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览：太平年·天下同宁——吴越国与中华文明的传承
展期：2026年7月28日起
地点：浙江省博物馆之江馆区
“太平年·天下同宁——吴越国与中华文明的传承”展聚焦中国历史上唐宋之交近百年的纷乱时期，主办方浙江省博物馆集结了来自全国近百家文博机构的近千件五代十国时期珍贵文物，分三期展出。展览力图在构建起的五代十国历史大背景下，突出吴越国在乱世中对于推动中国历史进程做出的积极贡献。
然而刚开展不久，吴越国的故事却因为一张图而被邻居南唐抢去了风头。8月22日，神秘文物“彩蛋”——故宫博物院藏《韩熙载夜宴图》亮相展厅，立即引发排队热潮，因为此图至少已有20年未公开展出。
历史的复杂藏在那场夜宴里
《韩熙载夜宴图》为绢本设色，横335.5厘米，纵28.7厘米，是五代南唐画家顾闳中的传世名画。这位南唐画院的翰林待诏，是一位目识心记的写生高手，他传世的作品只此一件。
创作的起因来自一段历史传闻：南唐后主李煜听说曾经的朝中重臣韩熙载整天纵情声色，于是派遣画家顾闳中、周文矩二人以作客为名进入韩府，把当晚现场行乐的场景画下来，以便观察其中是否藏有蹊跷。
此画另一个传奇经历是它曾流传至民国时期北京琉璃厂的古董商、玉池山房掌柜马霁川手中，后被著名画家张大千以500两黄金买下，张大千本打算用这笔钱购买一套北京的王府宅院。新中国成立后，张大千又以低价售卖的方式将此图送归了故宫博物院。其实比顾闳中资格更老、职阶更高的周文矩也画有一卷，可惜至元代以后就失传了。
经过专家们多方鉴定与论证，确认我们今天所见的这卷《韩熙载夜宴图》并非顾闳中原迹，而是宋代临摹本，但这丝毫不影响此图的珍贵程度。
史料记载，画中主人公韩熙载不是江南人，而是中原子弟。他的父亲韩光嗣曾在后唐庄宗手下效力，官至平卢节度副使，然而唐庄宗遭遇兵变身亡，韩光嗣也被杀。韩熙载由一个贵公子瞬间变成了阶下囚。他变服易容，逃到江南，入了由杨行密奠基的南吴，后因朝廷发生不流血的政变，成了南唐李氏一朝的重臣。
若以是非成败论中国古代历史上的风流人物，韩熙载并不算独特，但以一个夜宴中的形象载入中国艺术史册，而且能达到如此流传至广，却非他莫属。韩熙载是一位风流名臣，他有才干、具识见，在乱世中曾有雄才大略，但终究没能得到施展才华的机会。南唐二主既惜其小节有亏，又重其人才难得。据北宋的《宣和画谱》记载，后主李煜欲重用韩熙载，又“颇闻其荒纵，然欲见樽俎灯烛间觥筹交错之态度不可得，乃命闳中夜至其第，窃窥之，目识心记，图绘以上之”，此为历代固定说法。然而，从今天的角度看，《韩熙载夜宴图》编绘的最初目的仍有很大的探究空间。
别出心裁的蒙太奇式观画？
众所周知，这幅画卷采用连环画的形式描述了一次晚宴过程。画面可分为五个部分，画家通过屏风、床榻等屋内常见的摆设将画面进行了巧妙的分隔，各段可独立成章，单独欣赏，然而画中情节始终围绕核心人物韩熙载展开。
从画卷右起首的听乐场面开始，依次为观舞、休憩、清吹、散宴，宴会经历了一个起承转合，直至韩熙载送别宾客，画卷收束。其间无论是韩熙载的外貌特征，还是对宾客、侍女、乐伎的描绘，无不各具神态。人物聚散有致，场面动静相宜。
