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泰戈尔百年前的首次访华:是泰戈尔,也是竺震旦
北京青年报客户端 2024-03-28 10:00

胡适、泰戈尔、钢和泰等合影(1924年5月)

泰戈尔的中文名是梁启超起的

对中国近现代文史稍有兴趣者,大多知道印度诗哲泰戈尔还有个中国名字叫“竺震旦”,这个名字是梁启超起的。至于这个名字的具体涵义,稍有深入了解者,也会知晓“震旦”乃“中国”在古印度语里的音译,而“竺”则是“天竺”,即古印度在中国古语里的称谓,二者合在一起,似乎就是一位来自古印度的与中国有着密切因缘者的意指罢。

应当说,上述这些关于泰戈尔的中国名字的“掌故”,流传已久,听上去确实也令人饶有兴味,可这些历史事迹究竟何时何地发生,当时的情形究竟怎样,有无确切的文献记载予以印证等一系列问题,却不是一般读者能够轻易解答出来的。即便是对泰戈尔、梁启超等历史人物有着相当了解程度的读者,一旦关涉这样似乎一直耳熟能详,却又一时无从确考的“掌故”之际,往往也只能是姑妄听之、一笑置之。

后来确有研究表明,泰戈尔自1924年4月间赴中国访问,至5月8日这一天,恰逢其人64岁生日。当时泰翁身在北京,来自北京文化、教育、学术、文学界诸多知名人士,在东单三条的协和礼堂,为其举办了别开生面的祝寿活动。此次活动,梁启超任主席,胡适致辞,并由徐志摩、林徽音等演出泰翁所编短剧《屈忒拉》助兴。也正是在此次活动中,梁启超为泰戈尔取的中文名字“竺震旦”,公开发表了出来。这一事迹,几经传布,遂成后世一般读者所熟知的那个“掌故”了。

至此,距今已整整一百年的这个“掌故”,其时间、地点、人物的历史事件三要素,已然齐备,来龙去脉似乎已然非常清楚。不过,如果再深究一下,即梁启超为泰戈尔取中文名,究竟是怎样发表出来的,是即席致辞中公开提到的,还是后来有书面文字公开刊发的,抑或是经由记者采访报道出来的,或者只是私下与友人提及复被转发出来的;这四种可以推知出来的发表途径,究竟是其中哪一种或哪几种几经传布之后,方才造成坊间市面上盛传的这个百年“掌故”?

胡适与泰戈尔合影(1924年5月)

《海潮音》报道记述起名始末

循着这一“深究”之后的思路,翻检已知现存相关文献,一时还难以确证。幸运的是,笔者新近发现在佛教杂志《海潮音》杂志第五年第五期(1924年6月21日印行)之上,有一篇报道名为《梁启超为太戈尔取华名》,颇为详实地记述了梁启超为泰戈尔取中文名这一事迹的历史细节,且还因之牵扯出关涉梁启超与胡适的各自“异(佚)文”一篇,自然是颇具历史意义与研究价值的宝贵文献。

为披露与分享这一距今已整整一百年的历史文献,也为便于后文据此略加考述,转录报道原文如下(原文无标点,今施以通行标点):

阳历五月八日,为太戈尔六十四岁生辰,适在北京,新月社同人特为太氏做寿。梁任公先生又为他起一个中国名,由胡适之口译,大意略谓:今天的寿星,很有趣。他和我见面第二次,要我送他一个中国名。(他)说道:我不晓得什么缘故,到中国便像回故乡一样,莫非他是从前(前世)印度到过中国高僧,在某山某洞中曾经过他的自由生活。他要求我送给他一个中国名字,还说他原名上一个字是太阳的意思,下一个字是雷雨的意思,要我替他想名字相覆(符)的两个字。我当时不过信口答应罢了。过两天,他又催我,还说希望在他生日那天得着这可爱的新名。向来我们译外国人名,有两种译法。一音译,如佛陀、鸠摩罗什之类便是。二意译,如婆薮槃豆亦译作世亲,“世”即“婆薮”之意译,“亲”即“槃豆”之意译;如佛陀跋陀罗亦译作觉贤,“觉”即“佛陀”之意译,“贤”即“跋陀罗”之意译。我想印度人从前呼中国为“震旦”,原不过是“支那”的译音,但选用这两个字却含有很深的象征意味,从阴噎雰雺的状态中砉然一震,万象昭苏,刚在扶桑浴过的丽日,从地平线上涌现出来。“旦”字末笔表地平,这是何等境界?太戈尔原名,正合这两种意义,把他意译成“震旦”两字再好没有了。又从前自汉至晋的西来古德,都有中国名,大率以所来之国为姓,如安世高从安自来,便姓安;支娄迦谶从月支来,便姓支;唐僧会从康居来,便姓康,其间从天竺即印度来的,便姓竺,如竺法兰、竺佛念、竺法护,都是历史上有功于文化的人。今日我们所敬爱的天竺诗圣,在他所爱的震旦地方过他六十四岁的生日,我用极诚挚极喜悦的情绪,将两个国名联起来,赠给他一个新名曰“竺震旦”,我希望我们对于他的热爱,跟着这名儿,永远嵌在他心灵上。我希望印度人和中国的旧爱,借“竺震旦”这个人名复活转来。

