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开会800次,这种困局怎么破?
团结湖参考
2024-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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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阵有人告诉我,他们单位为了让其他人能安心工作,专门指定了一个人负责参加各种会议培训,当时我觉得有点太荒谬。日前中央通报了三起整治形式主义典型案例,其中国家管网集团总部2022年要求下属企业参加会议达800余次,平均每个工作日超过3次。看到这我才信了,仅有一个人专门负责开会可能还不够啊。

形式主义是个老问题了,文山会海只是表现之一。比如此次中央通报的典型案例中,长春市教育局频繁开展各种“创建活动”,而且评价指标越来越繁琐,导致申报学校要准备近1000项评审材料;长春市南关区教育局长期从中小学校抽调教师,甚至一调就是20年;江苏扬中市办了七届河豚节,就向机关单位、乡镇街道摊派了4200多万元经费。

不知你有没有发现,这三起案例特别有代表性,分别揭示了当下基层在形式主义折腾下,不但要出力,还要出钱、出人的现状。上级掌握着指挥棒和对下级的考核权,天然地就会形成压力向下的传递机制。但上面千条线,下面只有一根针,当工作难度和压力超过了基层的承受范围后,基层难免就会以形式主义应对形式主义。

有一位基层干部“坦率”地告诉我,他们应对上级的形式主义检查早就有一套成熟方法,核心一点就是“留痕”。一项工作干得好不好,上级往往也很难有量化考核标准,那么谁填的表多,谁拍下的视频多,谁在汇报的时候就有话说。一定要想方设法把自己干活的过程记录下来、展示出去,至于事情的效果究竟如何,只要上级不真查,就都能糊弄过去。

所以治理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关键一点是“向上用力”,管住管好上级机关手中的指挥棒和考核权。近些年来,中央为解决形式主义问题多次下发文件,每次都强调的一点就是“从上着手”,减轻基层负担。比如2019年《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中提出,层层大幅度精简文件和会议,确保发给县级以下的文件、召开的会议减少30%-50%,中央印发的政策性文件原则上不超过10页。近期印发的《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首次以党内法规的形式,制定出台为基层减负的制度规范,也突出了“强化源头治理”。

既然基层负担过重的源头之一是上面的文件太多、会议太多、评比考核太多,《规定》中就明确提出切实精简文件、严格精简会议、严控对基层检查考核总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规定》中提出规范明晰基层权责,建立健全职责清单。也就是说要让基层知道哪些工作是自己该干的,哪些责任不该自己担,用制度把不属于基层职责的任务拦在门外。

而另一方面,也应该对上级部门的考核检查办法进行系统性改革。如果检查只是听汇报、看材料,那么基层就会在“留痕”上大做文章。如果检查是不打招呼,直奔现场,那么就会倒逼基层在求真务实上下功夫。考核评价的指挥棒在谁手里,基层部门就会倾向于围着谁转,这一点并不难理解。而基层部门与广大群众的接触最为密切,本来最有资格评价基层工作好坏的应该是群众。在进行体制性改革时,将评价权更多地交给群众,或许那些上下级之间“互相糊弄”的形式主义就会减少很多。

形式主义作为一种顽症痼疾,有很复杂的成因机制,很难归于一两个因素,也很难毕其功于一役。重要的是,面对问题采取什么态度。多年来,我们持之以恒治理形式主义,露头就打、久久为功,在治标的同时探索治本之道,体现了责任和担当意识。把整治形式主义,放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整体进程中去理解,就更加能体会这种坚持的意义。

基层干部与群众的接触最紧密,如果基层行政陷入形式主义的空转中,就会出现一种尴尬局面:群众觉得干部不干实事,而干部却又忙得分身乏术。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就是要把基层干部从两难困境中解脱出来,让他们能真正发挥基层工作者的作用,从最本源的地方接上“地气”。从这个角度上说,整治形式主义的确刻不容缓。

(文/北京青年报评论员于永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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