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守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编者按：

李兰英，1933年生于湖北洪湖，2024年2月4日立春在京辞世。

我的母亲李兰英（1933—2024）

“她创造了一个农村人大变革时代在城市的奇迹。她是平凡的，又是出奇的；她是普通的，又是出彩的。”

读到她儿子为她写的这句话，是前天晚上10点半。第一时间我转了朋友圈，叹一声：“逝者版的理想文字。”过了一小时，一个在西班牙的朋友在评论区冒出来：“我认识啊！”

这才有了做今天这个版的想法和胆量——因为够着作者、也是逝者家人了。

也许有人会问：“儿子纪念母亲，很个人化的文章，你们刊登一版的理由是什么？”怎么说呢？个人看法，每个人的一生都折射时代和历史，更何况经历过中国最近这90年的人。而且，越老百姓越普通平凡越草根，也许越有代表性。这位农村母亲恐怕是很多母亲的缩影。

李兰英老人没读过书，1990年从洪湖农村被子女接到北京，“在一般人看来，这么大一家人在北京怎么呆下来呀！但是，母亲在我们家这一重要转折阶段成了开路者。她一到北京，就在附近寻找机会。”她开始带着19岁的小女儿，在长途车站摆摊卖茶叶蛋和茶水，“俨然一个创业者，感到遍地是机会，把她在农村的小商品经济意识发挥到极致。”那样的谋生、立足和成功（自食其力、养活家人可以叫成功吧），对于90年代之前的中国人而言，可能就是“奇迹”吧？

最后说一句，我一直以来的理想之一，就是做布衣平民无名者的逝者版。

作者和母亲

立春，也是农历小年

90岁的母亲给自己选了一个好日子远行

母亲走了。

她给自己选了一个好日子，2024年2月4日立春，太阳高照，气温回暖，她是怕我们在操持她的后事时受寒受风。

这一天也是农历小年，她选择这个点离开，也是为了让我们好过年。按照中国习俗，第三天办完丧事，还有三天是除夕，给了我们平复心情的时间，让我们春节期间没有了揪心，只有对她的想念。

母亲走得看似很突然，实际上她是有安排的。母亲的最后一程在我弟弟家度过。在走之前半个月，弟弟的电话多了起来，都是关于母亲的。一些信息预示了她要走的征兆。一次是她找她多年未戴的手镯，一次是要戴她早年曾经戴过的耳环，还有一次是她说梦见我已经去世的舅舅带着金条在她身边走过。听到这些，我心里有种预感，回来看她的次数也勤了些，明显感到她的心理在起变化，已没有了往日的精气神和对生命的热情。

母亲这次进医院的起因是：她在我弟弟他们毫不知晓时，推着轮椅前往我家，在按摩椅上按完摩，吃完我爱人给她做的饭后，由我姐姐把她送回弟弟家。她应该不是为了一顿饭来我家的，一定是对自己的状况有感觉，专门去她大儿子的住处来看看，带着留恋作别的。

回去以后，母亲就患上了感冒，咳嗽。当天下午我从学校赶回来，陪了她一晚上。第二天，母亲早早起床，一上午坐在沙发上盯着我干活，看到她精神还不错，我便按原计划带学生去了山西长治调研。第三天，弟弟给我电话，说母亲喊头疼，决定把她带到附近的医院做个检查，片子出来结果很不理想，肺部感染已经很严重。

那晚10点钟，我赶到医院，母亲的血氧饱和度低到70左右，必须上呼吸机，母亲已开始靠呼吸机维持，眼睛紧紧闭上再没有睁开过。第二天，母亲转到ICU病房，在那里等待她一直牵挂的女儿和几个孙女作别。

