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贻琦：西南联大  教育奇迹

韩咏华与梅贻琦

与西南联大问世几乎同一时间，1938 年夏天，韩咏华带着五个孩子，作别南柳巷韩宅，和清华几家教授结伴一路南下。他们走的是海路，先经天津、上海到香港，再乘船到越南海防，又经嘉林乘车过河，再由开远到达昆明。历时两个多月，他们终于找到了梅贻琦，历经一年多的战乱分离后，阖家在大西南的昆明团聚。本次长途旅行途经香港地区，还有属越南的海防，当时需要办理证件。上面这张照片，就是在北平照相馆拍证件照时，韩咏华临时起意拍的。

梅祖芬回忆：“当时我们一家、历史系雷海宗教授的太太和一个小女孩—那个女孩比我年纪还小点，还有一位刘太太带着一个小孩，由清华一位管总务的毕正宣老师领着坐火车先到天津。之后我们买了船票，从天津到上海，从上海到香港。我记得那船叫海口船，是一种很长的大船。为了安全，慎重起见，船开得特别慢，本来八天的行程，十六天才到。到香港后我们继续坐船到越南，那时候叫安南。后来又走了好长时间，下船后再坐火车。不记得是怎么才到了昆明，反正时间挺长的，也挺艰苦的。”他们刚到昆明的时候住在大观楼附近。梅祖芬说“就是有那副特长对联的大观楼”。她记得刚到的时候，看见父亲书桌上有一张他用毛笔写的字条：“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这是她有生以来记住的第一句宋词。

梅贻琦一家的合影，摄于1939 年。

后排左起：梅贻琦、韩咏华、梅祖彤；前排左起：梅祖芬、梅祖彦、梅祖彬、梅祖杉

梅家来昆明后，先住在东寺街花椒巷6 号，后常住西仓坡5 号，这是清华大学昆明办事处。据梅祖芬回忆，西仓坡原来有东西两个院子，在一次轰炸中东院被炸出了一个大坑。他们家住的西院，呈三合院的格局，三面有房，且均为上下两层楼。按照韩咏华的描述：“正面小楼上是月涵的书房和卧室。楼下即是联大办公处。我住在西面小楼上，楼下是会客室。教务长潘光旦先生住在南面的楼上。”

梅祖芬清楚记得楼下大厅是清华的办事处，她说：“学校开会就在大厅里。”她对清华秘书长潘光旦教授也住在这个院子里同样记忆清晰，因为她和潘光旦的女儿就合住在办事处左边的一个房间。韩咏华对在西南联大这段生活描述得很详尽，后来许多写梅贻琦夫妇的文章，内容基本来源于此，可惜，或断章取义，或添油加醋，或借题发挥，甚至有的还无中生有，为尊重事实的原貌，我在此还是恢复韩咏华原本的文字吧：

我们的家先住在昆明花椒巷，一年后迁往西仓坡。……月涵一到昆明，就把校长专用的小汽车交给学校公用了。他外出开会、办事，近则步行，远则搭蒋校长或别人的车，无车可乘也从不埋怨。他经常和孩子们一起安步当车，走一段不近的路。在昆明的几年中，除了办校外，突出的事情就是跑警报，几乎天天要跑。日本飞机来轰炸时，从容飞来，从容飞走，可以说是畅行无阻，如入无人之境。一有警报，国民党空军自己先把飞机飞走，保护起来。昆明根本谈不上什么空防。西南联大也没有防空设施，飞机一来大家就跑开躲起来。月涵在走开之前，总是先把文件收拾妥当，放好锁好才走。他作为校长，也和教师、学生们一起跑到学校后面的小山上，在坟头之间躲避一下。日本飞机轰炸，至今还给我们的记忆留下一件很难过的事。每次跑警报，办事处都是把学校的文件放在一个简易的防空洞内，留下两个工友看守。一次，大家上午跑出去，下午回来时，发现办事处已经被炸，文件全被炸毁，两位工友也被炸死。他们之中一个是青年，另一个是老人，姓尹，以前每次大家跑警报回来时，他都预备些热茶给大家喝，可是这次却不幸被炸死了。1941 年冬，珍珠港事件发生后，有些美国空军部队来到昆明，日本飞机不大敢来轰炸了，跑警报的事才少了一些。

另一位亲历者，清华的陈岱孙教授对跑警报也印象深刻：

一有警报，我们就往后山跑，上坟堆里去，飞机来了，就趴在坟堆里看着下炸弹，下了炸弹以后飞机飞走了，我们才站起来。那时候，张伯苓校长在重庆，蒋梦麟也经常到重庆去，有时也在昆明，但是很少参与学校里的事情。梅校长就是那个时候的校长，尽管名义上是常委。他经常每天办公，警报一来，也跟学生一样一起往后山跑，飞机来时，跟学生一样趴在学生身边。所以当时，学生看起来，梅校长是很亲近的。

