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客开始购买防偷拍检测设备并笑言“住酒店自带帐篷”，酒店则称“我们也是受害者”。

而住客和酒店围绕“谁该为酒店偷拍摄像头负责”的争论，触及问题的核心，也让我们离找到破解之道更近了一步。

该负责的，一定不是住客，他们是纯粹的受害者。出来住酒店，却不幸成为被偷拍、直播的对象，成了他人通过非法途径获利的“工具”，这是一种“无妄之灾”。

与住客身份“纯粹”不同，酒店在其中的角色相对复杂。作为经营者，酒店当然有为消费者提供安全环境的义务，包括不被偷拍。当有偷拍事件发生，而偷拍者难以确定时，酒店有先行向住客承担责任的义务。对此，法律规定是明确的。

不过，虽然酒店承担责任系因“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但其承担责任的基础，毕竟是他人的偷拍行为，某种程度上属于“代人受过”。

这样说，并非为酒店辩解。既然法律赋予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酒店就有责任采取全面有效措施，防范、制止偷拍发生，这点必须明确。但酒店不是偷拍的“始作俑者”，从根本上遏制偷拍，需要揪出那些偷拍的“元凶”。

“元凶”包括：“只要钱到位，定制需求都可满足”的偷拍设备制造者、销售者，“哪里都能装上”的偷拍设备安装者，“什么都敢传播’的偷拍视频传播者等。

从报道看，偷拍已经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一个相当庞大的群体参与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有关部门不断加大打击力度，但仍有不少人趋之若鹜。“逆向”投入，除了这一“行业”利润空间巨大，也和违法成本较低有关。

违法成本低，首先在于违法者被抓的概率较小。偷拍设备多通过网络和地下黑市交易，安装也是在“掩人耳目”的情况下进行，即便偷拍设备被发现，确定谁安装的也往往很难。找不到违法者，违法成本无从谈起，违法责任难以追究。

从处罚角度，理想状态是违法必究，“偷拍必被捉”。处罚的不可避免性，可以打消蠢蠢欲动者的侥幸心理。但短时间内难以找到违法者的既有现实，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处罚的威慑力。

当处罚不可避免性难以实现，其威慑力就需要处罚的严厉性来弥补。“不幸”的是，在偷拍领域，“违法成本低”的另一层含义，指的就是与造成的危害相比，违法者付出的代价相对较小。

事实上，对于买卖、安装偷拍设备，传播偷拍视频等行为，法律规定了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处罚体系是相对完善的。其中，刑事手段最严厉，威慑力也最强。在偷拍愈演愈烈的现实下，刑事手段本应发挥更大作用，但由于诸多因素的存在，这一最有威慑力的手段却打了折扣。

以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为例。刑法规定，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这本是打击偷拍的有力武器，但由于对“严重后果”缺乏明确司法解释，导致执法不统一，部分案件失之于宽。

司法实践中，办案机关认定的“严重后果”，包括造成被窃听、窃照者自杀、精神失常，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等。对此，舆论场上的不少声音认为，这样的标准有过严之嫌，限缩了立法适用范围。从这个角度去看，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何为“后果严重”，在司法解释层面应尽快予以进一步明确。

偷拍成为一个产业，治理的难度可想而知，但公众苦偷拍久矣，再难也要将其“拿下”。在多种治理手段中，法律手段殊为关键。在偷拍日益猖獗的现实下，法律的“牙齿”需要更加锋利。

法律的“牙齿”是否锋利，在刑事领域体现得尤为显著。除了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偷拍者、视频传播者还可能触犯多个罪名，比如传播淫秽物品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等。这些法律条款都需要进一步加以落实。

总而言之，只有当监狱成为更多无底线偷拍者的“归宿”，庞大群体在巨大利益诱惑下的违法冲动才能被遏制。

文/ 李曙明

编辑/姬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