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9日至20日，中美经济工作组在京举行第五次会议。

就在中美经济工作组举行会议的同时，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下调50个基点，开启了四年来的首次降息。

面对经济领域的新形势和新变化，中美经济工作组的这次会议谈了哪些重要的议题，又如何理解其中传递的信号？

谭主了解到，此次工作组会议，中方是由财政部副部长廖岷牵头，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人民银行官员参会。

美方则是由副财长尚博牵头，主要由财政部、美联储官员参与。

可以看到，中美双方经济相关部门，基本上都有参会。

这样的沟通，在过去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已经有五次。

去年9月22日，为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中美经贸双方牵头人共同推动、两国财政部副部长级官员牵头，成立了中美经济工作组这一经济领域的工作机制。

谭主注意到，“深入”是这几次工作组会议新闻稿中几乎都会提到的词。

每次深入沟通都围绕三个主要议题展开：一是两国的宏观经济形势，二是全球性的经济挑战，三是双方的具体关切。

中美两国的经济形势，关乎两国和世界的发展。

这从经济工作组会议召开的时间中可见一斑。

第一次中美经济工作组会议前，联合国贸发会议就全球经济停滞发出警告。而在那一次的会议上，中美双方就“两国及全球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进行了沟通。

而这一次会议，是二十届三中全会后举行的首次中美经济工作组会议。谭主了解到，会上，中方介绍了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相关安排，重点宣介了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相关改革举措。

中美经济部门定期、频繁地进行交流，这是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共识得到有效落实的直接体现，同时也在向外释放着稳定中美经济关系的积极信号。

前不久，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时提出了“四个不变”——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没有变，按照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处理中美关系的原则没有变，坚定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立场没有变，赓续中美人民传统友谊的努力没有变。这是中方对中美关系的最权威阐述。

具体到经贸关系层面，国务院副总理、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何立峰也于9月20日经济工作组会议结束后，会见了美方代表团。何立峰表示，中美双方应落实好两国元首旧金山会晤和今年4月份通话重要共识，保持经济领域沟通交流，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妥处彼此关切，推动中美经济关系稳定健康发展。

会见中，美方代表团也转达了美财长耶伦的口信，表示“美方愿与中方保持经济领域沟通，发展健康的中美经济关系”，这本身反映了中美经贸双方牵头人对这一沟通渠道的高度重视。

中方始终致力于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稳定和发展中美经贸关系，理性务实态度始终未变。

在这次经济工作组会议期间，中美双方各自提出了彼此关切。

从美方新闻稿里可以发现，双方就全球经济平衡增长问题进行了讨论。事实上，美方就此问题长期对华抱有不实指责。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高凌云告诉谭主：

全球经济不平衡主要表现为，一些国家的资金流入和流出不能保持平衡。美国是一个消费型国家，自己生产比较少，这导致了资金流动的不平衡。同时，由于美元本身作为国际主流货币，还需要通过贸易或者债券等形式输出美元，供给全球交易，这就又给美国资金流动带来复杂的影响。总体而言，全球经济不平衡是美国国内低储蓄与生产不足，以高负债支撑高支出的必然结果。

这本是美国自己的问题，但美国希望通过炒作所谓中国“经济失衡”和“产能过剩”等议题，“甩锅”给中国，中国当然不会接受。

中方新闻稿显示，中方还就美对华加征关税、对华投资限制、涉俄制裁、打压和影响中方企业利益等表达了严正关切。

9月27日，美国将开始对华电动汽车征收高达100%的关税。美国仍用所谓“去风险”和“产能过剩”挑起对华贸易摩擦，甚至鼓动盟友对华“脱钩断链”，无疑是在给美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埋雷”。

因为，各种关税壁垒会造成物价的大幅上升，且容易在全球形成连锁反应，如果美国不能及早取消对华关税，美国刚刚回落的通胀，仍然面临反弹风险。

当前，美国经济面临的风险还不止这些——通过观察美联储的降息幅度，可见一斑。

历史上，在没有出现衰退的情况下，美联储通常会按25个基点的节奏降息。这次直接降息50个基点，或许意味着美联储判断美国经济已经存在衰退风险，需要快速降息。

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经济对世界经济有着不小的外溢效应。对于这些风险，中方需要了解、沟通清楚，中美双方也要共同寻找化解风险的手段。

除了这些议题，中美双方在经济工作组新闻稿中都提到了应对全球性挑战的相关内容。

眼下，经济领域全球性挑战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这也是中美经济工作组会议上一直探讨的全球性议题。

在缓债方面，中方积极参与G20财金渠道的讨论，已经采取了诸多实际行动。作为G20缓债倡议中最大的贡献方，我国在全球缓债总额中占比超过40%，并在乍得、赞比亚、加纳等国的债务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很多非洲国家的最大债权方来自美国的贷款机构。

这些美国的贷款机构的利率高昂，同时，在美联储加息周期利率被进一步抬高后，很多发展中国家会陷入“还不起”“信用恶化”“融资困难”的发展陷阱。

而美国进入降息周期后，这些脆弱性国家对于外部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无力招架，资产价格较低，短期资金趁机涌入，进一步加剧了这些国家风险和不确定性。

这样的情形下，在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上，美国需要做的更多。与此同时，中美两国也需要做好全球经济治理方面的协调，帮助发展中国家平稳度过波动和风险。

世界需要中美的沟通与合作。

编辑/田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