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大概是民间最津津乐道的民国杰出女性之一了，一首《你是人间四月天》的广泛流传，把林徽因和她身处的民国时代都镀上了一层风花雪月的色彩。大多数时候，坊间对她的讨论，不是绯闻化，就是鸡汤化，要么就是高度的文人化。可真正的林徽因是什么样的？她所处的时代又是什么样的？这些问题，都在真假交织的民间传闻和大众作品里被演绎、被模糊、被忽略和遮蔽了。林徽因加强了人们对民国时期的某一种想象： 名媛、才女，身前身后文人骚客环绕不绝。她更成了鸡汤文化和成功励志学的主题，这些文章乐此不疲地用她来教导女性温顺动人，既要有所品位，又要安于幸福。在一片赞誉声中，鲜少有人关心这个眼界开阔、相貌姣好、原本可以舒适安逸过一生的女性，是怎样选择了“建筑”这条风雨兼程的道路，并在荣耀与动乱中矢志不渝。

人是由时代塑造的，但是通过智慧与努力，人也可以重塑时代。对林徽因的研究，如果把重点过度集中在她个体身上，把她从具体的历史场景中抽离，把她与其处境割裂开来，最终必然会导致鸡汤化或者妖魔化。

林徽因远不是《人间四月天》等大众影视作品里的单薄形象。当我们把她放回20世纪初的中国和西方的历史浪潮中，才能重构一个顺势而为的林徽因。她是晚清“新政”后出生的名门闺秀，在新旧交替中，成为中国几千年来第一批享受了教育权利的幸运女孩；她的童年时期，正值辛亥革命后中国女性第一次争取选举权，她成为了第一批接受新式教育的城市女孩；她的少女时期，正是颁布了新学制的北洋时期，她成为教会女校改革升级后接受全英语教学的学生；在一战后，趁着中国成为“战胜国”和五四运动的激荡，她随父旅欧，见识了战后欧洲女性力量的崛起；在20年代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她成为与美国高等教育中性别歧视作斗争的赢家；白话文运动和现代诗歌运动带动了现代女性写作狂潮，她置身其中，靠天分和文学积累，在女作家群中迅速崭露头角；日本侵华战争来临，她在逃亡途中还疾病缠身，却无惧生死并坚持学术研究，赢得了中外学者的尊重。她没有在战火中自暴自弃，没有在质疑声中妄自菲薄，也没有在颠沛流离中绝望溃败，而是永远乐观，跟战争赛跑，向死神争时间。

她过早地见识了世界，胸中有远见和格局，却仍敌不过家庭的琐碎。她也是一个传统大家庭的长女，名门的儿媳，名人的妻子，两个孩子的母亲，她逃不脱千百年不变的婆媳矛盾、妯娌矛盾、母女关系矛盾，生活的琐碎将她拽入尘埃，她一样有着平凡人的家庭烦恼和普通女性的困境。那种琐碎是女性千百年来的桎梏，也是新旧交替时代女性必经的麻烦。她也过早地见识了生命的创痛，经历了颠沛流离的考验，以及病痛缠身痛苦不堪，以至于到最后看淡生死，一心发光发热。重要的是，她始终坚持初心。

所有这些经历，共同构成了一个真实的、有血肉的、有光环也有缺点的林徽因。

误解林徽因，也因为我们误解了那个时代，那个时代有独特的美好，也有艰辛和残酷。

不了解新文化运动之后不同思潮的对垒，也就无法理解林徽因的那些爱恨情仇；不了解一战后整个亚洲的格局，就不会理解为什么父辈们给她选择了那样的路；不了解战后中、美、苏、印、日的格局，就不会理解她为何如此珍视传统文化的价值观，与大潮流相悖。可以说，她的每一个选择，都是内外困境交织的必然。

从一路搬家、四处求学到野外考察，她跟着父辈接触过中国权力中心，也因为田野考察而接触到中国底层社会，她辗转过大半个中国，于是她比很多人清楚，中国到底是什么样；她也曾随父旅欧，到美国留学，蜜月旅行欧洲和远东，她流连于世界各地，看遍战后各国的真实面孔，于是她知道，中国不能成为什么样。

她历经晚清、北洋、民国和新中国四个时期，目睹政权更迭，在历史洪流中看尽父辈们政海浮沉，极尽努力，却始终是时代的傀儡，于是最终她选择远离政客，但不刻意逃避政治，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她爱美，却从不想做花瓶，她可以坐在客厅与文人高谈阔论，也敢穿着旗袍“上房揭瓦”。她热爱文学，诗歌、散文、小说、剧本通通不在话下，但从不媚俗从众，因为厌恶文艺脱离现实。

作为一个建筑学家，在某种程度上，她的格局比梁思成更加广阔和多元，她看到的不仅是“石头的史诗”，更是历史的兴衰和人性的坚韧幽深。

她留给世界的，不只是一副美丽的躯壳，也不止大量的建筑学研究成果，还有一个人如何在历史浪潮中坚持内心，在虚浮繁华中不失自我，在纷乱的情感诱惑中不向欲望和空虚低头。

我们误解林徽因，更多的是因为我们容易误解杰出的女性。

没有那个时代，就没有林徽因；没有那些苦难，也没有林徽因。没有林徽因这样的女性，也很难证明女性在科学领域同样可以做出杰出贡献。没有林徽因这样的知识分子，中国近代学术领域也无法在战火摧残中依旧茁壮成长。

当然，林徽因并不能代表从晚清到民国的所有女性，她出生于特定的阶层，成长于特定的派系，混迹于特定的文人圈子。作为新女性，她代表的是清末民初立宪派的价值观，而不是街头革命女青年的理念；作为女作家，她代表的是新文化运动中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东西兼顾，而不是婉约派女作家的深情或者左派女作家的革命精神；作为中国古建筑的研究者，她必然也是传统文化的拥护者和坚定的爱国者，否则不会在抗日战争中永怀不屈的精神，更不会选择在内战尾声拒绝迁台；但是，她对传统文化的执着也注定了，留在新中国以后，她能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迅速做出贡献，但也会由于自己阶层和理念的局限，与新的意识形态和新社会需求脱节。一切安排，也早被她的时代和命运在暗中标注好了价码。

人性和历史一样，曲折幽微，真伪交织；我们只有交叉印证，并以最求实的态度去叩问和探索，用诚恳的同理心去体会和重构，才能与历史上的杰出女性真正共情。认识真正的林徽因，可以认识真正的时代，更可以反思今天女性的处境，为每个心向自由的人，寻找内心的坚定与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