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看金庸先生的小说，看到令狐冲是背着师父看书，才长进了武功，觉得，太假了吧，文人才这样，武侠怎么可能这样？后来渐渐明白，他写的就是文人，就是自己。陈平原先生说，“千古文人侠客梦”，真是一语中的。在阅读文人作品的过程中，我不断看到，文人在侠客身上寄寓自己生命经验的程度，总是在超越我们的想象。
韩非子有句名言，“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这并不说明，儒和侠是一类人。儒和侠过着非常不同的生活，韩非却把他们放在一起类比，这其中的反差是强烈的。特别是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引用了这句话，势必给后来的一代又一代的儒者以很大的冲击。儒者难免会思考，如果我化身为一个游侠，会是怎样的呢？文人在文学作品里化身为侠客，其实和化身为宫女、歌妓是一样的，不仅仅是想在一种不一样的人生中寻求刺激，更多地还是怀着一种复杂的心绪，洞悉了世情的某种真相。
司马迁写游侠，其实也是从文人的视角去想象游侠，代入一种跟自己完全不同的身份，然后去想，“如果是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如果游侠可以自己来写自己的故事，那一定是另一个样子。千百年来，将游侠形诸笔墨的，都是文人，他们都是按照司马迁的路子来的。
在文人的一生中，出与处的矛盾是一直存在的。那么，当他们化身为侠客的时候，他们会怎样选择呢？是接受朝廷的收编，为国为民？还是远离官府，逍遥江湖？
曹植的《白马篇》给出了最初的答案：
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少小去乡邑，扬声沙漠垂。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参差。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狡捷过猴猿，勇剽若豹螭。边城多警急，胡虏数迁移。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长驱蹈匈奴，左顾陵鲜卑。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赵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中华书局，2018）
其实，曹植生下来就是贵公子，没有做过什么“游侠儿”。贵公子曹植，此时参与到了乐府创作中来。而在此之前，绝大多数乐府是由无名的乐工创作的。乐工也不是游侠，但是他们，以及他们的听众，也有自己对游侠的想象。游侠儿与常人不同的生活，永远充满了浪漫的吸引力，一定永远会是民间乐府的热门题材。
现在，曹植开始写游侠了，无论他怎样努力地向民间乐府学习，他对游侠的想象，都既不会是游侠自己的想法，也不完全是民间的想象。他笔下的“游侠儿”，只是披了一层“游侠儿”的皮，灵魂还是曹植这个贵公子的。
一开头，游侠儿打扮得非常耀眼：洁白的马，衬着金黄的辔头，在关陇的边陲跑来跑去，人们都可以看到他。中古的贵族，是很爱漂亮的。他出身于幽州、并州这样的关东地区，却早早地离开了家乡，来到了“西北”。经历过孤苦无依的流浪阶段，他完全靠自己的力量在异乡“扬声”了。与一直受到荫蔽的曹植不同，游侠儿吃过更多的辛苦，但也获得了更多的自由。
开头没有几句，曹植就迫不及待地提到了“扬声”的问题。我们写小说，要讲人物动机，游侠儿的行为动机，就是名扬天下。这其实是曹植这样的贵公子的行为动机。在淝水之战中立下大功的贵公子谢玄，就曾经被人说过“好名”。为此，谢玄还不服气地辩解道：“丈夫提千兵入死地，以事君亲故发，不得复云为名。”（《世说新语·识鉴第七》）大丈夫冒着生命危险去打仗，是为了报答皇上和父母，哪还能说是为了名呢？在外人眼中，这些贵族子弟是“好名”的，而在他们自己的认知里，他们是要报答厚待了自己的这个国家，以及厚待了自己的这个家族。是执着于名誉，还是报效国家，在贵族子弟这里，有时候是很难分清的。
