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1987年不再做石匠的，不是不想干，而是他实在干不动了。日久天长的超负荷劳动，让他落下一身毛病，年纪愈高，腰腿愈是经常疼痛。不干石匠，可一家人还得养活，于是父亲就开始卖鞋具。

我们村有打铁的传统，主要打制鞋用的拉刀、冲子、锥子之类。之前多销在附近，后来很多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纷纷加入到打铁大军，打铁的人越来越多，鞋具的产量越来越大，便有人跑起销售，将产品销往全国各地，赚取差价。没有任何人领路，初入行的父亲起步艰难。母亲向我小姨借了200块钱，做他进城的路费；父亲将钱拆分揣进两个口袋，奔向他从未去过的城市。

那天，他的肩上背着一个帆布包，里面装着足有一百多斤钢铁制成的鞋具，都是为需要现货的鞋厂或者鞋料商店准备的。打开院门的时候，父亲忽然停下，扭回头冲母亲说，要是卖不掉呢？母亲说，卖不掉怕什么？还有下次。父亲在门口停留片刻，咬牙往肩膀上颠颠挎包，走出了村子。第一次进城，第一次卖东西，没有任何经验，也没有任何熟人和门路……城是一家人的希望，但也可能是万丈深渊。

父亲当时的心情一定是苦涩而又忐忑的吧？城里的高楼大厦让他眩晕，街口的红绿灯让他不知所措，饭馆散出的香气以及昂贵的物价，会让想家的父亲随时都起了马上返程的念头。可一家人的日子，还需要他去养活。不久后，父亲就回来了。他背着沉重的挎包，灰头土脸——他的城市之行并不顺利，没有卖出去一个鞋具，没有赚到一分钱。父亲躺在炕上，一整天都没说话。后来，他小声对母亲说，不行的话，我还去打石头吧。母亲冷下脸，说，就这样打退堂鼓了？一次不行，再来一次！父亲说，可是没钱出去了。母亲说，我有！

那段时间母亲在给镇上的刺绣厂做零工。她托熟人预支了200块钱给父亲当路费，成为他第二次进城的胆量，和一家人生活的寄托。所以这一次父亲进城，就有了些许悲壮的意味。这回进城父亲多少卖出去一些——有现货，也有订单。回来后父亲便开始给对方发货，他找最结实的木头钉了箱子，又用包装机一遍一遍地打包好。之后的很多年里，父亲都一直这样发货。他说箱子虽小，但里面都是钢铁，每一箱都几十斤重，不打结实些路上会散架。

就这样，父亲开始了他的鞋具销售生涯，一干很多年。父亲极少在我面前讲他城里的生活。当我问起，他会说，等你长大以后自己去看。后来才知道，他是不想将那些不美好告诉自己的儿子。有时他与村人闲聊时说起城里的事情，我能够通过他的只言片语脑补那些画面：不管多远，哪怕一天两夜的路程，他也不会买卧铺票；出门前两天他把母亲烙的烧饼当一日三餐，后面的日子就靠从商店买来面包对付，连咸菜、瓶装水都不舍得买；住宿挑最便宜的私人小旅馆，为了省下两毛钱不肯乘公交车，而是背着一百多斤的挎包在寒风中或者烈日下步行……父亲将进城的开销节约到极致，但口袋里总是装着一包用来跟人递话的高档香烟。

其实他很怕走进鞋厂或者鞋料店的门，怕遭到拒绝。因为大多时候，对方并不需要父亲的货。他要陪着笑脸，递烟、点火、说尽好话……那一刻，父亲没有尊严。有一次在天津火车站附近，父亲遇到村里的两个同行。他乡遇故知，父亲兴奋地拉他们去饭馆喝酒，不觉就喝醉了——那是父亲卖货生涯里唯一一次进饭馆，最后是两个村人轮流将他背上了返乡的火车。这事曾一度成为村里的笑谈，母亲就很不高兴地说，这么多年他在外面饭都舍不得吃，却花钱请同村人大吃大喝，还毫无设防地喝醉，你们怎么能笑话他呢？她是绝不允许村人将我父亲当成笑话的。

后来，父亲年纪越来越大，鞋具生意也日暮西山，他不再出去，就靠电话与几个老客户保持往来了。再次进城已是2003年，那年我在城里买了自己的房子，父亲自告奋勇过来帮忙装修。尽管我告诉他有装修工人，我花了工钱、有合同的，父亲还是要帮忙。头几天没通水，父亲就从一里以外的饭店挑水过来，搞得装修工人都不好意思了，见他来，忙把他让进一间屋子，摆好茶让他喝。父亲说我是来帮忙的，不是来当监工的。装修工人说您还是当监工吧，这样我们心里踏实。那段时间父亲住在我那里，每天晚饭我们都会喝上一点酒，天南地北地聊。那是父亲非常快乐的一段时光，因为他的儿子终在城里有了一套还算不错的房子，并且在装修这件事情上没有半点马虎。那些天父亲闲着没事，就去楼后开了一块小菜园。我告诉他，等草坪建起来，物业是不允许在这里种菜的。父亲说，能种多久种多久吧，地哪能闲着？为此他特意回了一趟乡下，带来了蔬菜苗与蔬菜种子，还有锄头、铁锹和镰刀。父亲把菜种上，又嘱咐我一定要勤管理，那一刻，他仍是一个标准的老农。那块小菜园我种了3年，终被物业变成了草坪。那以后，除了我的儿子出生那次，父亲再没有进过城。也许内心深处，他与城市格格不入。他对城市的唯一好感，就在曾经赚了些养家的钱，然后又有了一个在城里生活的儿子。父亲进城，就只是为了家人，和我。

作者：河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