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以秦始皇统一为标志，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之前的“先秦”，之后的“后秦”。“后秦”时代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初，长达2200多年，主要特征是实行家天下的帝制，均以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为目标，而“先秦”则是分封制。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的中央集权的帝国只存在了12年，就被六国的旧王族、贵族以及民众联手颠覆，中国重新回到了群雄割据的内战时代。在这场史称“楚汉相争”的新版七国争雄的内战中，先秦诸国的王族、贵族被消灭殆尽，在废墟上由原楚国的一个平民刘邦率领一群平民建立了汉朝，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布衣卿相”即由平民建立的政权。

虽然表面上继承了秦朝的制度，汉朝实质上更类似于先秦的周朝，并不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皇帝只是天下的盟主，全国62个郡，他只能控制其中的15个，其他地区均由楚汉之争中的盟友们即所谓的异姓诸侯王们控制，历史似乎又恢复到了从前。汉高帝刘邦运用各种阴谋、阳谋翦除了异姓诸侯王，但吸取了秦朝迅速崩溃的教训，他将同姓的子弟分封到全国各地建立了众多的同姓诸侯国以维护、巩固刘家的政权，而不是像秦始皇那样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帝国。当时处于长期独立状态下的民众毕竟并未形成一个统一国家的认同，统一需要循序渐进，所以汉朝不能像秦朝那样急于求成。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年刘邦的子侄们逐渐长大成人，与中央政府的离向力越来越强，最终演变成为七国之乱的内战。战后，诸侯王国的独立性大大削减；汉武帝又通过推恩令等一系列措施，诸侯王国实质已经变成了中央直辖的一个政区，汉朝终于实现了中央集权，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

经过七十年的韬光养晦，实行轻徭薄赋、宽政简刑的仁政，汉朝实现了国强民富，汉武帝才有可能北击匈奴，南平两越，开疆拓土，不仅全面恢复而且超过了秦朝的版图；独尊儒术不仅为了加强皇权，而且通过官方提倡的意识形态来塑造全体民众对统一国家的认同。秦朝只是昙花一现，汉朝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稳定的大一统帝国，并成为历代王朝仿效的样板。无论后来的历史如何跌宕起伏，分分合合，重现汉朝，更准确地说，重现汉武帝的大一统帝国都是历代王朝的最高理想。汉武帝的杰出继承人汉宣帝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臣服了蒙古高原的游牧帝国，并第一次占领、统治遥远的中亚，此时的汉帝国统一了东亚农耕区与中亚游牧区，这又成为了以后历代杰出有为的皇帝们追求的最高政治理想——成为华夷天下共主。在当时的世界上，汉朝的兴盛、强大、文明，只有西方的罗马才堪与匹敌。汉朝光辉的历史界定了“盛世”的涵义：国内政治长期稳定、和平，经济实力持续发展，国力强盛，威服四夷。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而妄称盛世，只能徒留笑柄，因此本书选择了“西汉盛世”作为上编，因为它是中国盛世的发端与典范。

西汉盛世与“文景之治” 并不等同，“文景之治”是西汉盛世的酝酿期。西汉盛世有两座高峰：一是匈奴北遁、统一南越，以汉武帝封禅泰山为标志；二是宣帝时期匈奴单于来朝，设立西域都护。虽然距今已经两千多年，但西汉盛世留给今天中国人的直接遗产仍然非常丰厚，高度的民族认同意识与稳定的核心地区的版图，无论历经多少波折、磨难，它们都是中国文明始终历久不衰，从未中断的精神、物质的两大基础。两千多年来，生活在东亚大陆农业区的亿万人一直以口说汉语、手写汉字、家居汉土、身为汉人而自豪，这都是西汉盛世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精神、物质双重遗产。

以西汉作为盛世的标准，比较符合这个标准的是唐朝盛世，它由贞观之治发端，截止于天宝年间，超过了一个世纪，同样建立了一个统一东亚农耕区与中亚游牧区的大帝国，与阿拉伯帝国并列为当时世界最先进、最强大的帝国。由于唐朝热衷对外扩张，招募了大量的胡人雇佣军，又因制度设计上的缺陷，形成了势力强大的私人军队。这些雇佣军发动了叛乱，即史称的“安史之乱”，唐帝国迅速失去了扩张占领的所有领土，版图大大压缩，边境线竟然收缩到首都长安的远郊，内部也藩镇割据，从此一蹶不振，并直接导致五代十国的大分裂；因为分裂，五代时又失去了最重要的战略要地——燕云十六州，它不仅是重要的马匹产地，也是华北平原与蒙古、东北游牧、狩猎区之间的天险，燕山山脉以及从蒙古高原、东北进入华北平原的各个山口从此被游猎民族控制；游猎民族第一次长期、稳定占领了中原农业区，进而从原始的部落联盟升级成为了高度文明的帝国，在政治、经济体制等文明进化上不再落后，同时仍然保持了游猎、骑射传统以及军事上对中原的巨大优势，这些是后来崛起于东北渔猎区的女真占据了北中国，蒙古人占领了整个中国的重要因素。不像西汉盛世，唐朝盛世只是一个过渡，在制度缺乏创新，基本的统治模式与西汉没有本质的差别，取得的成就也远不及西汉对中国文明的奠基作用，因此本书没有重点撰写唐朝的内容，而只是将它作为西汉盛世的对比与影响。

