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作家聂作平的笔下，中国大地是一部血肉丰满的史书——李白走过，文天祥走过，冒辟疆走过……他们的人生足迹与这片孕育着悠久历史与灿烂文明的土地融为一体。

“奔驰的火车是一个寓言。它预示着/我是一个真正的旁观者。如同时间/见证并收割，我所看到/而且正在经历的这一切。”正如多年前写下的诗作，聂作平认为，自然风景固然赏心悦目，但那些风景背后的人文与历史——先人的事迹一旦与风景相交融，便有了弥足珍贵的厚度与温度。他步履不停，执着探访那些沉淀着历史和风骨的人文风景。他相信山河有语，史书未记或者记以寥寥几笔的人事，都在山河之上留下沧桑的一笔，使过往有迹可循。他倾听大地的言语，挖掘大地的细节，以饱含情思的笔墨，讲述旧人旧事和历史风云，谱写历史、地理和人物相互印证的“史书”。

春天即将过去。

老去的人从病榻上起来，策杖徐行。他看到阳光下的山坡上，一簇簇红花明丽如霞。红花让他想起家乡的一种鸟。花和鸟有相同的名字：杜鹃。

记忆中，也是这时节，每当日暮，杜鹃鸟就会站在村居旁最高的树梢上，一声接一声地叫，一直要叫到次日凌晨天色朦胧。凄苦的叫声如泣如诉，人们称为杜鹃啼血。

老去的人由杜鹃花想起杜鹃鸟，又由杜鹃鸟想起故乡。在这个业已六十岁的老人心中，故乡杳远而模糊——自从二十四岁那年挥手自兹去，他再也没有返回过。三十多年前的故乡，虽然还点点滴滴地留在记忆深处，然而岁月消磨，已然慢慢又不可阻挡地淡了，远了，如同暮春时那些破旧了的春风。

惟有杜鹃鸟的哀鸣，依旧那样清晰，清晰得惊心动魄。

从杜鹃花到杜鹃鸟，是一个人长长的一生：

蜀国曾闻子规鸟，

宣城还见杜鹃花。

一叫一回肠一断，

三春三月忆三巴。

老去的人叫 李白——在中国，这是一个妇孺皆知的名字。他不仅是一个诗人，更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人生态度和一种人格精神的代表与象征。

其时，李白已进入人生的最后时光。一年之后，他将在长江之滨的一座小城孤独死去。

李白的担心是多余的。在他逝去后的一千多年里，他的名字从未被人遗忘，他的诗文被一代代读者传诵，他赞叹过的山川，后人一次次登临并临风怀想。重访李白之路，庶几，我们可以辨识出一个更真实更生动的李白。

故乡：暮雨向三峡，春江绕双流

三月的大地被几场细雨唤醒，成都平原春深似海。

灰白的高速公路笔直伸向远方，阳光下，发出质地坚硬的白光，像一柄长剑，把无边无际的油菜花一剖为二，而连绵的花香和忙碌的蜜蜂，又试图把它再次缝为一体。

为了李白，我又一次从成都前往江油。江油是四川盆地北部一座安宁的小城，视野尽头俱是青黛的山，仿佛要向所有到达这里的人暗示：成都平原和川西高原在此过渡。涪江和昌明河为城市带来了生机，一年四季，绵绵流水总是不慌不忙地从城中流过。当油菜花从眼前消失，接踵而来的是碧绿的杨柳，它们在春风中苏醒。

新世纪之初，当我第一次来到江油时，它的宁静和古老让我惊讶：早上走出宾馆，从杨柳夹岸的街道那头，竟然传来一阵清脆的马蹄声，抬头看，是一匹吃苦耐劳的矮种川马，在一个农夫的驱赶下，拉着一车水灵灵的蔬菜往农贸市场而去。如果不是宾馆高大的楼房，你会以为时光重新回到了唐朝，一个叫李白的少年很可能就从马车背后飘然而过。

在江油，几乎所有我熟悉的人——至少三十个——都众口一辞地说：李白就是江油人。江油出生，江油成长，直到二十四岁才离开。

与之相应的，是不少学者的另一种意见：李白是五岁那年随父来到昌明的——昌明是唐代的一个县，后改称彰明，再后来合到江油。李白的出生地，不在江油，甚至不在今天的中国，而是在遥远的中亚碎叶，即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

