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堑通途》局部 魏紫熙 1973年

《上海浦东·即114》 王舒野 2018年

《八大山人》 靳尚谊 2006年

《武汉防汛图》局部 黎雄才 1956年

《红岩》 钱松喦 1962年

《常熟田》 钱松喦 1963年

展览名称：碧水东流——中国美术馆藏长江主题艺术精品展

展览时间：2026年1月16日-2月1日

展览地点：中国美术馆三层

正在中国美术馆展出的“碧水东流——中国美术馆藏长江主题艺术精品展”，是2021年“在激流中前进——中国美术馆藏黄河题材美术精品展”的姊妹篇。长江是中国第一大河，从古至今多少文人咏颂描画，本展即是通过美术作品讲长江的故事。

波澜壮阔的长江绘画史

人类文明源自江河的馈赠。黄河与长江，一同发源于青藏高原，一支曲折蜿蜒五千多公里，注入渤海，一支奔涌六千多公里，流入东海。

远古时期的长江流域，瘴气弥漫，土壤黏结，导致夏、商、周时期的农耕生产落后于黄河流域。自东周以降，长江流域炎热的气候渐趋温良，土壤质量得以改善，优越的水热条件开始发挥作用。巴蜀、荆楚、吴越等文化区在长江上、中、下游渐次成长，走向成熟。此时的黄河与长江，进入双峰并峙阶段，在文化上，风骚竞辉，儒道相济，形成中华文化“和而不同”的多元一体格局。

自唐宋以来，中华文明的重心逐渐由北向南转移，长江孕育并见证了数千年来中国文化艺术的勃兴与流变，其雄奇风姿及沿途风光为历代画家提供了取之不竭的创作源泉。

早在盛唐时期，相传画圣吴道子曾以写意手法绘制过《嘉陵江山水三百里图》。五代董源所绘《潇湘图》引发了后来的“潇湘八景”主题山水创作。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虽未点明参照了何处实景，但画面上的青绿山川与碧波万顷，非长江流域莫属。自南宋赵黻（fú）绘《长江万里图》开始，长江图发展成为经典的山水长卷图式。而北宋乔仲常的《后赤壁赋图》和金人武元直的《赤壁图》则开辟了长江图绘的文学维度。元代的黄公望半生漂泊于江浙之间，将万千心绪时断时续地记录在《富春山居图》之中。明代的江南画家群体，多以太湖流域为创作母体，生发出赞美家乡风物的山水览胜图。清代的“四僧”与“四王”，或锐意创新，或执意摹古，却都没有离开长江中下游这片精神的家园。

至20世纪，围绕长江流域的艺术创作进入前所未有的探索、创新与收获阶段。其中尤以黎雄才1956年绘制的长卷《武汉防汛图》为最，他将团结奋斗的意象熔铸于数十万人民群众参与抗汛的紧张劳动之中，开创了长江图景的新篇章。

古为今用 绘制祖国新貌

古往今来，围绕长江主题的作品，一绘风景，二画人文，三记录历史事件。

长江，古曰江，继称大江、扬子江，流至宜宾，始称长江。它携岷江等7大支流蜿蜒向前，连洞庭、鄱阳、太湖三泽。其上游川渝诸郡雄峙，中游荆楚江城鼎列，下游江南名都星罗。

在画家眼中，三峡段与太湖段在景致描绘上，最易形成鲜明的对比关系。三峡险峻雄伟，太湖浩渺开阔，如何在尺幅之间完成各自不同的空间叙事，是新中国的画家们急需解决的问题。

长江三峡西起重庆市奉节县白帝城，东至湖北宜昌市南津关，全长193千米，沿途是奇峰陡立、峭壁对峙，自西向东依次为瞿塘峡、巫峡、西陵峡。《西陵峡》 为傅抱石创作于1960年的纸本水墨设色作品。画写巍山重重，峡江险水，丛树布山麓，片帆穿江中。傅抱石特有的破笔散锋扫过画纸，远处的峡江，近处的峰峦，一一呈现。高远、深远、平远之法交替，纵横捭阖，在扩展画面的空间感和深度上下足了功夫。

《常熟田》是钱松嵒于1963年创作的经典作品。画名一语双关,寓意藏在画家题字当中：“常熟县境，平畴万顷，岁岁丰收，真乃名实相符。”常熟，作为江苏省的一个地名，自古以来以“鱼米之乡”著称。新中国成立后，连年水稻丰产，年年“常熟”，画家以此画题寄寓了美好祝愿。然而，在具体创作时，可不容易做到情景交融。因为山水画讲究高低搭配，而山在常熟这个地方非常没有存在感，这里到处是平畴的水田。

