8月修改’几个字。”增加的字虽是几个，但分量却不一般，这里倾注着这位老人对工作极端负责的可贵精神。不仅如此，雪峰先生在重病期间始终竭尽全力为后人留下一些有价值的资料，无论谁向他求教或询问有关的问题，他都尽最大的力量，认真地、极端负责地给予解决，默默地克服癌症所带给他的难以忍受的病痛。

我最后一次去看望他，是在1975年11月，先生仍然坐在那“间”用布帘围着的“小屋”里。这时他说话更加吃力，声音更加沙哑。在我坐了约半个小时，准备起身告辞时，他却坚持要让我再坐一会儿。此时他吃力地而又语重心长地说：“有一件事，希望你能给予澄清。”

他说：“我反复地想过，石一歌介绍的‘秘密读书室’根本不是那么回事，鲁迅在溧阳路的藏书室只是存书的地方，根本不可能每天晚上到那里去夜读，因为那里又冷、又黑、又没有水喝。对此事，希望你们在有机会时，一定要给予纠正，不要再贻误后人了。”他又郑重地说：“我认为作为一个研究工作者，首先就要尊重历史，忠于历史，否则就不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他说得是那样的认真，那样的意味深长。我想这是他久久深藏在心里的话。今天回味起来，仍然清晰地响在耳边。这正是他——一位革命老前辈对我们从事鲁迅研究工作者的教诲，让我牢牢地记着。

冯雪峰手迹

知道雪峰先生患肺癌后，为了安慰他并使他鼓起勇气战胜癌症，我曾送给他一本书《癌症是不可战胜的吗？》，书中介绍了一些战胜癌症的事例，也讲解了癌症发展的过程等。雪峰先生去世后，我去看望何爱玉师母。师母说：“不知道谁送给他的一本书，使他知道了自己病的发展。他为了能争取多一点工作时间，在身体不可支持的情况下，却要求多增加电疗的时间。”我听了后心中一阵疼痛，后悔为什么要送这样一本书给先生，使他更增加痛苦。

这一切都使我看到了，是有一种力量使这位在遭受政治上、思想上、肉体上的各种折磨之后，仍然如此顽强，如此执着地忠贞于自己的事业，这只能是自始至终蕴藏在他内心深处的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使作为晚辈的我，由衷地敬仰。

今年1月31日，是先生逝世46周年纪念日，谨以此文向先生致敬。

文/叶淑穗（北京鲁迅博物馆研究员）

*提要中丁玲的话引自《悼雪峰》，发表于200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冯雪峰纪念集》

供图/叶淑穗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