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正强先生的学术高度

◎李光荣

2023年1月8日，新中国第一个中国现代文学史硕士研究生、王瑶先生的弟子、李何林先生青睐的研究者、云南师大教授刘正强以九十三岁谢世，我心悲痛！人总是要辞世的，谁都无法规避。但人有业绩，业绩会留在世上，人们念其业绩就会怀念其人，人也就“活”在后人的心中了。刘先生从事文学研究尤专鲁迅研究，发表过大量论著，参与推进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和塑造了鲁迅的精神形象，知名于学界。当我知道刘先生离世，心中萦绕着他的学术成就。

他的观点丰富了我们对鲁迅的认识

刘正强先生的学术研究起于20世纪50年代，“爆发”于七八十年代之交。“文革”结束后，僵化错误的学术观念仍然笼罩文坛，大多数人或者心有余悸不敢作文，或者思绪不清难以为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解开了人们的紧箍咒，思想逐渐解放，但作论还需要时间来完成理论转换。刘先生痛感半生所学被压抑得太久，讨论尚未结束，就与古代文学名师李清合作，很快著成《鲁迅诗歌解析》，以“景周”为笔名于1979年出版。该书充分显示出著者古今中外的文学与文化根底，也可以看出著者的学术勇气和政治敏感。

《鲁迅诗歌解析》甫一完成，刘先生便写起文艺论文。他先后写出或发表了《论形象大于思想》《中西创作方法的差异溯源》《虚实相生情景交融——意境辨识》等一系列理论文章，接着是美学论文《审美絮语》《就几种艺术形式谈“共同美”》《论书法审美的独特性》等力作，选题都是当时的文坛所需，其思想具有引领的作用。

凭着这种修养，刘先生展开了对鲁迅的全面研究。这项工作大约起于1981年，两年多里，他发表了约二十来篇高质量的论文。1984年，他选出《鲁迅思想发展探讨》《论鲁迅的人性观和人道观》《论鲁迅小说的启蒙思想和艺术特点》等十四篇结集为《鲁迅思想及创作散论》出版。继之，还有《鲁迅创作方法概观》《鲁迅的美学思想》《“改造国民性”思想及危机意识》《传统题材和现代手法的融会——艺术方法新探》《国内外否定鲁迅的思潮漫评》等问世。

这些文章从宏观到微观，从思想精神到故事细节，从美学思想到创作方法，从作家到作品，从题材到体裁，再加上前面所做的诗歌专题研究，可以说几乎对鲁迅做了全方位的研究。论文角度和方法的独特，思想和结论的深刻，在上世纪80年代前期，是突出的。例如，在以阶级性代替人性的时代氛围中，他较早对鲁迅的人性观和人道观加以肯定；在对《伤逝》爱情悲剧的原因看法多样的前提下，他从经济的角度进行考察。我们不能说他的观点唯一正确，但他的观点丰富了我们对鲁迅的认识，从而推进了对问题的研究，这才是重要的。

这些论文显示出刘先生鲁迅研究的学术高度。这一高度标示他在鲁迅研究中卓有成就，使他以一个边疆学者的身份走到全国，在名家林立的鲁迅研究界俨然成家，享有鲁迅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说到刘先生的知名必须正视他的边疆处境

读刘先生的论文，可以总结出他的治学之道：

第一，注重思想力量。他的论文往往思想犀利，通透明澈，给人鞭辟入里的感觉。这是由于刘先生能够通过现象看本质，通过言论见精神，通过形象谈思想。这种思想力量根源于他的哲学修养，当然也与他对社会人生的体验有关。刘先生喜欢读哲学书，尤其是阅读了大量马克思、恩格斯著作，获得了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而能够得出正确的结论。人人都生活在社会之中，但不是每个人都对社会人生有深刻认识。刘先生在生活中吃过亏，心灵敏感且善于思考总结，就多了一份认识的本领，论人说事较为透彻。

