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上来说，《中华早期帝国》的编纂开始于2004年。那年秋天，我收到鲁惟一的电子邮件，他总是与时俱进，最早掌握最新的电脑技术。在邮件中，他邀请我和他一起编辑一本书，这本书是对《剑桥中国秦汉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的补充。剑桥大学东方研究院（Oriental Studies at Cambridge）当时得到了一笔专款，受惠于此，该书所需的大部分资金已经到位，而且如果需要的话，鲁惟一先生自己还会申请更多的资金。当初我在东方研究院学习古典文学——本科生文学学士毕业考试科目之一，鲁惟一是我的导师，收到这个邀请，我既感到荣幸，又有点不安。于是我进一步跟他了解这个项目的来龙去脉。原来那本《剑桥中国秦汉史》完成于1976年前后，当时马王堆发现的资料刚刚发表，而书一直拖到1986年才出版，原因是在该书出版前后涌现出了大量的考古资料，他说，他的主要目标是对这些资料的价值进行诠释，对已有的传统政治史进行扩充。这样的一个补充，从其核心内容上来说，应该成为《剑桥中国上古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内容的延续，这一册由鲁惟一和夏含夷（Edward Shaughnessy）共同主编，出版于五年前。在那个时候，关于怎么样起头，应该去找哪些人撰稿，他有了一些想法。他想让我帮他从总体上处理所涉及的艰巨的工作。（当时我并不知道，他的长期搭档、同事以及妻子卡尔曼·布莱克尔［Carmen Blacker］已经患上了帕金森病。）我答应了，但对我将要做的事几乎一无所知。鲁惟一认为我对应劭的《风俗通》进行过研究，可以担任东汉部分文章的首要编者，这是第一桩让我吃惊的事。我自己都笑了（直到今天，我仍感觉我对汉和帝以后的事情搞不清楚）。

从委托各篇论文的撰写开始，各种令人惊讶的事情纷至沓来。有位考古学家，因不在受邀的撰稿人之列，心怀妒恨，鼻子都快气歪了，他几乎断送了这个项目。而有位受邀的作者，强烈反对另外一位学者加入，这让我们在一个月内失掉了两位撰稿人。一年以后，几位作者提交的论文质量明显达不到标准，当我们两位主编想提出修改建议时，这几位撰稿人回复说他们都是天才，这让我们在进展中面临艰难的选择。接下来，已经完成的书稿被剑桥大学出版社束之高阁，搁置了超过两年时间。考古学家们向出版社提出了强烈的不满，他们表示，如果出版社继续拖延出版进程，那么他们将不得不重写相关章节，因为这期间又有了不少新的考古发现。然后，剑桥大学出版社没能按照惯例给各大刊物寄送样书，因而唯一的一篇书评的作者磨刀霍霍，别有用心。（鲁惟一向来温文儒雅，然而，他看到这篇书评时怒不可遏，想拟一篇正式的文章回应这个作者。我拦住了他，说读者自有判断。）简而言之，这是一出充满差错的滑稽剧，然而不是每一个情节都让人开心。

对那些雄心勃勃、想要做大部头书籍的编者，我想请他们引以为戒。实际上，过了这么多年，很多琐碎的事情我都已经忘记了。直到中文版出版时让我写一篇简短的序言，我才想起来一些点点滴滴。差不多十五年过去了，仍然得以保留下来的是，这些论文大体上是站得住脚的，这在关于早期中国的研究中是令人惊叹的。早期中国的研究进展很快，在这一领域中优秀的学者们每过几年对自己以前的认识都不得不重新思考。回过头来看，尽管每做出一个决定都会遭到强烈的反对，但当时在编这本书时所做的四个决定起到了关键的作用。首先，当时鲁惟一重新审视了“儒教”（Confucianism）一词，这是正确的。1999年，我受席文（Nathan Sivin）的论文“On the Word ‘Taoist’ as a Source of Perplexity” (1978)启发，发表了一篇文章，从那时开始我就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与之相应，在这本书中我们摒弃了“儒教”这个词，也没有征引1930年代德效骞（Homer H. Dubs）所论断的“独尊儒术”（Triumph of Confucianism）。我们认为，这一点是必要的，如果要从根本上重新考虑中华早期帝国研究的方式，就要抛弃那些旧的观点，那些观点认为儒家和道家为了争夺当权者的支持在进行一场“赢者通吃”的斗争。

其次，我们两位主编敦请各位撰稿人谨慎使用来源于商朝的资料和成书于东汉的《说文解字》，我们的理由是令人信服的。我们认为，作为许慎的个人作品，《说文解字》有一定的局限，而尽管到秦汉时期，少数几个被放大的商代人物（商汤，或者以残暴著称的末代君主纣王）还很有一些影响，但当时的人们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并未确切地知道商代的事件和文化。

再次，鲁惟一和我决定打破以朝代划分历史的模式，书中使用的“早期帝国”，其时间从公元前323年到公元316年，从战国时期群雄并起开始，到西晋灭亡为止。这可以让读者不得不想起这么一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当王朝覆灭时，不是所有原先的臣民都感到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最后，鲁惟一和我认为中国在古代世界中既独特又与其他国家有着很多共同点，所以在总共24篇文章中，至少有5篇涉及今天中国之外的内容，为读者提供了适宜的对照与比较。这5篇是：由几位作者共同完成的《边远地区的考古发现》、《永恒之城与长安之城》，草安敦（Anthony Snodgrass）的《中国考古：一个局外人的看法》，巴瑞特（T. H. Barrett）关于道教和佛教的文章，加上罗界（Geoffrey Lloyd）关于早期辞令的论文。（新冠疫情发生前不久，鲁惟一回归到他年轻时对古典文明的学术兴趣上，写了一部对古典文化进行比较的书，在2024年由伦敦的布鲁姆斯伯里出版社出版。）与此同时，这本书还包含多种多样的插图和地图，事实证明，在这么多年后这些还都是有用的。

和我合作的主编鲁惟一现在已经101岁了，双目失明。我在写这篇序言时，脑海里总想起他。正是他，提供了许多可供参考的书籍，让后辈的学者得以对先前的学术成果进行确认、辩驳和增补，并在这个过程中成长起来。或许更为重要的是，在我认识他的这么多年里，他一直宽宏大量，堪称典范。以他如此高龄，仅有的几次遗憾的事，是几十年前他对几个很爱争吵的同事说了几句气话。我想，这就能说明问题。他只是简单地享受着他的研究。以此为指引，我代表他鼓励从事中华早期帝国研究的学者们，应该采取一种同样宽宏的气度和致力于工作的精神。毕竟，这个领域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戴梅可（Michael Nylan，代表鲁惟一［Michael Loewe］）

2024年4月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