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乔妍的心事》改编自作家张悦然的小说《大乔和小乔》，乔妍这个名字分别取自姐姐“乔琳”的姓，妹妹“许妍”的名。电影由赵德胤执导，赵丽颖、辛芷蕾、黄觉等人主演。影片讲述了小镇长大的乔妍经过打拼成为大明星。但一条匿名勒索消息和姐姐的突然造访，如同一颗石子，打破了她生活的平静，激起一串秘密的涟漪。亲情和利益面前，乔妍将如何选择？影片就此展开叙事。

双重启发

张悦然在原著小说后记中谈到，《大乔和小乔》的写作受到两位爱尔兰作家的影响——一是威廉·特雷弗（William Trevor）的小说《三人行》，二是克莱尔·吉根（Claire Keegan）的短篇小说《姐妹》。《三人行》是一个暗黑的故事：一座房子里，生活着父亲斯奇勒和女儿薇拉，薇拉四十一岁还未出嫁。三十四岁的男性杂工西德尼来家里铺砖。这个家庭还存在过一个女儿——薇拉死去的妹妹莫娜，她常年坐在轮椅上。父女俩轮流照顾妹妹莫娜，老父亲和未婚的女儿薇拉像是夫妻，西德尼和薇拉的靠近会触碰到他内心深处的嫉妒。薇拉家里发生了一桩失窃案，这桩案件又和莫娜的死有关。偷窃者到底是谁？谁杀死了莫娜？是西德尼杀的吗？姐姐薇拉和老父亲是否包庇了西德尼？真相如何，小说语焉不详。小说只用花园里搜出的手套、薇拉的红色羊毛衫以及斯奇勒所说的“对付玫瑰花得戴手套”等信息邀请读者去拼凑真相。小说结尾是这样写的：“他们黑暗的秘密将会被照亮，以及他们因互相怜悯而产生的爱意：所有这些将会填满楼上那间空荡荡的屋子，填满房子的每个角落。”

相比之下，克莱尔·吉根的《姐妹》故事非常清晰：贝蒂和路易莎是爱尔兰乡下的姐妹，妹妹路易莎嫁到城里，过上了中产阶级生活。姐姐贝蒂留下来照顾父亲，五十岁了依旧孑然一身尚未结婚。父亲去世，贝蒂靠父亲留下的房子和存款过日子。但是，父亲的遗嘱里写明，路易莎有房子的终身居住权。父亲去世后，姐姐贝蒂感受到一种强烈的自由。直到有一天，妹妹路易莎被丈夫抛弃，带着孩子住进了贝蒂的房子。整篇小说的核心围绕路易莎和贝蒂争财产展开。小说结尾处，姐姐拿起剪刀，给妹妹路易莎咔嚓咔嚓剪发。路易莎坐在理发椅上，抱怨姐姐一个人占了一座大房子，没有丝毫同情心。“没有了头发，路易莎什么也不是”。小说以此句作为全篇结尾，则别有深意——路易莎就是靠着漂亮的面孔获得男人的青睐，现在她的一头金发没了，得重新思考谋生问题了。至于这座房子最后归属于谁，小说没有提供答案。

克莱尔·吉根在接受《周末画报》访谈时表示，同长篇小说相比，短篇小说更有张力，冲突也发生得更早——故事开始之前，冲突便已存在。同时，她坚信情节不能让读者“匪夷所思”，需要反复掂量斟酌，细节也需要仔细排布，直至安稳地贴合故事的整体架构。《姐妹》中，路易莎被剪掉的金色头发和莫泊桑笔下的钻石项链一样，是资产阶级虚荣的象征。

双线叙事

电影《乔妍的心事》受到了这两篇小说的双重启发，设定了两条核心的叙事路径。第一条路径，便是“部分男性控制女性，于是女性想要挣脱”。为此，电影设定了三条分线：明星乔妍受到经纪人沈皓明的摆布，希冀获得自由；姐姐大乔被缅甸丈夫于亮摆布，于亮为还债务设下陷阱勒索妹妹乔妍，上演自己被绑架的戏码；大小乔的母亲无法自行决定生下孩子，生育临盆之际被丈夫强打流产针，难产而死。