第二，注重美学高度。美学属于哲学范畴，是指导文艺创作和研究的思想理论。刘先生偏爱哲学，对美学具有特别的爱好和钻研，进而形成了自己的美学观。他把美学融于文艺理论，再形成了独立的文艺美学思想。通过文艺美学思想去分析作家作品，自然能得出一般文章难以得出的见解。由于有美学思想作指导，具体的文艺创作方法便容易把握。在鲁迅研究中，他充分运用美学理论，收获了许多思想认识，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多数论文都渗透着美学意识。

第三，注重宽广视野。酷爱读书的刘先生，具备较好的中国古代文化、现代文化和外国文化基础。研究鲁迅，他能够熟稔运用古今中外文学与文化，对问题做比较判断，写出融会中外思想文化的文章。这在改革开放之初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他还具备多种艺术修养，不仅精研各种题材的文学，而且精通书法和园林，懂得绘画、音乐、戏剧、影视、建筑等多门艺术。研究文学时，能将各门艺术融会贯通，比较借鉴，做出精细的判别，得出较为准确的结论。

第四，渗透人生深度。研究鲁迅需要人生阅历，览世越深，对鲁迅及其作品理解越透彻。刘先生从小即懂得人世炎凉，凭借聪敏加刻苦考上大学。大二参加革命工作，历经风雨。“文革”阅尽世态人心，增加了生命体验的厚度。阅读鲁迅作品时，他仿佛看到的是自己经历的社会和认识的人们，对作品有着切身的感受，撰写论文时，便把自己的人生体验注入其中，因此具有深刻与独特性。

由于著作具有这些特点，刘先生知名于学界就在情理之中了。樊骏、黄修己、孙玉石、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陈平原知道他，张恩和、田本相、王富仁、陈子善、陈思和等也知道他。如果说前一组人有同门之缘的话，后一组人知道他依据的则是学术论著了。赵存茂是那时专写研究评述的学者，他曾多次论述刘先生的研究，如在《一九八二年鲁迅研究评述》中高度评价《鲁迅思想发展探讨》一文，认为它和王得后、刘泰隆的文章共同“标志着鲁迅思想研究进步到一个新阶段”。（《鲁迅研究》1983年第3期）

说到刘先生的知名，必须正视他的边疆处境。改革开放初期的昆明，还较闭塞、落后。在这样的环境中做研究，困难远多于内地。如果将地域缩小到云南，他无疑是鲁迅研究的翘楚。1981年9月在北京召开纪念鲁迅诞辰百年学术讨论会，全国选举170名正式代表，刘先生是云南唯一的一位，可见地位突出。

他曾经是云南鲁迅研究之高峰

尽管如此，刘先生仍然未能登上他应该达到的学术高峰。考其原因有：

一、从失却名师指导到远离学术中心。在北大，刘先生得到王瑶先生的严格训练，毕业后到南开任教，跟随李何林先生。两位先生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奠基者，鲁迅研究的泰斗。跟随过两位泰斗的学者少之又少。他又是一个很有家庭观念的人，选择人生道路时受到家庭牵制。因无法在天津安家，他从南开大学调到云南师大；李何林先生调任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后，希望他去鲁迅研究室工作，先以借调的方式，又因调动复杂兼家人无法同调而止步。远离两位学术引路人及文化中心，学术成长受到了影响。在信息时代之前，名师教诲与学术文化中心对研究者非常重要。假若他在北京跟随名师研究，学术地位还会更高。

二、从学术目标分裂到晚年未能写作。1984年刘先生奉命做《云南师大学报》主编，工作要求他顾及多个学科。由于他本科读的是政治，就便写起了现实社会论文，以致鲁迅研究成果减少，从而使得鲁迅研究地位走低。

1991年离休，拟集中精力继续研究，无奈“文革”中留下的腰椎压缩性骨折使他坐卧难安，更兼患上脑萎缩，作为医生的夫人对他悉心照料，关怀备至，竭力劝阻他写作。据我所知，他2003年前后学术思路仍然清晰。从做学报主编算起，他至少失去了20年的鲁迅研究时间。若以他的学术功力再研究鲁迅20年，将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学术地位？

