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北高原乡村的隆冬，天气阴沉，不停地下着毛毛冻雨，寒风一吹凛冽刺骨；除了几只觅食的白鹭，田野里一片寂寥。

岁末年初是庄稼人难得的农闲时节，人们通常会偎在火塘边，抽叶子烟、喝沙罐茶，捱着慵懒散淡的时光。刚刚立春，春倌便从山的那一边来了。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大山深处的日子漫长而寂寞。头戴乌纱、身穿“官袍”、手握春棍的春倌一现身，给死气沉沉的村寨带来了些许热闹。蹲在阶沿前看家的狗，率先“汪汪”地叫起来。春倌走近一户人家，抬高了声音，口中念念有词：新春佳节春倌到，一拜年来二说春；主家财门有守将，才来贵府开财门。闻得其声的主人打开门，把满脸笑容的春倌迎进堂屋。春倌说春，主人是不能谢绝的，这是古规；春倌在村里挨家挨户走，不得遗漏任何一户，更不可嫌贫爱富、贪近舍远，这也是古规。

主人须接过春倌送来的春牛图和春帖，张贴在香火旁或墙壁上最显眼的地方，以示重视。约一平方尺的春帖，内容包括二十四节气、二十八宿、年月日时和天干地支，还有年景预测等，不仅标明农业生产的节气时令，更是择吉日良辰的主要依据，浓缩了先民的生存智慧。

随即，主人递上提前准备好的“封礼”，五角至一元不等；如果手上没有现钱，就给一两碗苞谷、稻米或者荞麦。拿到“封礼”，春倌一张巧嘴口吐莲花：一进门来喜洋洋，两根中柱顶栋梁；左脚跨门生贵子，右脚跨门生儿郎。一双脚儿跨进屋，男子富贵女聪明；男子富贵高官做，女子聪明受皇恩。祖祖辈辈扎根大山里的庄稼人，图的是个平安，盼的是个吉利。春倌的说词正好应了他们的期望，于是笑逐颜开，赶紧端茶倒水。春倌喝一口热气腾腾的茶，又娓娓道来：山前山后好种茶，一颗茶子点一窝；窝对窝来行对行，主家儿孙状元郞。

主人家被说得高兴，拿出藏在里屋的苞谷酒，斟上满满一碗递给春倌。春倌谢过，边喝酒边唱道：主人义气果当真，进屋又把酒来斟；说酒香来道酒香，后人不要忘杜康……所说春词并无定例，除了劝课农桑的《二十四农事节气》《渔樵耕读》、祝福吉祥如意的《开财门》《贺新春》等相对固定的说词，更有能力高强的春倌即兴发挥，样样都能说出名堂来，行话叫“见子打子”。

听老人讲，春倌原为“春官”，是朝廷督导农业耕作的基层官员，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那时，农耕为国之根本，要保证社稷稳固，百姓有饭吃，就必须准确把握播种季节，以期五谷丰登。王公大臣将农时节气编印成春帖，指派能说会道的官员送到千家万户，一来督促按时耕种，二来祝福吉祥安康。隋炀帝当政时期，春官这一职业被荒废。

李世民登基后，下旨重兴说春助农之举，招募大量民间艺人加入，春官变身“春倌”，并明令任何人不得将春倌拒之门外。春倌大多识文断字，说的都是好听话，而且不乏风趣幽默，给宁静的乡村带来一些欢乐，让一向厌恶游手好闲之辈的庄稼人认为春倌做的是正经事，不仅不嫌弃，反倒满怀敬意。在我小的时候，见到春倌来村里，我总是一步不离地跟着看他去各家各户说春。有个经常来我们村的陈姓春倌，面目和善，性格开朗。

那时交通极不便利，山上山下、对河两岸，春倌全靠自己那一双脚板。遇到天气突变，或者天已黑下来春倌走不了，便多次留宿我家——我的父亲识字，会看春帖，与春倌谈得来。那种时候，母亲会把春倌当贵客，倾家里所有做一顿像样的饭菜招待。我也特别愿意春倌住在家里，好能抓住时机问这问那，听他讲述山外的事情，常常围着火塘坐到半夜也不肯去睡。陈春倌也是厚道之人，为了表示对我家人的感激，总会悄悄塞给我几角、块把钱，或者一小包糖果等稀罕物。我对他的喜欢发展成了崇拜，梦想着长大了也要当个春倌。

从某种意义上说，陈春倌算得上是我的启蒙老师了。潜移默化中，我还没上学就已经能听懂大部分说春词，那些话朗朗上口，调子悠悠的令人愉快。上小学后，我用过的作业本也不会丢掉，会在本子每一页周边有空白的地方记下春倌教我的说春词；我还抄一些农村的民间说唱，比如修房造屋时唱的《抛梁歌》、逢年过节的《花灯调》《莲花闹》，上山放牛的时候读，在田边割猪草的间隙也读。比起寨子里的同龄人，我多了一份阅读的乐趣。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一份“乐趣”，我15岁初中毕业时便以全乡名列前茅的成绩考上了师范学校，之后留在了乡村小学教书。只是，做一名春倌的“梦想”最终未能实现。作为华夏农耕文明的智慧结晶，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而形成的时间认知体系及其实践的“二十四节气”被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春倌说春是其中一项重要的拓展名录。

虽然随着时代变迁，春倌的背影早已湮没于历史的尘烟之中，但我还是会偶尔想起那位陈姓春倌——算起来他应该年过古稀了，多年未见，也不知是否安康。如今，我们乡村的变化可谓天翻地覆，日子过得蒸蒸日上，真希望他硬硬朗朗的啊！

原标题《春倌》

作者：汤友裳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