即使李白真的不是出生在江油，而是中亚古城碎叶；即使他真的五岁才随父迁居昌明，到二十四岁永别家山，他在江油仍然长达二十年，江油仍然是他一生中生活时间最长的地方。二十年里，李白在故乡读书——偶尔也到附近州县走一走，顺便修道、学剑——一流的诗人外，他还是二流的剑客和三流的道士。

青莲是江油以南的一座小镇，唐时，名为青廉，地处绵阳到江油之间。零乱的街道散漫地分布在涪江冲积成的小平原上，大多是两三层的小楼，在中国的乡镇乃至一些县城随处可见，似乎出自同一个想象力贫乏的建筑师之手。

李白生活了二十年的故居陇西院，就在青莲镇外的一座小山脚下。如今，由于发展旅游，山上建了一座高大的仿古建筑，名曰太白楼。楼下，是一方方题刻着李白诗作的石碑。宽阔的游客中心和人迹稀少的停车场，把记忆里原本曲径通幽的陇西院衬托得很微型。

就像许多名人故居其实都是后人通过追思与怀念新建的一样，李白故居也不可能是唐代的初版——李白离家数十年后，陇西院沦为寺庙。宋代，首次重建。明清鼎故之际，四川遭逢千古未有之变局，几乎所有老建筑都毁于兵火。今天，我看到的陇西院是清朝乾隆年间所建。

总体上说，李白并不是一个有多么厚重乡土观念的人，他甚至很少怀念故乡，他生命中的那份豪爽与洒脱，决定了他是一个唐代的暴走族，他的根在远方，诗在远方，梦想也在远方。只是，如同任何一条波澜壮阔的大河都有涓涓细流的源头一样，李白这条大河的源头就在江油。

得天地英才而育之，这是江油的幸运。

陇西院是一座川西民居风格的三合院，院子里，有一间李白书房——当然也是后人想象的产物。书桌上，陈列着笔墨纸砚，一把硬木椅子放在桌前，灰尘让它有一种历尽沧桑的错觉。这些文人书房里最普通的必需品指向了一个博大精深的时代。当它们各自散落时，它们是普通的，也是廉价的，但当人们把它们和一个叫李白的诗人联系在一起，它们又是华贵的，特殊的。面对历史的忘川，后人的确需要用许多模拟之物，去假想天才和一个时代的紧张与松弛，光荣和梦想。

李白故居

站在小小的书房前，春天的午后有一种令人眩晕的寂寞与感伤：恍然之间，你会以为那个叫李白的少年才刚刚出门，或许在溪边看桃花李花的风景，或许在山上放一只扎了彩带的风筝。总之，你没感到岁月已经流逝了一千三百多年，你也没感到那个叫大唐的时代早就杳如黄鹤。

“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许多年后，当李白因永王之乱被流放夜郎时，客居成都的杜甫又一次怀念他毕生敬重的老友，并为他的命运担忧。他希望，漂泊天涯的李白，能够在暮年重归故里，重归昔年读书的匡山。

查《江油县志》可知，江油市区西北面的匡山，因 “山石方隅，皆如筐形”，故名筐山；又因筐与匡同音，再称 匡山。此外，它还有另一个名字：戴天山。从青莲到匡山，有一条古老的青石板路，据说李白就是沿着这条曲折如蛇的小路，往来于陇西院和匡山书院。一来一往的时间长达十年，小径经行的村落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人，都见证了那个稚嫩的少年，如何一天天成长为风华正茂的青年。

远眺李白读书的匡山。

今天，通往匡山的路依旧崎岖。山不算高，林不算茂，风景却有殊胜之处。三月的微风暖如熨斗，吹得人心里发痒。远远的农舍隐在大山的皱纹里，偶尔传出一两声温柔的鸡鸣狗吠，旋即又淹没于无边的宁静中。

