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两会正在进行中，作为一名来自医疗卫生领域的委员，在临床实践中，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中医医院急诊科主任姚卫海关注到了生命最后的时刻如何选择“尊严死”。这次，他带上两会的建议就与此有关，呼吁加强死亡教育，大力推广“生前预嘱”并将其入法，帮助人们能够自主选择如何走向生命的终点，最大限度地追求生命和死亡尊严。 

北青报：您为什么会关注到“生前预嘱”？

姚卫海：我长期在急诊科工作，在治疗一些危重病人的时候经常会碰到两难的境地，他们或是治疗极其困难，患者自身要承受很大的痛苦，而且预后效果不佳，有的患者家里经济条件有限，患者本人在病危的状态下，没有行为责任能力，无法自主选择治疗方式。出于挽救生命的考虑，医生往往要为一些患者做气管插管、心肺复苏等抢救治疗措施，但有的终末期患者非常痛苦地在病床上无意义地、机械地延续着生命。到底治还是不治？由谁来决定患者接受什么样的治疗？他本人到底愿不愿意接受这些治疗？目前的模式主要是靠家属来作决定，而他们也承受着很大的压力。

有的家属会认为，假如放弃给老人治疗，别人是不是会认为自己不孝、是不是虐待老人？有的家属会出于对患者的爱和挽留，选择继续治疗，但患者本人又在没有尊严地延续生命，同时也在增加患者家庭的经济负担，其实这是一个很艰难的抉择。

对于医生来说，也不忍心看病人承受没有良好预期的、没有意义的痛苦治疗。而一旦有一个基于患者本人意愿的明确选择，就可以化解很多问题。

北青报：“生前预嘱”是一种怎样的方式？

姚卫海：生前预嘱是让人们在头脑清醒时填写生前预嘱文件，表明对死亡方式的个人意愿，譬如在临终前放弃心肺复苏，放弃使用呼吸机等人工生命支持系统的做法。对于医生治疗方式的选择也好，对于家属作决定也好，都是一种非常好且明确的方式。生前预嘱正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流行，帮助人们以接近自然的方式走向生命的终点，可以最大限度地追求生命和死亡尊严。

北青报：目前“生前预嘱”在国内的认知度如何？

姚卫海：早在2006年，中国大陆第一个推广“尊严死”的公益网站“选择与尊严”通过审批，让人们考虑自己的临终事，了解现代安宁缓和医疗，理解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2009年，该网站推出供中国大陆居民使用的生前预嘱文本《我的五个愿望》。2013年，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成立，致力于推广生前预嘱理念。2021年，深圳市生前预嘱推广协会成立，2022年，深圳市成为全国第一个实现生前预嘱立法的城市。十余年来，生前预嘱的理念主要靠一些热心人士与医学专家在不懈努力，社会认可度越来越高。但是，目前注册签署的人次只在5万左右徘徊，与我国人口基数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北青报：您认为推广生前预嘱有哪些阻力？

姚卫海：最主要的还是受到国人传统观念的影响，很多人对于死亡这件事情是比较避讳，大部分人在活着的时候忌讳谈生死，所以接受起来也有一定的难度。同时，就算有人自己愿意填写生前预嘱，但他身边的家人是否同意他在最后的时刻放弃治疗，这也是需要认真探讨的问题，还要跟家属做工作。再加上目前国内死亡教育并不充分，对于生前预嘱理念的宣传力度有限，以及法规制度的缺失等等，让生前预嘱的知晓度和接受度还不高。

北青报：您认为可以从哪些切口入手，去推广生前预嘱？

姚卫海：其实肿瘤病人是一个很好的切入口，尤其是一些终末期的肿瘤患者，他们知道自己最后的结果，而且这也是一个相对慢性的过程，通过生前预嘱，可以让他们很好地选择如何走向生命的“终点站”。

我也建议加大生前预嘱的宣传力度，在中国传统节日比如“清明节”，以及每年十月份的第二个周六“世界安宁缓和医疗日”，开展“思考生命”等活动，大力向民众推广生前预嘱和安宁疗护理念，让人们提前考虑自己的临终事，让每一个有需求的人在生命末期都享有自主选择的权利和尊严。

北青报：当一个人签署了生前预嘱，到了最后时刻，如何将其与临床治疗端相衔接？

姚卫海：我建议成立全国性的生前预嘱注册中心，由政府卫生部门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支持其运营和发展，并通过信息共享的方式，在患者入院时将其生前预嘱关联到住院病历中，这样患者在接受治疗时，医生就能第一时间知道他有无预嘱，并据此为其选择合适的处置方式。同时，建议规定将询问或查阅入院患者有无生前预嘱作为医疗机构的一项诊疗规范，将生前预嘱常态化。

生前预嘱可以让人们归路自主，通过签署文件，让医护人员和家属了解患者意愿，从而选择恰当的治疗方式，达到逝者安详、生者安宁、观者安顺的目的，是移风易俗、值得大力倡导和支持推广的大好事。今后，希望有关部门能将生前预嘱入法，深圳已经走出了第一步，可以总结深圳的好经验、好做法，不断完善相关的政策措施，逐步扩大试点范围，慢慢推广到全国。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蒋若静
编辑/马晓晴
校对/王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