上述约700字的报道,将梁启超在泰戈尔生日庆祝活动席间致辞较为完整地记录了下来,泰翁的中国名字究竟渊源何来、有何寓意,梁氏对之又有何解析与寄望,在此表达得非常清楚,可予定案。

《梁启超为太戈尔取华名》,原载《海潮音》第五年第五期

梁启超致辞,胡适口译记者“转译”

尤为重要的是,据此报道可知,活动现场的梁启超致辞,是乃“由胡适之口译”而出的——即由胡适译为英文,当场转述给泰翁及出席此次活动的其他外籍人士。因此,现场的记者,也只能根据这“胡适之口译”,再转译成中文,将“大意略谓”云云,向广大中国读者报道出来。

如此这般,又牵扯出梁启超致辞、胡适口译与记者“转译”之文本,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从属与归属的问题。如今能够查获到的,目前已知仅有的这么一份公开报道中的“转译”文本,其创作主体应为梁氏,这是了无疑义的。梁启超生前非常珍视这一活动致辞之文本,留有底稿,后来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的第14册(中华书局,1936年1月印行),文本题目即为《泰谷尔的中国名——竺震旦》。

不过,《海潮音》报道中的记者“转译”文本,实乃据活动现场“由胡适之口译”的文本转译而来,刊载出来的文本内容与收入梁氏文集中的文本内容也有一定差异,虽非“佚文”,可确属“异文”。再者,这一“由胡适之口译”的文本,是否又可将之视作胡适个人的“译文”类作品呢?

据查,《胡适全集》第36卷“英文著述(二)”中,并未收入这一“口译”原作;第43卷“胡适著译系年”中亦未载这一“口译”事迹。无论如何,因佛教杂志《海潮音》里的一篇报道,不但令后世读者仿佛重回“历史现场”一般,为“梁启超为太戈尔取华名”这一百年“掌故”重新勾勒出更多历史细节,自然是有着非同一般的可贵之处。另一方面,因这一“掌故”,竟还牵扯出一篇似可同为梁、胡二人“佚文”的现场致辞之文本,则又更令人始料未及。

梁启超致蹇季常信札,托付为泰戈尔刻制中文“名章”事

入乡随俗

为泰戈尔刻制中文印章

话说泰戈尔既已有了中文名字,依国人惯例,也理应有一枚中文“名章”随携,以便钤用。为泰翁取了中文名字的梁启超,自然也想到了这一点,且早有“预谋”,提前就请人预办了此事。今存梁氏致友人的一通手札,就为这一“掌故”留下了实证。且看手札原文如下:

顷欲刻图章一对,赠泰谷尔,其文如下:

竺震旦印复归自然

石不必佳,但愈大愈好。刻好拟装成一匣,于彼生日(八日)赠之。请公切托范父即日觅石,并觅人代刻。所费即如数奉上,但望能以七号交来,敬上。

季常启超,二日。

据手札内容可知,梁氏可能早在1924年5月2日,即泰翁生日六天之前,即着手预办为之刻制中文“名章”的相关事宜了。在如此短的时限里,觅石(章料)觅人(治印者)的事项,梁氏将之托付给了友人“季常”。信末所署“季常”,即指蹇季常(1876一1930),贵州遵义人,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法学期间与梁启超交往密切,引为知己。归国后,蹇氏参加梁氏领导的进步党交谊更为亲密,后更成为梁氏创办的中国第一所民办官助图书馆——松坡图书馆的实际负责人。显然,将这样重要且时间紧迫的事项,托付这样的多年密友来操办,本是顺理成章之事。

至于泰翁生日庆祝活动现场,是否有梁氏亲赠中文“名章”的活动环节,这一环节中又有哪些细节,由于《海潮音》报道中并未提及,只能留待将来更多相关历史文献发掘发现之后,再来做一番探研与考索了。

关于泰戈尔的中文名字,从“掌故”到史料,目前可资谈论与探研者,大致如上。

言及于此,不禁令人心生感慨:后世读者通常奉行“掌故归于掌故,史料归于史料”的一般性原则,对于掌故与史料,向来将之视作似井水与河水一般的两个完全不同的途径,彼此似乎两不相涉,亦不必相通。事实上,“掌故”与史料,本应也可以殊途同归。或许,上述这么一番关于泰戈尔的中文名字这一历史事迹的考察与探究,就正是这么一个可以印证掌故与史料互动互鉴的非典型案例罢。

文并供图/肖伊绯

编辑/王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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