因此，我对刘先生未走到可以达到的学术高度深感惋惜！但我们仍然要肯定：刘先生曾经是云南学界的鲁迅研究之高峰，中国鲁迅学界之一家，其水平标志着一个阶段的学术高度。

孙玉石先生的学术胸襟

◎李光荣

去年到今年1月13日，王瑶先生的两个大弟子相继去世。我怀念刘正强先生的文章还没面世，人间又少了孙玉石先生这位仁者、博者、雅者，我心戚戚焉。

其实，我和孙先生并无多少交往，更无深入了解，也许突然相遇，他不会认得我，我也要想一想才敢喊他，因为我和他只在一起开过一次会，仅此而已。但他却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也有了后来的远程交往，在交往中我认识到他学术胸襟的广博。

他考察作家作品的方法打开了我的思路

我最初知道孙玉石先生的名字，是1983年。那年秋，蒙自师范专科学校派我去复旦大学中文系进修，我的一个同学被派到北京大学进修，我们都主攻中国现代文学，便各自推荐本系教授新近出版的书，她推荐了孙玉石先生的《研究》。收到信，我立即去图书馆借来《研究》阅读，似懂非懂，但孙玉石的名字却印在了我的心头。

之后，我见到孙先生的书就找来读，如今我的书柜里仍有他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中国现代解诗学的理论与实践》等著作。这两本书，对我的西南联大文学研究产生了思想上的启示，在方法上也有借鉴作用，成为我打开西南联大现代诗大门的钥匙之一，是研究穆旦、王佐良、杜运燮、袁可嘉等诗人作品的思想武器，例如我借以观察穆旦的《玫瑰之歌》《蛇的诱惑》《诗八首》等作品，看到了洞口的亮光，并循此走进了一片丰饶美丽的田园。

孙先生的论文我也尽量找来学习。记得他有一篇《论吕德申小说创作及其与一种文化精神之联系》的论文，我读后意识到若建立其作家作品与当时的文学现象或文学潮流的联系，其意义会更大。之前我研读文学往往放不开眼界，孙先生在文学的联系中考察作家作品的方法，打开了我的思路，使我受益匪浅。我想，做到这一点，不仅是学养所至，还是学者的胸襟使然。

吕德申是西南联大中文系的学生，曾跟随杨振声、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李广田等新文学作家学习，曾有当小说家的追求，复员后在北京大学任教，应该是孙先生的老师。他创作的小说《老祖母》等曾发表在杨振声和李广田先生主编的《世界学生》上，之前我已查找，却看不出价值所在，孙先生的文章无异给我指出了一条评说的路径，所以留下的印象很深。

参加“闻一多国际学术研讨会” 他总是坐在第一排专心听讲

2009年11月，我去武汉大学参加“闻一多诞辰110周年纪念暨国际学术研讨会”，孙玉石先生作为中国闻一多研究会副会长出席。会长陆耀东先生由于身体的原因未能出席会议，孙先生承担了责任最重的工作——做会议总结。为此，每场会议，无论大会小会，每个人的发言他都听得很仔细，还不时做笔记，别人在会中可以放飞一下思想，他却不能，他总是坐在第一排，专心听讲，像个小学生。

我有幸和孙先生分在同一个小组，我的发言他应该是听了的，但会议没安排讨论，孙先生没讲话。我提交的会议论文是《闻一多与民族原生态歌舞首演》，考述闻一多策划在昆明演出的“彝族音乐舞踊会”的情况，以及歌舞对他创作的歌舞剧《古歌舞剧悬解》剧本的影响，指出“舞踊会”的意义，突出对我国民族民间原生态歌舞演出的开创之功，肯定这是闻一多对中国文化的又一重大贡献。我脑子里至今印着我发言时一些年轻朋友（可能是研究生）的兴奋表情。文章后来作为会议论文选登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

这次会议前，中国闻一多研究会和闻一多基金会举行了“第二届闻一多研究优秀成果”评奖，孙先生是评委主任。由他在开幕式上宣布获奖名单。我获得三等奖，他念了我的名字。但我想，获奖者多人，他不一定记得住我。