李白的读书处在一座寺庙内，唐时称为 大明寺。清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龙安知府蒋德钧感于李白匡山读书旧事，发起乡绅捐款，重建匡山书院。匡山书院最好的模范当然是李白，因此原有的李祠、太白楼、双杜堂和中和殿也联为一片，成为当地最具人文气质的地方。然而，蒋知府的善举没能长久地维持，时过境迁，高大的建筑早就沦为残垣断壁。

我前往匡山走的是公路。由江油市区西出，沿302省道行驶几公里后北折，不远处那些耸立的黝黑山峰就是匡山，父老口耳相传的李白读书台，便在其中一座山顶的平旷处。

李白出川前的诗作只留下不多的几首，其中一首写他去拜访山中道士不遇：

犬吠水声中，桃花带露浓。

树深时见鹿，溪午不闻钟。

野竹分青霭，飞泉挂碧峰。

无人知所去，愁倚两三松。

我眼前的匡山依旧森林密布，山道崎岖，虽然没有野鹿踪迹，但带露的桃花，飞挂的山泉，云中的翠竹却比比皆是。

这首诗也暴露了李白的秘密：从少年时起，他就对修道十分感兴趣。培养了李白这种兴趣的，固然有李唐推崇道教的时代背景，也和江油境内的一座道教名山不无关系。

道教名山即窦团山。

与匡山相比，窦团山名气大得多。虽然只有区区几平方公里，却因奇险闻名。远远望去，三座山峰笔直冲向蓝天，除了其中一座有小路可蜿蜒而上外，另外两座均无路可通。三座山峰之间，架设着沉重的铁索桥。方志表明，早在李白的时代，铁索桥就有了。然后，每隔一段时间就得更换新的铁索。最近一次更换是清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近三百载光阴后，今人已经不知道祖先是如何在又高又陡的悬崖上架设铁索的了。

窦团山原名团山。唐代之前，山上就有不少道观，旺盛的香火和虔诚的香客，使这一脉既不算高、也不算大的山远近闻名。唐初，彰明县主簿窦子明弃官隐居山上。据说他苦心修炼，后来得道成仙。为了纪念窦神仙，团山更名窦团山。

李白从小受的是儒家教育，但他毕生好道，求仙得道曾是他念念不忘的追求。

道教圣地近在咫尺，李白与窦团山相遇便是水到渠成的事。令人惊讶的是，与描绘读书十年的匡山不同，李白给窦团山留下的诗作只有短短十个字，甚至不能称为完整的作品，更像一个突如其来的片断：

樵夫与耕者，出入画屏中。

相较入世的儒家和出世的佛教，产生于我国本土的道教追求的是修炼成仙，白日飞升。普天之下，得道升天的事谁见过呢？不过，对李白这种浑身长满浪漫主义骨头的诗人而言，道教的追求却天然地契合了他生命中的浪漫元素。

窦团山

那位居住于戴天山的李白访之不遇的道士不详其人，另一个道士却对青少年时的李白产生过重要影响。他就是盐亭赵蕤。

赵蕤长李白四十二岁，二人的年龄相当于祖孙的差距。几十年里，尽管朝廷多次征召，赵蕤俱不应。他隐居蜀中，潜心道术、帝王学和纵横术。作为他最得意的弟子，李白悉数继承了赵蕤的衣钵——不仅思想，还包括人生观和处世态度。是故古人把师徒并称为蜀中二杰，所谓 “赵蕤术数，李白文章”。

李白初访赵蕤时，令他感到非常神奇的是，赵蕤养了上千只不同种类的鸟儿，他一呼唤，鸟儿就会飞到他身上——不久，李白也能像老师一样和鸟儿打成一片了。

中亚富商的家庭出身，汉夷杂处的生活环境，长途迁徙的童年漂泊，熟读儒家经典的少年时代，学道击剑的青年时期……诸种落差巨大的生活，造就了李白复杂甚至对立的性格：他既入世又出世，既好文又尚武，既醉心山水又热爱红尘，既好高骛远又脚踏实地，既乐观豪迈又忧郁敏感……总之，他是唐代诗人中罕见的异数。其他诗人太像诗人，如杜甫、王维、孟浩然，而他更像一个闯入诗坛的侠客、醉汉、浪荡子和道士，同时还是一个满怀政治热情的治国空想家。

