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兆钧（乐评人）

大约是1996年初，王酩先生找我去喝酒。去了说想让我去他1993年创立的《音乐生活报》帮帮忙：“总归是份民办的报纸，编辑记者第一年轻没经验，第二待遇不高流动性太大。你好歹干了这么多年，来帮我一下。”并把我介绍给副社长郭向鹰，他家里是《工人日报》的，现在总管社里的事务。

当时担任内容副主编的就是我的同事沈尊光先生，那时我还不知道他就是沈黎晖的父亲。报社的编辑记者几乎全都来自外地，大部分是毕业不久的“北漂”。

报纸当时在外馆斜街，离我倒是不远。

其实我也没有任何办报纸的经验。下车伊始，提出一些编辑思想，未能实现什么，反倒得罪了不少的年轻人。

好在老郭跟我还处得来，他也是个杂学旁收的主，且是个性情中人。我们常常一起喝酒侃大山——那会儿把羊蝎子和德莫利炖鱼、红焖羊肉吃够了。

去了不久，来了一篇稿子，我看了大为感动。作者是个第一批闯深圳的上海工程师，文中写自己原以为凭本事可以大有作为，但是到了深圳干嘛嘛不行，半年之后陷于绝境，于是一天晚上去了深圳国贸大厦49层的旋转餐厅，决定拿最后一点钱吃完就一跳了之。吃着吃着却隐约听到几句歌声：“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他大有所感，问了服务员，才知道这首歌叫《鹿港小镇》，于是痛定思痛，打起精神奋力打拼，终于获得了成功。

这篇文章登在报纸的第二版上，这一版基本上就是现在所谓的“心灵鸡汤”，但确实编发了不少这样情真意切谈音乐与人生的稿子。

又有一次，编辑张德甡拿来一篇谈摇滚乐的稿子，我看了立刻问：“这作者郝舫是哪儿的？”张德甡告诉我说是个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硕士研究生。我说：“你跟他说说，请他开个专栏。他可不是一般的摇滚乐爱好者，是个确实有深度的专家。”

此后，郝舫就在报纸上开设了“电动方舟”。他的《伤花怒放——摇滚的被缚与抗争》成为一本影响很大的专著。

还有一次看到一篇署名科尔的文章，我同样问是谁，张德甡告诉我，这个据说正经是学作曲的。我说难怪写得相当的专业。当然后来才知道科尔沁夫原来就是我极欣赏的《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美丽的草原我的家》的作曲家阿拉腾奥勒先生的公子。

回头想想，《音乐生活报》还真是给日后大众文化圈培养了不少人才。

而我由于太忙，干了年把后决定撤出了。最后和老郭把酒话别时谈起当时几乎一、二线城市都有的、以音乐台为基础的流行歌曲排行榜，我忽发奇想：“平面媒体影响怎么也比不了广播和电视，不妨弄一个总评榜。”

老郭也觉得这招儿有点意思，说干就干。当时的总评榜大约聚集了全国各地二百来家电台排行榜，每周一期登在一个版面上。

我原初的想法是咨询一下专家，把各个城市的排行榜分个权重，显得特别科学。不过，仅仅把全国这么多电台的排行榜攒在一起，就很快产生了很大影响。各地电台的DJ们很积极参与，各唱片公司和独立歌手由于可以看到主打歌在各地的不同凡响自然也格外重视。于是老郭就产生了在这个榜的基础上搞年度颁奖活动的设想。

科尔沁夫 摄影/李奇

于是报社请了不少人开个关于设榜的座谈会。

会上偏偏新上任的编辑部主任在发言中先是把报纸称为中国第一大音乐报纸，然后又称总评榜是中国第一大榜。

张树荣不高兴了：“我得纠正一下这位女士。你说《音乐生活报》是第一大报，那人家70年代末就创刊的《音乐周报》算什么？你说总评榜是第一大榜，那么最早广东经济台的中国歌曲榜，包括北京音乐台的中国歌曲排行榜算什么？”

因为这个，张树荣和老郭算是结了点梁子。到了2017年，一次聚会两人再聚首，哈哈一笑：“各为其主，各为其主。”

总评榜还是办了起来，颁奖活动在那几年也成为一个歌坛盛事。特别是全国很多地方的排行榜DJ们平时难得有机会参加这种全国性活动，非常乐于参加。多年以后，一个年轻的DJ出了一本书，回忆参加第一次总评榜时说：“平时很少参加这种大活动，看到几个大腕儿都来了，很想向他们请教。没想到吃完饭到他们的房间去，却听他们讲了一晚上乱七八糟的段子。”

我们听了也笑：“每天听这些新打榜的歌曲听得脑子都木了，哪能酒足饭饱后还谈音乐和人生？”

2024.3.2

供图/科尔沁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