第二天下午，从上海赶来的妹妹一家见她时，母亲还呼喊着她最疼爱的小女儿的名字。第三天，她的大孙女从杭州赶回，下午在加拿大的二孙女赶到，她还能用手紧紧抓住她们。

等到第五天下午，她与从多伦多飞回的最后一个小孙女作别。母亲在见到她所有想见的亲人后，不再有我们每次见她时的激动，各项指标迅速下降。

第六天早上8点51分，母亲的心脏已不再工作。九十高龄的母亲不带任何遗憾，不带任何牵挂，没有一丝的不满足，带着慈爱，平静、安详、圆满地离开了。

母亲在父亲走了三年后，我接她离开老家。这是母亲与那个苦难的地方的告别，那天她看望了她的老姐妹和乡亲们。有些依依不舍，但更带着憧憬。从此，我们与老家的关系成了故乡的关系。

生于1930年代母亲

亲历中国那个年代的改天换地

母亲生于1930年代的湖北洪湖，亲历了中国那个年代的改天换地。加入一个已经家破人亡的家庭，爷爷被抓去坐牢，奶奶上吊离世，父亲不幸右眼被冲担（一种当地挑谷的农具）刺伤，难以想象母亲和父亲是怎样度过的那段不可能扛过去的日子。母亲身上所拥有的超常的执着和坚韧，一定与这段经历有关。好在母亲和父亲的善良和为人，我们作为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的儿女才没有受到村里周边人的欺负。

集体化时期，母亲和父亲表现出不一样的特点。父亲在集体的表现抢眼，每年得先进积极分子，拿一些瓷缸、毛巾之类的奖品回来。在我的记忆里，母亲从来没有拿过先进，但她在这个年代，则以“小生产者”的努力为我们一家度过饥饿而操劳。比如，村里和周边村的鸡鸭猪狗粪等都是她带着我们几个捡拾的，这些副业经济可以折一些工分换回粮食；她在每年秋收和冬收后，会约了村里最好的朋友去田里拾稻穗，碾成米以后做粥喝；她还在最热天去湖里或院塘里捕鱼虾，这成了我们家最美味的餐食……

农村改革后，母亲不需要再为这些“小生产者”行为遮遮掩掩了，而是干起了堂堂正正的商品经济，她“经商”的头脑大显身手。母亲会批发一些芝麻大饼挑到兴修水利的大堤上去卖，还批发一些玉米卷到镇上换回大米。她经常起早贪黑把从一个集市的产品倒到另一个市场去卖，同时把另一个市场的产品倒到这个市场来卖，通过差价，换回来一些活钱，一方面解家里柴米油盐之需，另一方面则是供我们几个上学的学费和学杂。

母亲没读过书，但我们的学习是她最在意的。我们兄弟姐妹四个，除了排行老大的姐姐没能上成学以外，我弟弟、妹妹和我都把书读下来了。这在当时的农村是非常大的一笔开销，一个孩子读书就足以让一家致贫，何况三个。但母亲和父亲没有放弃，更没有农村父母重男轻女的思想。

母亲喜欢热闹，每到逢年过节我们聚在一起，是母亲最最开心的时候。晚上我们多晚睡，她也会守在我们身边，给我们倒茶、给我们拿吃的，虽然不会玩牌，她也会坐在旁边看；等到节日过完要分开了，母亲脸上不表露出任何伤心的表情，嘴里还一直对远嫁的小女儿说：“好！好！不用惦记我，有空就回来看看玩玩。”但目送小女儿背影的眼睛已经湿润。

几乎从不与人红脸

一生最大两次上火都是为我的学业

母亲一生几乎从未跟人红过脸，但她在学习的事情上是最拼命最较真的。发生在我身上的就有两次，也是我见到的母亲最上火的两次。

一次是我初中升高中的事。我初中被我们的公社中学录取，但是，其间有一个机会，可以参加湖北省洪湖市第二中学的补录考试。当时，中学补录考试通知书是托邻村的一个高年级同学带回来的。但是，那个同学可能是因为赶回来在村里停留的时间太紧，忘了把通知给我。过了几天，母亲得知此消息，非常生气，找他们家理论，甚至怪罪他们家孩子是故意。从此，母亲一辈子没有原谅过这家人，再也没有搭理他们。就是在我考上复旦多年后，母亲也没有原谅他们的这一行为。