如何才能让平平坦坦的水田在画面上获得一种不平凡的气势，令钱松嵒绞尽脑汁。他经过实地取景与多次尝试，最终采用了鸟瞰式和满构图的方法。他首先将常熟市西门外的虞山拉得极近，在画面最下方为观看者安排了鸟瞰的出发点，然后由近及远，由实到虚，放笔画去，大有咫尺千里之势，给人以“江南田”的总印象，不再局限于常熟一地。

满构图可以表现稻田的一望无际，可是容易产生重复单调之感。画家巧妙运用斜线构图，避免了呆板重复。江南的河道纵横交错，被画家利用，以留白的方式，嵌入稻田之中，白亮的水线，既带来了画面的呼吸感，又衬得菱形的田块更具真实性。这一招不但令画面充满生机，也牵引着观看者的视线由近及远。明亮的石绿色也渐次由浓变淡，增强了田畴的平坦延伸感。这是对北宋画家郭熙所提“平远法”的创造性运用，一改古代山水的旧貌，使强烈的色彩在和谐铺展中恰到好处地体现出江南建设新貌。

如果说《常熟田》是表现新中国农业领域新面貌的杰作，那么魏紫熙的《天堑通途》则展现了新中国工业建设的伟大成就。这件作品创作于1973年，属于当时的“命题作文”。画题取自于毛主席诗句“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图绘南京长江大桥实景，近景取自位于长江南岸的幕府山，以大桥作为一线，长江为另一线，两线交错，一实一虚，一静一动，相得益彰。在这里，斜线又起到了关键性作用。画家让长江大桥以一条长长的斜线从左侧贯穿到右侧，并把这根线推得远远的，到画幅上方，却丝毫不减大桥的雄伟之姿，开阔的江面也起到了烘托作用。画家更擅长造境，描画烟霭与雾气是他的绝活。山的巍峨，江水的浩渺，被画家笔下制造出来的烟雾与水汽有机地联结在一起。

宗其香1944年创作纸本水墨设色的《重庆夜》和李斛1954年绘制的《长江大桥钻探工程》画出了古代绘画中从未展现过的新景象——夜景。两位年龄相仿的画家大胆挑战水面反光的表现效果，为水墨画拓宽了技法新路。

人文山水 长江的气质所在

长江造就了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的千年文脉，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自古以来，既孕育了历代文人墨客的壮志豪情，又抚慰了壮志未酬者的孤寂之心。前有李白的“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后有杜甫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如何用美术的形式加以再现与阐发，涉及文字思维与视觉思维的转化课题。让我们看看20世纪的艺术家们如何回应。

流经青海、西藏、四川等11个省区市的长江干流由青海的沱沱河启源，通天河承接，随后坠入激流勇进的金沙江段。金沙江冰冷湍急，汇聚了众多的雪山融冰。玉龙雪山耸立在众多冰峰之间，冰雪融水日夜流向丽江古城，再从大理鹤庆县并入金沙江。其中的白水河1号冰川融水穿过玉龙雪山景区的蓝月谷，最后汇入虎跳峡附近的金沙江，为长江上游提供水量补给。1979年油画家姚钟华怀着饮水思源的感恩之情创作了布面油画《长江的上游玉龙山下白水河》。

长江中游流经湖北、湖南和江西，荆楚文化诞生于此。它以春秋时期南方楚国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为依托，沿着长江广布四方。曾景初创作于1962年的木版套色作品《岳阳楼》镌刻下这座历史文化名楼的风采。屈原的作品始终是楚文化中瑰丽奇绝的代表，构成了先秦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油画家朱乃正心中，这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意象，他用了20多年来构思，终于在1984年完成了《国魂——屈原颂》。他选择屈原这个崇高且带有悲剧色彩的人物作为国魂的象征，体现出一种更为深层的民族忧患意识。

画家受“人之死，魄随形埋于地，魂则随气散播于天”这一句的启发，描绘屈原之魂从汨罗江中腾空而起，临风肃立，他紧闭双眼，散开的长发随风扬起。诗人身体悬浮，沐浴在落日余晖的红雾之中。气流裹挟着红雾，环抱着屈原，不断上升。这亦真亦幻的景象，不禁使人联想到楚国漆器上灵动飘逸的凤鸟纹，于反复纠缠中升腾、鸣唱。