他的会议总结实事求是，既肯定了会议取得的成果，又指出闻一多研究中有待加强的地方，激起一阵阵掌声，具体内容，时隔十四五年，已记不清了。但有几句话我记忆犹新。在他讲话前，研究会负责人就调整研究会理事会征求代表的意见，实际上是免去有的理事并增补新理事，我的名字亦在增补之列，而他的名字则在免去名单中。代表发言后举手表决，获得一致通过。这当然也是会议总结的内容之一。孙先生很高兴地说：我们研究会的理事和会长增补很顺利，说明中国闻一多研究会的代表都是以学术为重，秉公办事，不以个人名誉为重的，不像有的研究会为理事、会长争夺吵闹，弄得很不愉快。这将融进闻一多研究会的优秀传统，希望今后能保持下去。

这次会议让我永记不忘的是和孙先生的一次夜话。在会议组织的舞会上，会跳的、不会跳的，或勇敢上阵，或忸怩进场，各种舞姿纷纷亮相。孙先生却安坐不动，我坐过去和他闲聊。谨言慎行的他似乎很愿意谈。在幽暗的灯光下，我俩海阔天空地谈着，当然，中心是会议，是学术。我谈到做研究查找资料很艰难时，他告诉我两个数据库，使用数据库，坐在家里就能查找所需的资料，解决了资料的难题。他还说：我们现在很少上图书馆了；北大、清华的老师都这么做研究。我对他们的羡慕由衷而生。问他怎样才能获得数据库，他答道：价格很贵，只能是图书馆购买。这次谈话使我知道了一些书本上、会议上、课堂上得不到的知识，所以印象特别深刻。

他的胸襟对我是学术精神的教育

我在《新文学史料》2014年第4期上读到孙先生的《推荐附语并关于冯至、阿垅的诗》一文，照样得到启示，但发现文章没说清《招魂》的版本。为此，我写出了《冯至诗的创作、发表与版本考》。“创作”过程是我首次揭示的，“发表与版本”实际说的都是版本问题，必然与孙先生《招魂》的版本说不一致，尽管我在文中不提孙先生及其《推荐附语并关于冯至、阿垅的诗》一文，但将两文一对照即可见出差异来。因此，完成后没立即投出去。后来我想学术工作的意义就在于探索真知，“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在学术上，哪怕是陈寅恪、钱锺书这样的大家，后学也指出过他们的错误，而不影响他们的高大形象，遂把文章投给《新文学史料》，在信中说明写作原委并嘱咐道：“若有刊登价值，我想还是由我将拙稿呈孙老师看一下。”郭娟主编回复：“没问题，您可以先给孙玉石老师看一下，听听他的意见。”

于是，我于2015年1月10日将拙文发给孙先生。他15日回信：“从所叙史实来看，大体无什么问题，较为全面，尚未见有什么不妥处”，并说“最后究竟如何处理，由你自己决定”。信中还对拙文将墓园石刻、作为歌词被谱曲都概括为“发表”提出了“推敲”的意见。他的信我读了非常感动！我先前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孙先生不但容得下不同意见，还希望不同意见能够“经得起时间推敲和科学性检验”，具备严密性和科学性。这胸襟，对我无疑是学术精神的教育。不过，“发表”一词我没做其他补充。因为西南联大那时是把张贴、收录、刻石、歌词都看作发表的，拙稿写的是那时的事，放在历史语境中说“发表”不能算错。后来，拙文在《新文学史料》2017年2期上刊登了。孙先生是该刊编委。

钱理群老师在《孙玉石先生的学术与人生境界》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在纪念王瑶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上，“他什么都没有说，只谈自己在‘文革’初期，在压力下，也参与了对老师的‘揭发’，为此而深感负疚，要借此机会，公开表示忏悔。”这种自省精神，使钱老师“很受震撼”。我由此想到刘正强先生，如果他参加这个会，会说些什么呢？我想或许也会像孙先生一样，公开表示忏悔的。记得在我昆明的家里，刘先生曾说：在反右斗争的压力下，迫不得已说过不利于王瑶先生的话，对此他负疚了一生。其实，我根本不知道此事。他告诉我，说明他心灵的坦诚。王瑶先生的这两个学生都在特殊时期说过言不由衷的话，而在晚年都在反省自身，说明都是“清清白白做人”，襟怀坦荡的典范。这或许是我怀念两位先生的深层原因。

（本文作者李光荣为云南师大特聘教授）

供图/李光荣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