然而，画卷上留下了很多值得探寻的问题。其中一大疑问来自于前后顺序是否合理。第一段中的韩熙载穿藏青色衣衫，凝神听曲；第二段却穿黄色衣衫，卷袖击鼓；第三段又回到了与第一段同样的藏青色衣衫，坐在榻上沐手；第四段穿着白色衣衫盘坐于禅椅上摇扇；第五段又身着第二段的黄色衣衫、手握鼓槌目送宾客散去。这几种服装颜色的变换是否暗示出画中情节另一番接续的顺序？
当年，古画鉴定专家徐邦达已看出画卷中不能连贯之意，撰文称“有画处尚完整，亦稍有损补”，并说“似连非连，似断非断”。1984年，书画鉴定家丁羲元曾与学者、画家伍蠡甫进行专门探讨，当时也认为《夜宴图》其中不连或不全，但从卷中看不出有裁截之痕。
如果从如今断定为宋摹本的角度，有可能得出这样一种推测，宋代的临摹者有意省略了原作中的片段：隐去的部分可能与画卷开头画家暗示的床笫之欢和第三段休憩中再次出现的床榻与隆起的被褥有关。
然而，丁羲元给出了一个更加大胆同时又极具艺术眼光的推测：《夜宴图》中的时空进程不是顺着画卷展开看，从第一段至结尾第五段，而是采用右左跳动摇曳式观看，正确的顺序应为第一段接第五段，然后回到第二段，再跳到第四段，最后是第三段，韩熙载在内室的榻上休憩。
丁羲元指出，这种别致的空间结构法，其实有着悠久的渊源。最典型的是敦煌壁画中北魏“鹿王本生”故事图，观众也须左右跳曳着观看。画卷最后是故事的开头，鹿王经恒河边，救起落水者。然后前至画最右端，溺水者向国王密告鹿王行踪。观看视线再向画左移，国王驱车追寻鹿王，至画卷中部，鹿王向国王讲述救起溺水者的始末。最后是右侧满身生疮、受到惩罚的溺水者。故事的结尾（高潮）在中部。这样一种时空交错的观看方式，其实非常现代，与电影的剪辑手法“蒙太奇”相合。
当然，《韩熙载夜宴图》的魅力不止于此，它还是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的珍贵记录文献。画中男子袍衫、幞（fú）头（古代男子的头巾）、巾冠，女子发型、配饰及乐舞礼仪等细节，早已成为学界公认的研究唐宋服饰制度变迁的重要图像依据。而床、榻、屏风、桌子、靠背椅、灯架等家具，鼓、拍板、曲颈琵琶、筚篥（bìlì）、笛子等乐器，还有带注碗之注壶、带盏托之酒盏、高足盘等生活器物，为后人了解唐宋之际的生活面貌提供了直观的视觉史料。展览也以画中的杯盘茶碟为线索，展开了由唐末乱世转入五代十国割据局面的叙事。
唐末乱世 南方初安
展览第一单元“乱世”即从唐末讲起。当时，全国处于混战之中，南方各地既摆脱了唐廷控制，又因中原梁晋争霸，无力南顾，各地大小军阀盘踞一方，争城夺地，战无宁日。历史学家吕思勉曾评价五代十国本质上是唐末藩镇割据的延续，根本算不上是国家。然而，这句论断放在今天考古研究的背景下，已站不住脚。
虽然四川、江淮、两浙、福建、荆湖、岭南都陷于唐末混乱之中，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但与北方相比，战争规模普遍较小，持续时间较短，原因可能是乱世中崛起的新一批地方割据政权的建立者大多出身于布衣，对民间疾苦了解较深，在刀光剑影的角逐中，深谙人心向背的道理，因而延揽人才，励精图治，采取“保境息民”的国策，不但维持了所辖境内的和平，还使社会经济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韩熙载夜宴图》中的歌舞升平，人物的考究衣着，室内陈设的精巧雅致，是典型的例证。
