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见到吴悦，是在上海海一大学的一间自习室里。她略显拘谨，说自己不善言谈。但当对话渐入佳境，她又变得很开心，对自己所取得的成就——进入一所全国一流大学——倍感骄傲。我试探着问她，会不会“经济上有些紧张”，她回答说“不会！”因为除了大学提供的各类奖助学金外，“还有其他钱”。她出生的广东省西部，宗亲观念浓厚，“当初考上名校，家乡那边给了数万元奖励”。这些钱让她“不用打工挣钱，出去消费都没有什么问题！”
这多少有点让我惊讶，因为和同期的很多研究一样，在访谈工作开始前，我会假设像吴悦这样的农村与小镇学生在经济上会面临较大压力。但在完成对吴悦和后来其他相似背景学生的访谈后，我才发现他们的故事和我预想的不太一样。例如，在和我交谈时，吴悦说自己主要的问题并非经济问题，而是存在于社交方面。我们最近的一次交谈，已经是她毕业后。当时，她已在深圳一家科技公司入职一年多，后来因为不太喜欢公司的文化又跳槽到另一家。这一次，她显然已经更加健谈，但仍然告诉我，自己“不善社交”，与同事相处或聚会，总有难以名状的隔膜，融入有点困难，还问我“研究的对象是不是都有这种情况？”
吴悦是我在漫长的追踪研究中碰到的许多农村和小镇青年中的一个。自 2013 年开始，我在上海、广州、武汉和南京的四所“双一流”高校选择了近 2000 名学生开展追踪研究。这些学生中有近 28% 来自农村和小镇。他们凭借优异的成绩进入精英大学，大多数逐渐适应了大学的学习和生活，最终在城市找到一席之地，并成就自身的励志故事。
不过，正如吴悦的故事所隐约透露的，励志故事并非这些农村和小镇青年在精英大学成长的全貌。初入大学时，他们大多因家庭出身以及社交能力方面的不足而出现适应受阻的情况，情绪上亦有不同程度的煎熬，轻者“不适”，中等者“迷茫”，重者则觉得“抑郁”。故事的这一半像极了社交网站“豆瓣”中一个名为“985 废物引进计划”的兴趣小组中一些自嘲为“小镇做题家”的年轻人的故事。“出身卑微”就像是“苦役犯”这张名片之于雨果小说《悲惨世界》中的冉·阿让，时常让他们在精英环境中进退维谷。
但又并非像众多新闻报道中经常提及的那样——他们所遇挑战的全部是艰难的经济条件和摆不平的学业。反而，尽管常常有经济方面的不安全感，他们中的大多数却能够拥有较为稳定的经济来源。另外，尽管面临诸多学业和生活方面的挑战，这些农村和小镇青年也大体依然能够保持和城市籍学生相当的学业水准。
时常让他们觉得有些难以招架的是在大学的“社会适应”。在接受我访谈的数年间，南山大学的周深反复提及自己社交能力一般，“和人合作不来”“朋友圈很小”，觉得自己大学的生活“不完整”。在我们调查的近 2000 名学生中，周深算是研究中的典型个案。这些来自农村和小镇的学生，大一参加各类型学生组织的比例和大二成为学生干部的比例都明显低于城市籍学生；在学生会等半官方学生组织的参与方面，则低于城市籍学生 14 个百分点。这些都意味着他们与城市籍学生所经历的大学可能始终是两种意义上的世界。
文化和社会资源是影响个人社会流动的重要原因，在攀向社会阶梯的顶层时，它的作用尤为巨大。劳伦·A. 里韦拉在她荣获美国社会学会马克斯·韦伯奖的《出身：不平等的选拔与精英的自我复制》一书中指出，在筛选候选人、作出录取新员工的决定时，一流的投资银行、管理咨询公司和律师事务所对学业的要求并不高。他们的招聘人员（精英阶层的守门人）更加看重的是文化符号——顶尖学府的文凭、精英式课外活动参与以及自身偏爱的互动风格。
要想进入更加精英的阶层，获得更多的经济收益，应聘者必须接触与参与精英文化和社会活动，将他们在大学的文化经历和关系网络系统地资本化。在我们的精英大学，课外活动的主要形式是各类学生组织和社团。但在我们的访谈中，来自农村和小镇的学生在谈及参与学生会、团委或者社团联合会等半官方类型的学生组织时，往往都会提到自己不轻易报名，因为他们觉得“没有能力胜任相关的工作”，或者“没有城市的同学那么自信”。
