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活似乎总离不开沙龙，世界上几乎每一所名牌大学都有那么几所名人沙龙，他们和名人的成长紧密相连。牛津、剑桥的沙龙在咖啡屋，普林斯顿和芝加哥大学的沙龙在酒吧里，早稻田的沙龙在艺伎馆里。而世界上最独特的沙龙当属西南联大了，这里的学生沙龙没有咖啡，没有美酒，也没有漂亮能干的女主人，只有清茶一杯，和抽老草烟的昆明市民，他们的沙龙是在简陋的茶馆里“泡”出来的。

“泡茶馆”是联大独创的词语，在物质条件极其困乏的年代，茶馆成了联大学生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所谓“泡”，便是长久沉浸其中的意思，它原是北京方言，被联大学生带到昆明，创造出“泡茶馆” 一词，意为长久地待在茶馆里。

在全面抗战的特殊背景下，有大师而无大楼的联大校园能够提供给学生读书学习的地方，除了图书馆而别无他所，而图书馆“人才济济”，去晚了便无立锥之地，宿舍拥挤不堪，教室经常不得空，茶馆成了唯一的选择。在茶馆里活动自由，舒畅随意，没有拘束，可读书学习，可写论文小说，可打桥牌扑克，可谈天说地，可吃喝打工，亦可叙旧恋爱，还可作为他用，如作为讨论会场、舞厅等。要写西南联大，总少不了茶馆这一笔。

昆明的茶馆有多少、有几种，现已不得而知，大致说来，有新式茶馆与旧式茶馆、大茶馆与小茶馆之分。新式茶馆，其布局有点像现代的棋牌室，只是没有那么嘈杂。这里的桌子是四方的，比旧式茶馆的八仙桌要小要矮，刚好坐四个人，其主要用途也是给打桥牌者提供便利，茶室里使用装茶水的器皿也不是传统的盖碗，而是新式的玻璃杯，也有用细白瓷壶的，除了卖清茶，还卖坨茶、香片和龙井。这种茶馆是随着联大师生的到来而开设的，主要的顾客也是联大学生。在物资奇缺的全面抗战年月，看电影、读书都似乎成了最奢侈的享受，打桥牌自然便成为联大人最经常的课余消遣。其中有一家叫“中国茶室”的就是专为人们打桥牌而开设的。汪曾祺在《寻常茶话》中还提到了一家“摩登”茶馆，也是用玻璃杯卖茶，卖绿茶、红茶—滇绿、滇红。“滇绿色如生青豆，滇红色似‘中国红’葡萄酒”，置于玻璃杯中甚是好看。还有的茶馆不仅卖茶，还卖咖啡和可可，文林街上挨着大西门城门口就有一家。这家茶馆的墙上挂着美国电影明星的照片，有蓓蒂·黛维丝、奥丽薇·德·哈弗兰、克拉克· 盖博、泰伦·宝华。这家茶馆进进出出的除了穿西服和皮夹克的比较有钱的男同学外，还有烫着卷发的女同学。有时星期六会在茶馆里开舞会，留声机里传来《蓝色的多瑙河》和《风流寡妇》的舞曲，男女同学在里面“嘣嚓嚓”。但这样的茶馆一般茶资较高，在全面抗战初期，联大学生尚可出入，到了后期，随着物价的飞涨，这些茶馆都相继关门了。旧式茶馆的一切都沿用中国传统，八仙桌、古色古香的茶碗，还有笑脸可鞠、提大铜壶用凤凰三点头法为客人续水的茶博士，有的还备有烟筒，可以租用。大茶馆多开在热闹地区，正义路上就有一家，楼上楼下，几十张桌子，漆得鲜亮的荸荠色桌椅。这样的茶馆坐客常满，有看相的术士，也有唱围鼓的演员或票友，还有贴在柱子上的“莫谈国事”的字条。这些大茶馆不知什么原因也都陆续关门了，而独独那些小茶馆生意兴隆。这些小茶馆多分布在联大西门口的凤翥街和文林街上，不下十几家，不仅规模小，装饰也简陋得多，有的就把沿街的那间屋作为茶室， 有的就是直接在街边搭起的凉棚，只有三四张桌，十来条长凳，所用的茶具也是大小不等、形状不一、比较粗糙的盖碗，续水的用具也是一般的紫砂壶，甚至只是个热水瓶。这样的茶馆大多是家庭生意，不论是老板、小二还是跑堂的都是自家人。联大学生多去这样的茶馆， 这里除喝茶外，还可吃些糕饼、地瓜、花生米、小点心之类的东西，茶资又便宜，在全面抗战初期，一杯茶水只收一分钱，是那时的穷学生唯一能够经常光顾的地方。

中国人喝茶就像西方人喝咖啡，中国人开茶馆就像西方人开咖啡馆，都是有传统的。茶馆不仅昆明有，全国各处都有，茶馆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和交往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但昆明的茶馆和别处的茶馆还是不一样的，更不同于老舍笔下的《茶馆》，昆明茶馆的最主要的功能就是为联大学子提供一个读书学习的地方。茶馆里点的是汽灯，光线充足，又有茶水、小吃和点心供应，成为读书学习的最好去处。联大学生去茶馆没有不带着书的，常常一个茶馆里四五十个人都是清一色的大学生，他们或看书，或整理笔记，或演算习题，听不到一点声音。除了是看书的场所外，茶馆还为联大学生提供了一个相互交往的空间。