第二次母亲发火也是由我引起的。我在1980年参加过第一次高考，当时考的是理科，由于考物理时，折面的两道题没打开，早早交卷出来，最后以七分之差与大学失之交臂。收到高考结果后，我极度失望，决定放弃高考这座独木桥，在家垂头丧气地睡了三天，把书和高考资料全烧了。

对母亲来讲，考不上大学，就是天塌了。到第三天，母亲发了她一生对我的唯一一次火，骂我有本事把书全烧光，把家里的破屋子也烧了，说出了一连串她经常说的人生哲理——“桑树条从小育”“有志不在年高”“好儿女走四方”！骂我在那破屋子破地方生闷气有什么用！

母亲的大火震醒了我。我很快振作起来，和高中的邓校长研究对策，分析各门课的情况，最后决定复读时从理科转文科。后来，我幸运地考上了复旦大学。当邓校长把录取通知书送到我家时，父亲的激动溢于言表，拿出家里全部积蓄，请全村人吃了三天。母亲则非常平静，也没有见她激动，她一定是比任何人都高兴的，一定是最心满意足的。她一定感到天亮了，有望了。

母亲从孙女还是一个穿开裆裤的小胖妞时就带她，每天关心她的吃喝拉撒。一直到现在，虽然她不一定知道孙女在哪里、是做什么的，不变的是她的叮嘱：吃了么？多穿点衣服，在外面要过细啊！

90年代初到北京

母亲把她农村人的小商品经济意识发挥到极致

1988年，我从复旦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原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所。按照农村人的看法，这可不是一般的天亮，是真正的人上人了。老天真是对我父亲不公，在我工作一年不到，父亲得了脑血栓。听到父亲患病的消息，我径直赶回乡镇医院，父亲居然从病床上坐了起来。在镇医院的治疗下，父亲躲过了第一次的死神劫。但是，家里的农田全靠父母伺弄，在繁重的劳累下，父亲第二次脑血栓，这次没有救过来。母亲在老家为父亲守完灵堂后，1990年的春节，我把母亲和妹妹接到北京。

在一般人看来，这么大一家人在北京怎么呆下来呀！但是，母亲在我们家这一重要转折阶段成了开路者。她一到北京，就在附近寻找机会，一周后，她在我办公和居住的六里桥附近发现了一个长途汽车站。她激动地告诉我，这里人很多，天气又热，附近也没有让赶路人解渴的地方。于是，她就带着我19岁的小妹，在这里摆摊干起了卖茶叶蛋和茶水的生计。

她开张的场子是一张方木凳、一个铝制汤锅，60个茶叶蛋，两个开水瓶，与之相伴的是炎炎的烈日。在我内心里这全是心酸，但母亲传导出来的全是喜悦和希望。甚至有一次，她在车站附近找厕所时迷失了方向。我后来找到她时，母亲没有丝毫恐慌，还把它当幽默。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母亲第一天卖完所有茶水和鸡蛋后得到60多块钱的激动！母亲从未在我面前有过丁点儿抱怨，也绝没有任何到北京就是来享福的意识，俨然一个创业者，感到遍地是机会，把她在农村的小商品经济意识发挥到极致。

1990年代赶上市场经济 母亲带着全家找路

一年后，我的单位调整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来的地方没法住下去了。对母亲来讲，最遗憾的是失去了六里桥车站的地盘。到菜市口后，单位给了我一间十几平的过渡房。母亲和妹妹晚上睡觉时，把沙发打开，拉上布帘，条件非常艰苦，但母亲琢磨的是新的创业。

到新住处后，母亲经过几天的观察，很快发现在菜市口百货商场和虎坊桥附近有人摆地摊，她毫不犹豫地带着我妹妹加入这一行列。一年后，在老家种地的姐姐一家也来到北京，母亲和妹妹一个摊位，姐姐一个摊位。我爱人那时在雄县锻炼，正好从白沟将一大包一大包的小商品和小百货批发过来。这是我们家最艰难的时期，也是我们最旺盛的创业期，母亲就是一个企业家，她不是为了赚多少钱，而是带着全家找路，利用市场经济的机会，杀出一条血路。