这样看来，“做题家”就内在地包含了一种特别的隐喻。它并不暗示客观的学习能力比较，而之所以能引起农村和小镇学生的共鸣，显然是因为它表达了一种自我嘲讽，说明“做题家”们已经厌倦单靠学业来实现救赎。“改造自己”显然是一项更为全面和宏大的人生工程。2014 年，在武汉一所名校学习的吴超接受访谈时告诉我，学业之外，休闲、娱乐、交往以及在城市场景中能够大方得体，都是这项工程不可或缺的环节。他的同校同学李哲也告诉我，让她觉得开始变成城市这个陌生世界一员的仪式，是她试着去逛公园、旅游，试着欣赏这个新世界。而这些都不是自己曾经生活的旧世界的常态。在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看来，这些仪式宣告跨越社会阶层者进入了一个文化意义上的新世界。问题是，并非所有人都能像吴超和李哲那样相对顺利地融入新的环境。我研究的农村和小镇青年，经常在访谈时提及“觉得自身的社会能力不足”，在新的环境中难以自洽。
由于不知如何经营自己的大学课余生活，上海海一大学的李一同学在接受访谈时说他时常觉得自己的大学生活有所欠缺，与后来媒体口中的“做题家”遥相呼应，他说：“我只好安心地做个学霸了！”寄情于学业是不少农村和小镇学生的选择，但我们的追踪研究显示，因为社交方面的阻碍，在适应大学的头两年时间里，农村和小镇学生会在个人能力方面更多地自我否定而更少自我肯定，而这影响着他们在非学业领域的探索。
针对社会流动，主流的话语体系一般从经济福利的角度出发，赋予其纯粹的正面含义，认为实现了社会流动就是万事大吉。但农村和小镇青年的社会流动经历告诉我们，应当重新审视个体的社会流动体验——它还包含了更为丰富的主观的非经济的情感维度。高等教育机构常被视作精英阶层的“守门人”。当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学生进入高等教育机构时，他们更可能经历更差的情绪体验，例如容易有压力感，意志消沉，在陌生的大学环境中难有归属感。脱离一种地位文化并进入另一种地位文化，意味着思想和行动，甚至身体的调适。农村和小镇青年持续的内心冲突往往是地位文化的二元分裂和身份认同缺失所带来的结果。
在武汉名校汉江大学的田野工作中，我遇到吴洁，开始访谈的两年间，她的穿着风格几乎没有任何变化——蓝色牛仔长裤搭配圆领 T恤。吴洁说她只在乎学业，不会向其他同学学习穿着搭配。当讨论到是否觉得自己已经开始变换身份，成为这个城市的一员或中产的一员时，吴洁默默流泪，说自己永远也不会变成“他们”。
正如社会学家所注意到的，当今社会的结构化和阶层化趋势愈加明显，基本的阶层边界日益清晰。在地位等级较为刚性、合法性地位获得困难的社会中，流动更有可能导致阶层跨越者饱受地位焦虑或文化疏离的困扰。援引布尔迪厄的话来说即是：高等教育机构远非一个文化上中立的环境，其中充斥的是中上层的文化规范和游戏规则。进入异质的、被主流话语体系定义为更高阶的文化中，农村和小镇青年往往要承受沉重的心理和情感代价。
而此正是“做题家”自我叙事背后的基本逻辑——“做题家”是一种难以摆脱的状态。它不是一种客观能力叙述，而是社会流动中个体的一种生存心态——喻示了或稍轻或沉重的心理代价；它也是阶层跨越者的一种独特探索——包含了一些新奇、迷茫和无力；它又是一种对人生成长经历的反思，是处于社会流动中的农村和小镇青年对既有社会结构和自身社会化过程以及教育经历的反身性思考——而它正蕴含了改变的力量。
向上的社会流动本身的正面意义毋庸置疑，但只从经济维度描述社会流动故事则有可能使社会流动本身的意义狭隘化。关注成为精英大学天之骄子的农村和小镇青年，只看人生坐标的几何移动还不够，亦要关注他们在社会流动征程中的心理和感情。而此正是本书关心的核心内容。
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一书中所勾勒的奋斗故事令几代人心醉神迷。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的罕见的社会变动和流动大潮中，主人公孙少平物质生活贫乏，却尽可能汲取精神上的养料。在那个社会结构初步松动、精神生活丰富的年代，物质生活的苦难和精神层面的幸福是克服身份制、实现社会流动的双重注脚。如今，社会的面貌和阶层跨越者的流动故事又是另一番图景。物质方面的进击并未一定带来精神的富足。“情感代价”和“励志故事”都是农村和小镇青年初步社会流动征程的脚本。在主流的话题体系当中，励志故事是唯一的脚本，我的故事要说的，则是或多或少意义上的另一个。
谢爱磊
2023 年 11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