西方国家的大学生有吃“下午茶”的习惯，说是吃茶，实际上是一些志趣相投的同学或师友的小聚会或者称为沙龙，不论是喝咖啡还是喝酒喝茶，谈天是第一要义。漫谈之间，自然会涉及相关的学问，吃“下午茶”是获取知识的重要途径，所以西方国家的大学对这一传统非常重视。王则柯在《感受普林斯顿》中回忆自己在普林斯顿大学读书时，有位著名的数学家对学生说，课可以不听，“惟一要求就是每天参加下午茶的聚会”。由此可以得知这种聚会的重要性。联大学生虽然没有吃“下午茶”的传统，也不具备这样优越的条件，但昆明简陋的茶馆同样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交流与交往的空间。参加某个社团，进入一份同人报刊，都要靠人引见，或者至少要获得成员资格，但参与茶馆的社交则不需要这些。茶馆向所有人开放，不论你是联大学生，是群社的，还是三青团的；是达官贵人，还是贫苦大众，只要付上一杯茶钱，就可以随意参与讨论、争辩和社会交往，也可以倾听大家的谈话。“茶馆虽陋，有人则灵。”对于联大学生来说，茶馆就像国外大学“下午茶”的聚会或者沙龙，可以漫无边际地谈天说地，通过谈天来获取许多学问。除了学习，联大学生在茶馆里最多的就是闲聊，用四川话说就是“摆龙门阵”，后来成为名作家的马识途就是摆龙门阵的高手。在茶馆里进行小规模的辩论是最经常的事情。杨振宁在联大就读期间，曾在联大附中兼职任教。每天晚饭后，常和黄昆、张守廉花一两个小时在茶馆里喝茶，讨论或争辩天下的一切，从古代的历史到当代的政治，从大型宏观的文化模式到最近看的电影里的细节。有一次，他和几位同学在茶馆里谈到物理学中“哥本哈根学派”，到底这一派的基本内容是什么，同学们争论不休，没有结果，回到宿舍不睡觉，继续争论，一直争论到下半夜，有同学爬起来点火照明查书，才得到结论。他说，同学们在一起探讨的机会多，更容易求得学问。

也有在茶馆里组织读书会，举办讨论会、茶话会的。联大同学常会包下某个茶馆的一层，甚至是整个茶馆，在这里进行活动。新校舍民主墙上还时时可以看到某校友会、某同乡会、某系级迎新会、某社团讨论会，某日某时在某茶馆召开的海报。民主墙上的壁报、学生中广为流传的小册子也经常是在茶馆里抄写完成的。茶馆也是联大学生从象牙塔走向社会的一个窗口。在这个空间里，和马夫走贩厮混在一起，可以接触到校园里看不到的东西。杨振宁在回忆中提到，他在茶馆里曾多次目睹一队队士兵押着一些犯人走向昆明西北郊布满散乱野坟的小丘陵地带。每一个犯人背着一块白色的板子，上面写着他的名字和罪行。大多数的罪犯都静静地跟着士兵走，也有少数喊着口号，像“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茶馆也是创作的源泉，抗战胜利后盛行一时的《茶馆小调》即起源于此。

联大学生与昆明的茶馆都有着深厚的感情，许多同学大学四年的时间常有一半是在茶馆里度过。曾经有个姓陆的同学在一段时期内整天泡在一家熟识的茶馆里，他的盥洗用具就放在这里。每天早晨一起床就到茶馆里洗脸刷牙，然后坐下来，泡碗茶，吃两个烧饼，看书。到了中午，起身去吃中饭。吃了饭，接着又是一碗茶，直到吃晚饭。晚饭后，再来一碗，直到街上灯火阑珊，才挟着书回宿舍睡觉。汪曾祺总结了茶馆对联大学生的三个影响：

第一，可以养浩然之气。联大的学生自然也是贤愚不等，但多数是比较正派的。那是一个污浊而混乱的时代，学生生活又穷困得近乎潦倒，但是很多人却能自许清高，鄙视庸俗，并能保持绿意葱茏的幽默感，用以对抗恶浊的穷困，并不丧气灰心，这和泡茶馆是有些关系的。第二，茶馆出人才。联大学生上茶馆，并不只是穷泡，除了瞎聊，大部分时间都是用来读书的。联大图书馆座位不多，宿舍里没有桌凳，看书多半在茶馆里。联大同学上茶馆， 很少不挟着一本乃至几本书的。不少人的论文、读书报告，都是在茶馆写的。……联大八年，出了很多人才。研究联大校史，搞“人才学”，不能不了解联大附近的茶馆。第三，泡茶馆可以接触社会。我对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生活都发生兴趣，都想了解了解，跟泡茶馆有一定关系。如果我现在还算是一个写小说的人，那么，我这个小说家是在昆明的茶馆里泡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