清朝是中国两千年帝制时代的最后一个朝代，也是最后一个华夷一统的大帝国。与西汉不同的是，清朝的最高统治层是原居住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满洲，他们利用明朝的衰落在东北建立了后金国，又利用明朝的内乱趁机入关消灭了李自成、张献忠以及明朝的残余力量，占领了明朝的全部版图。早在入关前，满洲就与部分漠南蒙古结盟，并征服其他的诸部，满蒙同盟成为清朝重要的统治基础。由于满洲人数很少，因此他们利用明朝的投降官兵作为先锋征服了广大的南方中国，这些明朝降将被封为藩王，在南方形成割据的半独立局面。直至康熙年间三藩之乱后，这些藩王被清军消灭，清朝才真正成为大一统的帝国，开始了长期和平、稳定的时期，揭开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盛世序幕。

清朝盛世通称为“康乾盛世”，这是两位祖孙皇帝康熙帝和乾隆帝的年号，而忽略了其中的雍正帝，因此准确地讲，应该称为“康雍乾盛世”。康乾盛世的初期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缓和国内的满汉民族矛盾，克复明末清初包括三藩之乱等战乱带来的大萧条，恢复经济发展，因此康熙帝积极推行垦荒缓征，更名田产权划归实际的开垦者，频繁蠲免赋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治理黄河等政策，迅速恢复了经济，形成了国强民富的局面，从而得以从容应对外来的严峻挑战。

在消灭了汉人藩王与台湾郑氏集团后，清朝面临的第一个外来挑战是俄国的不断东进，侵占了黑龙江流域，并试图进一步征服蒙古喀尔喀部。康熙帝独排众议，果断两次出兵围攻俄国在黑龙江流域建立的最重要据点雅克萨，迫使俄国签订了城下之盟。《中俄尼布楚条约》确定了广大的黑龙江流域属于清朝版图，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现代国际法框架下签订的国际条约，第一次明确了边界的划分。俄国势力就此退出黑龙江流域长达170年，清朝得以解除了后顾之忧，集中全力对付另一个迫在眉睫的、更为重大的威胁。

漠西蒙古准噶尔部在大汗噶尔丹的领导下，在中亚建立了一个幅员辽阔的统一帝国。在西藏政教合一政权的支持下，准噶尔帝国抱着统一全蒙古，恢复成吉思汗蒙古帝国的雄心，向东进攻漠北蒙古喀尔喀部，并击败了清军，追击到了清朝境内，迫近京城。在形势万分危急的情况下，康熙帝果断决定出兵击退了准噶尔军队，并决定接受喀尔喀诸部的归附，统一了漠北蒙古，随后不断发动亲征彻底解除了准噶尔的威胁，并将势力扩张到了青海、西藏。晚年的康熙帝出兵安藏，驱逐了占领西藏，并试图用宗教控制全蒙古的准噶尔军队，青海、西藏就此纳入了清朝版图。此时的清朝已经成为统治了几乎整个东亚大陆农业区、蒙古高原、东北亚渔猎区以及青藏高原区的统一大帝国，这是康乾盛世的第一个高峰。雍正帝继承了父亲的事业，着力解决财政、吏治问题，为盛世的第二个高峰打下了基础。

乾隆帝身负祖父、父亲两代的重托，在雄厚的国力基础上开始了新一轮的开疆拓土，他的最大贡献是彻底消灭了威胁清朝长达67年的准噶尔帝国，拓土两万余里，将中亚的西域新疆纳入版图，这是康乾盛世的第二个高峰，标志着清朝达到了极盛。乾隆帝的另一个伟大 贡献是击败了入侵西藏的廊尔喀，完善了驻藏大臣制度，创立了“金瓶掣签”，加强了对青藏与蒙古诸部的管理与控制。另外，乾隆帝忠实继承、并发扬光大了康熙帝的“仁政”，在其统治期间频繁大规模蠲免赋税，更是空前绝后地五次普免全国赋税。

在这一时期，中国人口第一次突破了2亿、3亿，并在盛世结束后的30多年内突破了4亿。在传统时代，这些空前的人口数量标志着空前的经济实力和国力；这一时期的全国耕地面积与粮食单产量、总产量也达到了空前的高峰。强大的经济实力是康乾盛世政治、军事成就的基础，这一时期虽然对外征伐不断，开疆拓土，但由于中央政府财力雄厚，并不需要额外增加普通民众的负担，而仅靠户部库银就足以应付，同时由于是常备军制，不需要额外征发人力，与之前的历代王朝，例如汉武帝时期征伐四夷的同时，必须横征暴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反映了中原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实力一长一消；不仅征伐不需要额外加税，康乾盛世最突出的特征是大规模、频繁的减税，并已经成为常态。“永不加赋”冻结了实行数千年的人头税，“摊丁入亩”又将人头税与土地税合并，甚至还有六次普免天下钱粮，这是康乾盛世期间最大的仁政，亿万民众普遍从中受益，这也是中国人口得以长期、稳定、较快增长的重要因素。

康乾盛世对现代中国的影响最大，它不仅最终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版图，而且确定了现代中国人口的基本格局，但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衰落也肇始于此时期。16世纪起，随着地理大发现，世界开始进入了全球化的时代，以英国为代表的西北欧开始进入了工业化时代，西方社会在技术、制度、掌握的资源上都开始突飞猛进。虽然从纵向看，康乾盛世在政治、经济上都是传统中国的最高峰，在旧有的体制框架下，将传统制度的力量发挥到了极致；但横向比，在这关键的一个多世纪里，却全方位落后于世界最先进的工业文明，这其中不仅有中国传统太过强大，盲目自大的因素，也有清朝统治者为了本民族的利益，刻意闭关锁国、不思进取的因素。从积极与消极两方面看，康乾盛世对现代中国的影响最为直接、深远、巨大，这可以回答本书为什么要选择清朝。

西汉标志着大一统中华帝国的诞生，确立了盛世与大一统帝国的标准与认同，清朝是两千年帝国的终结，确定了现代中国的版图与人口，这两个时期对现代中国的影响既深远又巨大，都超过了其他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