进入1990年代，我们这个大家庭赶上了好时代，也没有辜负时代。在无数好心人的帮助下，我和我弟弟利用英语比较有优势的人力资本，加上母亲传给我们的勤奋、诚实和对市场敏感的基因，带着一家人干起了被称为“二渠道”的图书出版，日子不断往上走。

我们干的这些母亲并不熟悉，但她会以自己的眼光时时刻刻关心着我们。那时候这个行当全是现金交易，每次订货会回来，母亲会从我们脸上的笑容判断交易的情况，打心眼里分享我们的喜悦，当然也忘不了她一辈子对所有人的叮咛：“人心隔肚皮”“在外面过点细”！

她对我们那些二渠道的朋友特别热情友善，一些人的名字她一直记得，估计她知道这些人帮过我们。她也会帮着我们打包，把这些书运往全国各地。她给我们最大的支撑是精神上的，那时我们办公和住都在一起，母亲会经常坐在我们身边，帮我们倒水，深情地看着我们干活，有时也会在旁边打趣：“这个挣不挣钱啊！”到了深夜，她看我们还在干活，会跟闹钟一样催我们睡去。母亲从不闲着，她帮我们带孩子，几个孩子那么喜欢她，估计与她们成长时期与奶奶的这种亲和有关。

母亲大字不识，一生平凡得不能再平凡，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但是，她身上修得的品德对我们的影响是深入骨髓的，塑造了我们的为人做事，规范了我们走路的格式。

2013年，母亲随家人一起到海南度假过春节。离开田地，她平生第一次坐上了飞机；在城市呆了几十年，再看不到地里的麦浪，她见识了宽阔的大海与波浪，像孩子一样戏水玩耍……

她没有书本教的知识，也不看电视、听收音机 但却拥有优质的素养和崇高的美德

母亲是我见到的最坚毅的人。对于自己认定的事，她不会用言语表达，但会一直坚持，无论在我们看来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她一辈子没有过畏难情绪，没有过因为苦和不顺而生的抱怨。母亲那对一切都淡淡地微笑的笑脸，既是她办成事后的表情，也是她在应对苦难时的神态。

母亲是我见到的最牵挂人的人。她一辈子只操除她以外的人的心，她对儿女孙辈重孙辈的惦念不分男女、辈分、亲疏、远近，只要是她的亲人，她就念叨，谁有困难就挂记谁，谁不在身边就念叨谁。母亲见到她所有的亲人，只有三句叮咛：“多吃点”“多穿点”“多歇息”。

母亲是我见到的最善良的人。她一辈子除了和那个忘了给我补考通知的人生过气外，没有和家里人、身边人、村里人、周边人红过脸，尽管她受过一些人的委屈，但她从不还击，从不和人计较，从不说任何人的不是，对待任何不公，她都是以行动和做到最好来证明自己。

母亲是我见到的最知感恩的人。不管在家里还是在外面，只要人家给她做点事，她都会说谢谢。她第一次骨折住进医院，做完手术后从手术室推出来时，麻药未醒的母亲摇着手向所有的医生护士说“谢谢”，所有人为之动容。她对家里人说得最多的一句是，给你们添麻烦呢！

母亲是我见到的最美丽的人。见到她的人都夸她美，她也喜欢美，每天把自己拾掇得利利索索，特别喜欢照相，会配合你摆各种拍。母亲的美是从内心迸发出来的，每个见到她的人，都能感受到她的真诚和质朴。母亲的美是一种对尊严的映衬，到最后也没有失掉一丝体面。

母亲是我见到的最优雅的人。她只是没有书本教的知识，也不看电视、听收音机，但拥有崇高的素养和美德。见过她的人，都情不自禁夸她是否曾经是上海哪个大家庭的大小姐。我最难以解释的是，一个农村老太太能有如此气质，我只能说，她的优雅是修得的。

母亲离开了我们，但我们没有丝毫她已离开的感觉。我们每个人都想着她的好，回味着她的一点一滴。她创造了一个农村人在大变革时代在城市的奇迹。她是平凡的，又是出奇的，她是普通的，又是出彩的。

供图/刘守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