长江抵达江西时，赣江自南向北通过鄱阳湖汇入长江。靳尚谊在2006年完成的《八大山人》捕捉了赣江流经南昌时的浩荡意象。画面聚焦于这位一直生长于赣江边的孤独艺术家的心境。画家将八大山人安排在水塘和河流交汇处的一块石头上坐着，像是走了很长的路，他摘下斗笠，坐下来歇息，眼神中透出一种超脱于现实的遐思。他的背后几乎空无一物，水天一色，极尽空灵之感。水泽滋养了长江的浩荡，水泽边生活的人被赋予了灵动的基因。

长江流归东海前的最后一个节点是上海，黄浦江在这里成为注入长江的最后一条河流。王舒野在2018年创作的《上海浦东·即114》，运用墨、朱墨和麻纸，以四联画的形式，把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的时尚感巧妙地映射出来。观众仿佛隔着毛玻璃眺望位于黄浦江边的高楼林立，内心充满着渴求接触新事物、体验新风尚的莫名冲动。正如那首著名的《长江之歌》里所唱：“你从远古走来，巨浪荡涤着尘埃；你向未来奔去，涛声回荡在天外。”

用磅礴的力量 推动新的时代

日日夜夜川流不息的长江水，最伟大之处是荡涤一切尘埃的力量。1934年10月底，撤出中央根据地的红军主力血战湘江，开始了载入史册的长征。长征途中重重险阻，尤以突破乌江天险、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最为惊险。

从王树艺版画《飞渡乌江》、陶一清水墨画《金沙水拍云崖暖》等作品中可见新中国的艺术家们满怀激情，以不同的美术形式记录这些决定中国命运的历史时刻。

钱松嵒于1962年创作的《红岩》则从侧面讴歌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全民族抗战的史实。他以1939年初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在重庆设立办事处为切入点，将红岩村成功地转化为具有视觉冲击力的山水画。该作品歌颂了“红岩精神”，以全新的形式语言营造了崇高之美，一举载入新中国美术史。画家大胆运用色彩，将画面中一整块岩石勾斫完成后，以朱砂罩染，渲染出一种奔放而壮美、充满革命信仰的精神景观。原本绿色的芭蕉被处理成双勾留白，以突出红色岩石的巍峨。画面上方用浓墨点写的远树，与红色岩石形成呼应。大树下就是那组充满红色记忆的历史建筑群。正所谓“气质俱盛”，以山水画展现了时代精神。

1954年，长江流域遭遇新中国成立后首次特大洪水。一场气壮山河的洪水阻击战就此打响。入夏后，持续笼罩武汉的暴雨导致长江和汉江的水位不断上涨，武汉岌岌可危。在党中央的统一部署下，各地调集抗洪物资，全国人民倾全力支援武汉。数十万武汉市民扛起铁锹、背着箩筐奔上堤岸，巩固堤防，阻击洪水。8月，洪峰慢慢退去，汛情得到缓和。武汉人民取得了抗洪胜利。

1956年，岭南画家黎雄才根据自己在1954年抗洪抢险现场的亲身经历创作了近28米的水墨长卷《武汉防汛图》。这件有着“防汛诗史”美誉的新中国山水画经典作品，以纪实叙事的手法，用全景式构图将抗洪护堤中的重要场面一一摄入画幅之中。

全卷具有极强的电影镜头感，观众随着起首表现天气变幻的淡墨轻染步入画中，沿江而上，不时遇到成群结队的抗洪群众和有关工程技术人员，与他们一起深入到抗洪防汛中的一个个险境之中。黎雄才巧妙地通过大树、山石、舟船、卡车，甚至电线杆与长长的电线完成不同场景的转换和连接。他始终控制着画面表达的节奏，使观者有舒缓、有紧张、有高潮，很好地发挥了中国传统长卷画的特点，同时使整幅画作达到了超越现实的史诗性与美感。

自古以来，抵御洪水的最佳办法之一是分段修建具有调节水量功能的大坝。新中国建立后，葛洲坝和三峡大坝成为时代的纪念碑。本次展览中有不少相应作品，如《高峡平湖图》《葛洲坝人三联画》《国家力量——建设中的白鹤滩》等，展现了不同时期治理长江的建设风貌。摄影艺术家也用镜头记录下长江沿线的民生百态。江上渡轮承载着离家的憧憬与归家的乡愁。两岸拔地而起的都市与传统生活场景形成巨大反差。

本展从中国美术馆藏长江主题美术作品中遴选出140余件精品，系统呈现了20世纪以来中国现当代美术中的长江形象，构建起自然、历史与人文的视觉叙事逻辑，有力地体现出长江与国家建设、民族精神建构之间有机的内在联系，使观众在艺术欣赏之余，加深了对祖国山河的了解与热爱。（王建南）

本版图源/中国美术馆

编辑/张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