更早的时候，同样出身于贵族的屈原也曾经说过：“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重视“名”，是骄傲的贵族精英的共同思想，也是儒家的一种追求。至于那些真正的游侠儿是不是这样想的，在这里显得并不重要。
接下来，曹植大大地铺叙了一番，游侠儿射箭的本事多么精湛。
铺叙之后，故事的情节有了推进。游侠儿被征入军队了。严格说来，一旦被编入军队，就不能叫“游侠”了。那么，游侠儿愿意去吗？他会不会嫌当兵受到约束，不能再过自由自在的生活了？当了兵，是不是没有那么帅了？
游侠儿毫不犹豫地去了，抛掉了他“游侠儿”的身份。他驱遣白马，登上高处，威风凛凛，更帅了。看来，曹植想象的从军的自己，也不是什么受人节制的小兵。游侠儿选择当兵，是因为“胡虏”进犯了，他要报国，跟谢玄的心理是一样的，这应该也是曹植的心理。
一个人如果从小到大一直被周围薄待，当需要他做出牺牲的时候，他难免会产生一种心理：“为什么是我？凭什么让我去死？”他会更多地考虑保护个人的利益。但对于从小就被厚待的人来说，这样的问题是不存在的。他会觉得，自己长这么大，得到的已经太多了，总想做点什么，来报答不知从哪个方向投来的善意。汉武帝时的霍去病是这个心理，曹植虽然生于末世，但成长于父亲权势的荫蔽下，因为出众的才华受到喜爱和追捧，他也会生长出这样的心理。
曹植想象自己，“长驱蹈匈奴”，这是霍去病做过的事；又想象自己，“左顾陵鲜卑”，这是他父亲刚刚做过的事。这位游侠儿的战场，遍及当时东北方和西北方的边境。
在这样的荣耀中，自己的生命有可能被牺牲掉，这样的问题，曹植是考虑到了的。对此，他表示情愿，“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也许有人会觉得，这样的人太傻了，但是对曹植这样的人来说，这样的话是真心话，不是违背本性的大话。他什么都可以不要，甚至可以不顾自己的父母妻儿——尽管儒家的教化让他觉得父母和妻儿是最重要的。因为，他觉得自己已经得到太多了。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他觉得自己有一份责任。这时候，“名”又出来了。因为我“名编壮士籍”，天下都知道我是有能力的人，遇到危难的时候会想起我。我不能辜负这份名誉，也就是不能辜负这份信任。最后，曹植喊出了“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金句。而“视死如归”的观念，本来来自庄子，也是有大学问的人才会有的思想，真正的游侠儿可能不会这么想，或者想得比较朴素。
曹植的《白马篇》展现了一种强有力的人格，在随后的六朝贵族社会，这种人格令诗人们着迷。历代都有人模拟《白马篇》。但是可惜，他们再也写不出曹植的味道。大概是乱世中的人，再也没有曹植那样“不及世事”的早年优裕生活，没有长出曹植那样完满的人格。
直到盛唐，诗人们还在模拟《白马篇》，如王昌龄的《少年行》：
西陵侠少年，送客短长亭。青槐夹两道，白马如流星。闻道羽书急，单于寇井陉。气高轻赴难，谁顾燕山铭。（李云逸注《王昌龄诗集》，中华书局，2020）
从用词来看，模仿曹植《白马篇》的痕迹仍然十分明显。盛唐的诗人要从近体诗的背景下再造出一个古体诗的传统来，必须有一个亦步亦趋地模仿汉乐府和魏晋古诗的过程。直到王昌龄这时候，他们还模仿得这么厉害。
有意思的是，在王昌龄的想象中，胡汉交战的战场已经挪到了“井陉”。在十六国和北朝时代，北方少数民族进入中原成为明显的趋势，像井陉这样的太行山隘口，是他们进入华北平原之前的最后一道屏障。通过了这道屏障，他们就进入了中华文明的核心，走向了权力与富饶，随即也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文明与汉化。“单于寇井陉”的历史记忆，更多地属于曹植身后的六朝，而非曹植之前的秦汉。唐人在追拟汉人的时候，往往会掺杂进六朝的记忆。而在这样的叙述背后，是山东士族对那场浩大乱世的记忆，是坚守中华文明的力量，与试图破坏先进文明的力量的斗争；是人类向往文明的力量，与人性中恶的、毁灭性的一面的斗争。在王昌龄的时代，盛世的辉煌已经在眼前了，但这样的斗争还没有结束。从这句诗透露出，他对山东士族的心态有着深刻的共鸣。