第二条路径，便是围绕身份做戏。身份的假扮和流动，带来了强烈的戏剧性冲突。乔妍顶替姐姐参加考试，来到北京，成为大明星；姐姐心生嫉妒，妄图夺回属于“乔妍”这个名字下的财富和生活；大乔生下的孩子是黑户，乔妍想过继姐姐的孩子，成为“母亲”。

经过这两条核心故事线的编织，道德的“囚徒困境”和博弈论便出现了。博弈的内容，自然是义与利的辩驳，选择财产还是选择亲情，是保亲还是灭亲？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是现实的模型，反映的是个体的选择往往并非最佳选择。对应在“你是乔妍，我也是乔妍”这个问题上，姊妹陷入这样的囚徒困境：若姐姐揭发妹妹乔妍的冒名顶替，乔妍的明星事业会立刻崩塌，她的如意算盘也会落空；若姐姐沉默不去讲述真相，那她便永无出头之日，不能过上妹妹那样的生活。

为了加强身份落差，乔妍从小说中的电视台主持人变成了大明星。为了加强亲情囚徒困境的力度，电影将原著小说中的“泰安-北京”空间改换成“缅甸-北京”——来自缅甸的姐姐和从缅甸逃亡到北京的姐夫，加上诈骗新闻，天然地为故事加上一层扑朔迷离的滤镜。于亮动了歪念，上演“假绑架”的戏码，让妻子向妹妹借了1000万作为赎金，这一勒索情节让亲情充满裂隙。

纵观世界电影史，“双生花”的电影很多，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的《两生花》，金基德的《撒玛利亚女孩》，曾国祥的《七月与安生》，都围绕身份的互换做戏。《两生花》讲世上有另外一个自己，灵魂可以彼此感应；《撒玛利亚女孩》借宗教中的受难讲命运的延续；《七月与安生》讲起初不分你我的闺蜜最后分崩离析，这几部电影均涉及身份与命运问题。

电影《乔妍的心事》也回到了易卜生在《玩偶之家》里提出的问题。早在1923年，鲁迅就在演讲《娜拉走后怎样》中预言，娜拉出走之后不是堕落，便是回来。但他绝不会想到，乔妍和姐姐的确是出走了，但是依然没法逃离某些被身份、权势、资本加持的男性掌控，即便腰缠万贯，情形依然如此。不过，影片对于男性角色的处理也是本片的遗憾之处，无论是逼女明星喝酒的郁总，还是软硬兼施的经纪人沈皓明都戏份单一，形象单薄，只承担起了“工具人”的作用。

唐突的“大团圆”

影片结尾，照旧是中国式的“大团圆”：乔妍摆脱了经纪人的束缚，宣布退出娱乐圈，最后姊妹二人回到缅甸一起带孩子，一家三口、相依为命。这是一个典型的道德大于利益的“中国式”结局。小说中的姊妹“一起去济南”的愿望，也被电影改成了“一起去看长城”。“看长城”变成了姐妹情感长久的象征。

但不得不说，影片一直在铺陈的就是姊妹俩各怀心事，互相猜忌，甚至在姐姐生下孩子后乔妍还犹豫要不要夺过来，结尾突然就姐妹情深了。这种收束方式的确唐突。原著小说中，姐姐乔琳生完孩子便跳河自杀了，自杀的因素里包含了与妹妹的身份落差，但更多是社会因素。姐姐的死也改变了妹妹许妍，“有些改变正在她的身上发生，她的耐心比过去多了不少。也许，现在她有机会做另外一个人了。”原著小说的这个结尾悲凉而释怀，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相比之下，电影只是简单嵌套“戏中戏”，试图缓冲结尾情深的唐突感。戏中戏里，导演让扮演护士的女演员强行给乔妍饰演的孕妇打针，企图令其堕胎。这是一条暗黑的故事走向，可惜这一暗黑线索戛然而止，未能保持到底，镜头匆匆闪过，没有很好地嵌入整体故事中。

文 | 李啸洋

编辑 | 陈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