展览花费最大笔墨讲述了吴越国“纳土归宋”的故事。先是一组文物说明吴越国与大唐的关系，两浙地区不但与中原保持着传统的纳贡关系，也与中原进行了广泛的商品交流。
金银器是唐代上层贵族日常生活中的奢侈用品。展中借自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鎏金飞廉纹六曲银盘，其盛唐时期的花口盘制式深刻影响了吴越金银器造型。这些器物在政治生活中也发挥着特殊的联络作用。皇帝安抚和奖励下臣时，常常以金银器作为赏赐。臣属和各地官吏为了得到皇帝的宠信，也盛行用金银器作为各种节日礼物敬奉给皇帝，并在所进奉的金银器上刻进奉者的地区、官衔、姓名和进奉数量等文字。展中另一件鎏金双凤纹银盘，呈六曲葵花形，盘外有“浙东道都团练观察置使大中大夫越州刺史……裴肃进”的錾文两行，说明是当时的越州刺史裴肃进贡给唐德宗的器物。
飞廉纹六曲银盘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1978年法门寺地宫出土的越窑秘色瓷葵口盘亦是越州进贡朝廷之珍贵礼物。定窑白瓷塔式罐的器型流行于北方，传至吴越，成为重要的佛教礼器，说明其与北方多有交流。出土于东阳中兴寺塔地宫的扁圆腹绿玻璃瓶，折射出吴越国维系“海上丝路”的盛景。
五瓣葵口秘色瓷碟 法门寺博物馆藏
言归正传 吴越世家出场
唐末战乱期间，杭州临安石镜乡临水里农家子弟钱镠（liú）以武勇闻名于乡，年少时曾贩卖私盐，后投军，追随浙东节度使董昌防御黄巢起义军，累建军功，终任镇海、镇东节度使。
《吴越武肃王钱镠像》轴 浙江省博物馆藏
公元895年，董昌叛唐称帝。钱镠没有被裹挟，而是率军讨平董昌，维护了朝廷权威，被升任为镇海、镇东两镇节度使，更得到了皇帝的特别嘉奖。这便是本展重点展品唐昭宗赐吴越王钱镠铁券（又名丹书铁券）的来由，它相当于民间传说的“免死金牌”。
这当然是晚唐朝廷对强势藩镇的一次政治拉拢。铁券上錾刻文字表明钱镠本人可免九次死罪，子孙可免三次死罪，这既是恩典，也是契约，旨在换来吴越钱氏对唐皇室的世代忠诚。这件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珍贵文物是中国现存唯一一件唐代“免死金牌”。
大权在握的钱镠两年后移治杭州，统辖两浙。唐末，朱温建梁时，钱镠被封为吴越王，从此割据吴越十三州逾80年，历三世五主。他在位期间，对中原王朝皆称臣纳贡。于天下纷扰之际，保得吴越国80年太平。
钱镠虽起自底层，却深知培养子女的重要性。他在受券后，没有抱着特权睡大觉，而是循此留下了《武肃王八训》《武肃王遗训》，后人整理为《钱氏家训》。遗训中强调：为一方之主，要心存忠孝，爱兵恤民。同时度德量力而识时务，如遇真主，宜速归附……免动干戈，即所以爱民也。这为后来的“纳土归宋”打下了基础。
钱镠以民为重的思想，也体现在他的数次山川祭祀活动之中。展览展出了四件钱镠的投龙银简（银质简牍刻写告文，投入名山或水府，用于向神灵祈福）。自秦汉时代起，山川祭祀便成为国家最高等级祭祀的一部分，以帝王身份，祈求天地的祝福。
钱镠及其子孙筑城、修水利、保民生，深耕江南，功绩卓著。其中“钱王射潮”的民间传说即取自钱镠为使杭州城免遭水患而修筑钱塘江海堤的史实。
公元932年，钱镠病逝，传位于第七子元瓘。钱元瓘在位十年，中国其他地方历经清泰夺位、石晋割地、闽王称帝、南唐废立、马楚内乱、孟蜀割据等纷纷扰扰，吴越国则广兴佛事，营造庙宇，声望日隆。