类似地，王维的七绝组诗《少年行》，以及长篇歌行《燕支行》，也都承袭了曹植《白马篇》的叙述模式。在他们的笔下，“游侠儿”都放弃了“游侠”的身份，以极大的自豪感加入了朝廷的军队，与“匈奴”作战，追慕着霍去病的光荣。他们的选择，都是为国效力。这其实折射出了那个时代的读书人愿意为国效力的心情。
从南北朝到盛唐，有很多题为《少年行》《羽林郎》之类的拟乐府，都是类似的主题。但是，也正是在盛唐，这类题材的思想情绪在悄悄地起变化。与王维同龄、出身却晚了许多的高适，曾写下《邯郸少年行》：
邯郸城南游侠子。自矜生长邯郸里。千场纵博家仍富，几度报仇身不死。宅中歌笑日纷纷。门外车马常如云。未知肝胆向谁是，令人却忆平原君。君不见今人交态薄。黄金用尽还疏索。以兹感叹辞旧游。更于时事无所求。且与少年饮美酒，往来射猎西山头。（刘开扬笺注《高适诗集编年笺注》，中华书局，2018）
高适笔下的游侠儿，又有了不同于曹植版的面貌。这个游侠儿充满了传奇性：豪赌了千场，居然还很有钱；报了几次仇，都死里逃生了。这个人的本事之大，运气之好，实在是令人仰视。当然，赌博是很不好的，杀人也是很不好的。但是这里设定他是游侠儿，赌博和杀人是符合他的人物设定的，并不代表高适在现实中赞成赌博和杀人，赌博和杀人也不是这里的重点，重点是“家仍富”和“身不死”。
这位游侠儿朋友很多，门庭若市，但是，他觉得并没有真正的朋友。他想要的朋友，是平原君那样的贵人，可以赏识有本事的游侠，给他们一个合适的位置。但是在高适的时代，已经没有这样的人了，他空有一副“弃身锋刃端”的忠肝义胆，却没有一个可以交付这一腔热血的知己。
在高适扮演的游侠儿看来，身边的人都是很功利的。一旦你这里没有钱，他们就不理你了。对此，他作出的反应是：不对这个时代抱期望了，去跟游侠少年玩了。一起喝酒，一起打猎，多么快活。他不再像曹植扮演的游侠儿那样去当兵了。
从字面意思上看，这里的逻辑好像有点接不上：为什么周围人是功利的，你就不再上进了呢？你对时代失望了，周围的少年难道不是这个时代的人？你的结论为什么是跟他们玩呢？
如果我们理解了这个游侠儿就是高适本人，这个逻辑就通了。
与王维的早早出身不同，高适一直没有捞到一个进士。高适考进士比王维晚了几年，这时候盛唐的科举环境突然恶化了。他和李白、杜甫一样，一直在科举的体制外飘着，等于是报名参军，但是被征兵的刷下来了。
但是，这些人的才华之高，即使在千年之后也是有目共睹的。在“诗国高潮”的时代，即使科举一时被小人掌握，但社会仍然可以给诗人们很强的支持。他们“千金散尽还复来”“一曲缠头不知数”，应该是饿不死的。他们内心深处也明白自己的才华不同凡响。“家仍富”“身不死”，是高适在不得志中的小庆幸。
特别是“几度报仇身不死”。我不负责任地猜想，高适的才华这么高，恐怕很难像《长安三万里》塑造的那样，彻底做一个老实孩子。在小人当道的天宝年间（742—756），他难免也会得罪过什么人，因而不仅科举无望，就连活下来也成为了一种侥幸。所幸，小人可以暂时阻断高适的功名之路，却无法阻断盛唐人对诗人的仰望。所以，高适不仅不至于饿死，甚至还能小有家资。他在这里，在拟乐府代言的掩护下，甚至是在向对手炫耀。
可是，在这个时代，也有很多人，眼中只有功利。写诗、做官，都沦为了他们为自己获取蝇头微利的手段。甚至围绕在高适身边的人，也难免会有一部分仅仅是看重他的声名带来的权势。而能够进一步援引高适、带他重回到功名正路的上位者，像平原君一样能为士人提供荫蔽的人，却没有了。毕竟，张九龄的时代已经远去了，李杜高岑再也没有王维那样的运气了。
正因为此，高适才对世人感到失望。最终也没有成为进士的他，暂时地绝意功名了。而他所谓对世人失望，只不过是对德不配位的权贵小人，以及这些人的攀附者的失望。对于江湖上的朋友们，那些与他一起写诗的才子们，以及虽不写诗，却仰慕诗人的朋友们，他仍然怀有深挚的爱。他宁愿与这些人一起饮酒作诗，逍遥馀生。
高适有着与曹植一样饱满的灵魂，但是因为遭际不同，高适现在不愿意“名编壮士籍”了。在天宝年间，王维已经“半官半隐”，李杜高岑也不约而同地发出了不屑仕进的声音。因此，在高适笔下，出现了与官府决裂的游侠形象，也就是真正的游侠。
