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辉

张元济是晚清民国的大出版家，对于中国文化的贡献巨大。在对待金钱方面他也给世人提供了一个范例。

公私分明，懂得舍弃

张元济有一句话：“鄙人于丙午复职以后，始终未入宦途——若欲得钱，则取不义之财孰有如做官之便者。”（《张元济启事》，《民立报》辛亥年十月十八日广告）金钱是生活所不能缺少的，但张元济有两条原则，一是公私分明，二是懂得舍弃，一些本应得可得的收入他都不接受。

有几件事情可以作为张元济金钱观的典型事例。

其一，张元济五十过后，曾有一年左右时间，身体不适，精力不济，影响正常上班，但他还是坚持上班，并提出不支全薪减为半薪。发半薪于理无据，董事会决定照常发放，张元济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不拿。财务部门只好将这笔钱作为专户存储。到1926年商务清理这笔钱，本息计5000多元，退还张元济，张不接受。几经推让后，张元济捐出此款，为商务印书馆所有职工建立子女教育基金，以培养低薪职工子女享受高等教育。这项基金虽然数量不太大，但这正合了他早年《答友人问学堂书》中的主张，“无良无贱，无智无愚，无长无少，无城无乡，无不在教育之列也”。而且张元济一直关心此项基金，直到20年后的1946年，张元济又将《涵芬楼烬余书录》的稿酬捐入此项基金。

其二，1924年前后是商务印书馆营业鼎盛的时期，资金充足，董事会研究决定在南京路最佳地段买地建屋，并委托张元济办理此事，不久后签订合同。不料，高凤池因为自己的投资提议未能获董事会认可，于翌日反悔，坚持反对意见。如若毁约，商务要赔付高额罚金，无奈之下张元济动用私人关系，请南浔大富翁张澹如买下此地块，以免罚金。又不料三个月后地价暴涨，张澹如购买的地块可净盈利45万元。张澹如建议和张元济合伙经营，说此事已与商务印书馆无关。张元济未允，认为无论如何，自己代表商务签约，而非个人行为，如果利用机会去赚钱，便是假公济私，变相贪污。张元济之子张树年在回忆这段往事时曾说：“父亲在公司工作了数十年，一向公私分明，划清界限，操守清廉，这也是他为人之道的一条重要原则。”

其三，上世纪30年代，处于退休状态的张元济仍一心投入为商务的古籍校印，且不取分文报酬。1935年6月18日，商务几位高层领导人王云五、李拔、夏鹏联名致函张元济，略谓：“近年公司印行《百衲本二十四史》、《四部丛刊》正续各编，全赖我公一手主持，劳苦功高，远非公司在职同人所及。而纯任义务不下十年，尤为全体同人所敬佩不已。”决定从该年起每年致送酬金4000元，并呈送半年酬金2000元支票一张。张元济予以退回。抗战爆发后，张家生活陷于窘境，商务同人王云五知情后决定每月送200元作为生活费。张元济在1938年3月2日复信力拒：“承示以后每月接济我二百元，此则弟当心领。目前家用尚可支持，千万不必惠寄。弟对于公司不敢有所陈请，此公私之界限，极宜分明。”

崇尚俭朴，厌恶浪费

张元济秉承母亲谢氏勤俭持家的良好家风，生活条件虽较为优渥，却十分节俭，崇尚俭朴，内心更厌恶浪费。他一不抽烟，二不喝酒，家中无豪华陈设，家里的饭菜也并不讲究，人们常以他一生惯于使用旧信封及小纸片写字写信来说明他的节俭。他的夫人逝世，丧事一切从简。

他有一句话很好地表达了自己的节俭观：当用时，虽“费万金固无伤于俭德，否则即糜一文亦是”。他更经常教育晚辈勤俭节约，张元济的孙女回忆说：“勤俭持家之风贯穿在我们生活的每个方面。”节俭是一种良好的人生与生活态度，张元济可说得是一位楷模。

张元济印章

热心捐款，乐于助人

张元济外表严肃内心仁厚，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更乐于助人。1916年梁启超离开天津去广西反袁世凯，途经上海，张元济往访，就表示“君此行未知如何，断难再顾及家计，如有缓急，自当相助”。

他并不是停留在口头上，更有许多实际的行动。1923年他为丁文江创设古物研究所捐 500元。1925年为罗家伦出国留学捐1500元。同年上海发生总罢工工潮 ，参与罢工的商务编辑们创办了《公理日报》，张元济、高梦旦等向该报各资助100元。1926年为馆内子女教育基金捐5000元。1932年商务印书馆毁于日军炮火，向复兴东方图书馆捐款10000元，这是一笔不小的捐款。1937年上海抗战，张元济在家境日见窘迫的情况下，取家中所有银器具合白银62两兑成现金，捐款前钱为用，又付200元购衣物捐给士兵。此外，商务同仁的救助以及各种灾害慈善捐助，他都乐于参加。1923年乐志华案，张元济出资治疗，出资请律师。商务最好的石印制版工徐震冰不幸瘫痪，无钱治病，张元济也出钱为其治疗。

对于家族和故乡，张元济也情谊深长。对于家族事务，张元济很热心，印族谱共集资银元483元，张元济捐100元;建宗祠除捐资并子弟教育费外，还捐赠图书812种2926册供族人阅览；建合族公墓则出资建筑。对于故乡海盐，张元济桑梓情深，将祖屋捐给当地作校舍。

宋兵先生曾整理《张元济先生历年个人捐款一览》，称据《张元济年谱长编》记载，张元济自1917年5月至1948年2月，31年时间里，共计个人捐款39次（另有1次为便条中记录，总计为40次），涉及教育机构、医疗、慈善会、爱国运动、同人子女教育基金、赈灾、援助受辱同胞、支援抗战前线等等不一而足。这40次捐款，均为个人钱款捐赠。宋兵还简略提到，张元济以上捐赠不包括不动产捐赠，如捐赠张氏祖宅于海盐县立初级中学、捐赠庐山旧居等，也不包括文献捐赠。他有一个结论：“在张元济研究数以百万的文字资料中，还隐藏着另一个‘头衔’——慈善家。”这句话说得很好。宋兵先生的统计所依据的只是一种资料即年谱,年谱未能统计在内的，比如“一.二八”后为复兴商务，张元济捐过10000元，这是张元济最大的一笔捐款。1916年孙中山派钮永健向张元济筹款资助二次革命，张以夏瑞芳之死为鉴用个人名义捐出5000元。

当然，张元济也曾拒绝过好几次募捐，一是“陈重远来募孔教捐，余婉拒之”，二是东陵盗墓案发生，他的姑丈孙宝琦发起重修东陵募捐中，三是一批名流为蒋介石鄂豫皖“剿匪”发起的募捐。

从这些捐与不捐，可以看出张元济的宅心仁厚与是非分明。

【作者附识】本文是从《张元济的经济状况》一文中节选的。我的这篇文章被认为是对张元济经济状况进行分析的第一篇论文，现从中摘出最后的一节以飨读者。

供图/王建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