李白《上阳台贴》

终其一生，李白一直在儒与道之间摇摆。当人生出现顺境和希望时，他立即豪情万丈，仰天大笑出门去，相信或者说幻想他能 “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能 “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尔后功成身退，像范蠡那样浪迹烟波五湖。然而，一旦现实不顺，挫折当头，他马上回到了道家，修仙炼丹，寄情山水， “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飘飘然如方外之士。

已故文学评论家李长之认为，李白 “的确想当一当宰相，把天下治得太平，功成身退，就学范蠡和张良。这是在他一生的诗文里都一贯地这样表示着的。可是他也有学道的心，想当神仙，那也是同样很诚意的。在他政治的热心上升时，他就放弃了学道；在他政治上失败时，他就又想学仙；自然，他最后是两无所成，那就只有吃酒了。我们现在要指出的是，他的从政，的确有种抱负，那就是要治国平天下，所以做官要做大的，同时也不只是功名富贵的个人享受就满足。这一种比较成熟的政治愿望，是他在壮年时形成的。这一种学仙与从政的根本矛盾，此后支配他一生”。

我以为，李先生的论述相当精准。李白大约属于○型血，激情四射而又容易感到倦怠，热情似火而又无法持久。他是一个摇摆不定的人，一个真实的人，一个真实得有些任性的人。

不过，在江油时，李白才二十出头，还没遭受过任何人生挫折，不可能像老师赵蕤一样隐居山林，以野鸟琴书为伴。他要出山，要建立一番不世的功业。

自唐以降，学而优则仕，读书人想释褐做官，似乎只有科考一途。但唐代科举成型未久，虽最为重要，但尚有其他道路可走。比如举荐，比如献赋。

京师重臣或封疆大吏一旦向朝廷举荐，常常事半功倍。至于献赋，那是汉代以来的惯例。如杜甫屡试不第，先后两次献赋，终因《三大礼赋》而授京兆府兵曹参军。

不仅举荐和献赋可得官，甚至隐居有名也可得官，如称赞李白仙风道骨的司马承祯，他隐居天台山，名气甚大，从武后起，朝廷就屡次征召，死后还追赠银青光禄大夫。

要想获得举荐，就必须干谒。在唐代，为了获得达官贵人举荐，读书人——尤其是以诗文擅长的诗人，几乎都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干谒。

干谒的字面意思是有所企图而求见显达者。具体到唐人干谒，就是为了在科场胜出或是直接入仕而拜访显达者，希望通过向他们展示才华，赢得好感，得到举荐。为此，甚至产生了一种称为干谒体的诗歌品种——说白了，这些文辞典雅的诗作，类似于当代的自荐信。如孟浩然的《临洞庭湖赠张丞相》，朱庆馀的《近试上张水部》皆如是。

李白的干谒生涯自十九岁开始。那是开元八年，即公元720年春天。当匡山上的草木又一次吐出亮晶晶的新芽时，他前往彰明以南的成都。在成都，他拜访了益州长史苏颋。苏曾官至宰相，是一个温厚的长者。按李白后来的说法，苏很赏识他，指着李白对手下官员说，“此子天才英丽，下笔不休”。令人疑惑的是，即便如此，苏颋却没有举荐他。不知苏颋是出于客气才待李白以布衣之礼，还是多年后李白的追述有所修饰？

拜访苏颋没结果，李白又沿着成渝古道去了渝州（重庆）。在渝州，他拜访了刺史李邕。李邕之父李善乃《文选》的注释者，此书是包括李白在内的年轻学子使用的教材，李邕本人则是知名书法家。但是，李邕对这个侃侃而谈的年轻人礼貌而拒绝——他令手下一个复姓宇文的官员把李白打发走。

成渝干谒，李白唯一的收获就来自宇文——他送了满脸失望的李白一只桃竹制成的书筒。

冬时，李白重又回到家乡，回到匡山，并在诗作里流露出归隐林泉、终老青山的念头。其实，李白才二十多岁，所谓归隐，所谓林泉，俱不可能落到实处。就像几百年后侯方域下第，煞有介事地写文章表示从此杜绝儒士，闭门隐居一样，皆不过是有口无心地发发牢骚而已。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