高适的这首诗，也得到后人的模仿。比如中唐的王建在《羽林郎》中写道：“百回杀人身合死，赦书尚有收城功。”杀了好多次人，早就该死了，但是因为还有过收复城池的功劳，所以皇帝会下赦书。这很像是从“几度报仇身不死”点化出来的，按自己的理解写出了“身不死”的原因。虽然，王建写这首诗，本意在于讽谏，说游侠儿为所欲为，只因有战功，就被赦免，是不合理的。但是，这句写得几乎也像高适那句一样帅气，让游侠儿不正确的行为，也获得了自己的魅力。这种艺术效果，也未必是作者想要的。
但是，王建大概并没有理解高适在写下这句时的心理，他理解的游侠儿，就是游侠儿，而不是受尽委屈而又不屈不挠的高适的化身。甚至，他写的游侠儿仍然是“羽林郎”，仍然是被编入军队的。而没有理解，高适笔下的邯郸少年，已经与朝廷没有关系了。这也说明，即使到了中唐，在现实中，游侠儿投身军队还是常见的现象，而那种不事王侯的游侠儿，反而只存在于诗人浪漫的想象中。
与高适同龄的李白，也把游侠儿写得很潇洒。而李白笔下的游侠儿，也是不愿意当兵的。比如有名的《侠客行》：
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詹锳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
前六句写侠客的衣着和行为，写得非常帅。李白这里设定，主人公是“信陵君窃符救赵”那个时空的人。这位赵国的侠客，戴着胡人的帽缨，挂着吴国的宝剑。这位侠客没有跟胡人打仗的任务，反而是只要有好东西就拿来。胡人的帽缨好，就拿来，也不怕人说他交结敌国，因为吴国的好东西他也拿来了。这正是一种盛唐的气象。
他骑着白马，跑起来像流星一样。这个形象，是在致敬曹植笔下的游侠儿。盛唐诗人，正是建安诗人的继承者。这位游侠，却不像曹植写的游侠儿，射射靶子就完了，他是真能做到“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的。这是李白对本事很大的游侠儿的想象，并不是说他本人有过这样的经历。但我们也可以看到，比起曹植的表达，李白的表达有更重的杀意，倒是也更快意。李杜高岑的诗，表现出一种对力量感的有意追求。李白笔下的这位侠客，长处在于手很快，恐怕也有李白“斗酒诗百篇”的影子。李白描述这位侠客的本事，只用了不对仗的十个字，而不是像曹植那样长篇对仗铺排，这也体现出盛唐复古诗人写作兴趣的转变，更注重精炼地突出事物的特点，而非炫耀辞藻的丰富。
这位侠客“十步杀一人”，他的动机又是什么呢？之后他“事了拂衣去”了，说明这次行动对他来说是“事”，是受人之托，为主家平事。完成任务之后，他就帅气地“拂衣去”了，“深藏身与名”。他的动机，只是对眼前的主人负责，做好眼前的事罢了。他的精神，是超脱于“事”外的。被曹植看得比父母妻儿还重要的声名，就这么被李白轻轻地拂去了。
李白笔下的游侠，不想求名，不想与官府发生任何的关系，逍遥于天地之间，更接近后世的我们认知中的侠。但在盛唐以前，这样的侠客形象几乎没有在文人诗中出现过。直到中唐，元稹还在吐槽：“侠客不怕死，怕在事不成。事成不肯藏姓名，我非窃贼谁夜行。”（《侠客行》）侠客还藏什么名呢？又不是盗贼。不知有没有针对李白这句诗的意思。
李白对“事了拂衣去”的向往，也是与他的遭际分不开的。与高适一样，他没有获得唐王朝的科名。虽然曾有过“翰林供奉”的荣耀，也很快被赐金放还了。所谓“事了拂衣去”，大概也有他离开长安时心情的投射。这一刻，李白卸下了对大唐王朝的一切幻想，也卸下了一切责任与功名。唐王朝百年的经营，培养出了这些文化巨子，盛唐却再也没有能力笼络住他们了。
“事了拂衣去”，本来是陶渊明、谢安这样的士族的理想。李白在有意无意间，为游侠传统引入了士族归隐的元素。向往归隐，未必符合原生态的游侠精神，却太对中国文人的胃口，因而也一下子进入了游侠文学的传统。
曹植式的责任感，与陶渊明式的归隐之心，本来是有着内在的矛盾的，却和谐地并存于中国文人的心中，也并存于游侠文学的传统中。而这样的融合，直到高适、李白的时代，才刚刚开始，是与这个时代文人的失意分不开的。从此以后，中国的游侠才开启了快意江湖的逍遥之旅，中国文人寄寓在游侠身上的自由理想，开始了恣意的生长。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2024年第6期
编辑/王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