钱弘佐为钱元瓘第六子，接位时年仅14岁。他在位七年，遇闽乱，曾应邀出兵击败南唐援建之师，保住了邻居小邦的安定。弘佐颇有志向与才干，可惜早逝。
弘倧为元瓘第七子，继位时已20岁，上台伊始欲整肃朝纲，却没能压制住旧臣的专权，在位仅六个月便引发兵变，被统军使胡进思所废，随即立钱元瓘第九子弘俶为主。弘俶仅比弘倧小半岁，为人宽厚仁德。哥哥被废后，权臣胡进思屡次提出将其处死，以绝后患，但弘俶坚决反对，甚至表示：我宁可不当国王也不能杀兄长。钱弘倧又活了二十多年，得以善终，以王礼安葬。
纳土归宋 还百姓太平
钱弘俶内外处事得当，居吴越国王位逾30年，声望颇隆。他头脑清醒，谨遵祖训，在位时一直保持着吴越的传统国策——对内保境安民，对外“事大”（即向中原示弱）。
入宋之后，吴越国与中原王朝较为松散的臣属关系逐渐变得更加紧密，除经济上频繁贡奉之外，军事上也听从调遣。宋太祖在位时，钱弘俶曾亲赴汴梁。宋太宗继位后的太平兴国三年（978年）三月再次入朝，五月，主动献两浙十三州的土地、户籍。钱弘俶此举完成了中国历史上非常罕见也堪称典范的政权更迭——主动纳土归宋，使得东南吴越国版图和平融入宋朝。
钱弘俶归宋十年后，死于南阳，据说他六十生辰时，饮宋太宗赐予的生辰酒而卒，谥号为忠懿王。钱弘俶虽真诚归宋，主动纳土，但政治之残酷与现实之严峻，其实他内心是完全清楚的，这样的结局也许已在他的意料之中，可他身不由己，为保吴越一方安宁，勉力为之。
然而，在杭州西湖边上，自有他的“纪念碑”。北宋开宝五年（972年），钱俶（因避宋室的讳而去掉了“弘”字）计划在西湖南侧建造一座千尺十三层的通天巨塔，以瘗（yì）埋佛螺髻发舍利。后因财力所限，十三层的宏图未能实现，正式落成的是一座八角七层的砖木混合结构楼阁式塔，称雷峰塔。北宋末年，七层雷峰塔在方腊起义中被毁，南宋改建为五层。明嘉靖年间，五重雷峰塔的木构被烧毁，只剩砖心。1924年，雷峰塔砖心倒塌。结合多年考古出土实物与近代留存影像，考古工作者最终复原了吴越国时期的七层雷峰塔模型和外立面图像，以及计划建造的十三层雷峰塔和南宋重建的五层雷峰塔外立面图像。还有地宫出土的鎏金银阿育王塔，一并呈现于展厅。
最后一任吴越国王的功绩，早在北宋时便受到士大夫阶层广泛赞誉。欧阳修在《有美堂记》中赞美过，苏轼也在《表忠观碑》（杭州钱王祠藏）中表达过同样的意见。苏轼认为，入宋的杭州号称东南第一州，功自吴越国，“其民至于老死不识兵革；四时嬉游，歌鼓之声相闻，至于今不废。其有德于斯民甚厚。”本展也将此残碑和复制的全碑一并展出，这是为钱弘俶所树立的另一座纪念碑。
五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大规模的分裂时期。然而，如果一味突出乱世，把五代十国描绘成混乱、倒退的“黑暗时代”，有违历史的真实面目。事实上，如果从“唐宋变革论”的视角，或“宋承唐制”的角度来观察，不难发现，五代十国应为重要的历史枢纽，它承接了“安史之乱”后的百年动荡，又开启了两宋在物质与精神文明上的辉煌。这段从混乱走向太平的传奇过渡，值得举办这样一个展览来进行表述与传达。
王建南
图源/浙江省博物馆
编辑/贺梦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