在跑警报中，梅贻琦临危不惧、先人后己的君子风范给女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次在紧急警报后，来不及走避的同学，便集中在南院防空洞前，看见梅校长到来，当然请校长先行，而敌机已来空中机枪扫射，在这样危急的情况下，校长仍坚持我们一个个先进去，自己殿后。长者风范，真令人钦仰。”レ

梅祖彦在自传体的《八十自述》里对初到昆明这段日子也有记述，主要讲了父母如何抓紧他的学业，但字里行间也写到了被“跑警报”严重打乱的日常秩序。

到昆明不久，就有日军飞机来轰炸，很多地方中学都疏散到乡下或外地去了。父母为我们请了家庭教师，在家学习，分初中、高中两个班。我和沈铭谦、朱文华在初中班，我们的主要教师是王般先生（他当时是西南联大助教，解放后为北京外交学院教授），他兼教中文、英文和史地等课，梅美德先生教几何。1939 年全家迁到城北，这个私塾也就停办了。高中班的学生多数考入大学。

从这一年夏天到1940 年夏天，我又在家自学了一年，由父亲教些数学、物理，到张彭春夫人家去学英文，自己学习历史、地理等。这一年的学习方式很不正规，但也适合当时需要常跑警报的环境。1940 年秋考入昆明私立天南中学（英国公理会办），插班入高中二年级。此时家住城北，学校在城南，每天走路一个来回。后来空袭紧张，学校只在清早和傍晚上课，那就得每天跑两个来回，冯友兰先生的公子冯钟辽和我自幼是好友，现在又是同学。我们每天在昆明的大街上不停地奔走，倒也把身体练出来了。

韩咏华在文章中还提到了搭蒋校长的车，这位“蒋校长”指的就是北大校长蒋梦麟。韩咏华说，西南联大三位常委原定每人轮流任两年主席，但张伯苓和蒋梦麟两位先生均在重庆另外任职，梅贻琦只好一人办理日常事务，遇到大事再找他们两位商议，因此更加忙碌。确实如此，尽管是三校联合，但清华在西南联大中占据主体地位。在西南联大成立之初，无论是学生人数还是教师人数，清华都占了半数之多。而在西南联大办学的八年多中，虽然名义上是三位校常务委员集体领导，但实际上，联大的日常校务和重大决策都是由梅贻琦主导的。

看来，蒋校长应该不常来昆明，他的车自然很难搭上。因此，梅贻琦在多篇日记中记下了他和子女安步当车的快乐。随手举一例：1941 年5 月11 日，是个星期日，上午八点半，梅贻琦带次女梅祖彤、公子梅祖彦及幼女梅祖芬去梨烟村，回程时“同步行返城内”。梨烟村是清华大学教授和职员家属居住地，坐落在玉案山脚下，坐西朝东，村后大山横亘，全村南北延展约三四里。一条主街在村中蜿蜒，街道两旁散落着农家住户，树丛、池塘和打谷场点缀其间。据说过去村里梨树很多，有“梨园”之称。在云南话里“园”和“烟”相谐，因此通常在文字上把这个村子写成“梨烟村”，后来正式定名为“龙院村”。梅贻琦在日记中写道：“四点与三孩同步行返城内，六点到家。因途中缓缓行来尚不觉倦，三孩则较为高兴矣。”ワ两年以后，他与孩子步行，仍然兴致甚高：“（1943 年）2 月9 日 午饭为徐行敏夫妇约新村，往返与彤、彦步行，颇有趣。”ヰ在校友蔡麟笔的悼念文章中也有生动如画的一笔：“梅先生……每天早晨由西仓坡清华办事处步行到新校舍，每天往返四次，四季蓝布长衫一袭，手杖一根，八年如一日。”

1941— 1943 年，是西南联大师生最为艰难的时期。据《西南联合大学与清华大学（1937 — 1946）》记录，当时昆明物价为抗战初期的404 倍，而联大教职员薪金只有原薪金的10.6 倍。梅贻琦在日记中也曾描述过一家人为避空袭租住了西郊龙院村的李家院子：“屋中瓦顶未加承尘，数日来，灰沙、杂屑、干草、乱叶，每次风起，便由瓦缝千百细隙簌簌落下，桌椅床盆无论拂拭若干次，一回首间，便又满布一层，汤里饭里随吃随落。每顿饭时，咽下灰土不知多少。”韩咏华留下了更为详尽具体的记述：

我们和潘光旦先生两家一起在办事处包饭，经常吃的是白饭拌辣椒，没有青菜，有时吃菠菜豆腐汤，大家就很高兴了。教授们的月薪，在一九三八、三九年还能够维持三个星期的生活，到后来就只够半个月用的了。不足之处，只好由夫人们去想办法，有的绣围巾，有的做帽子，也有的做一些食品，拿出去卖。我年岁比别人大些，视力也不很好，只能帮助做做围巾穗子。以后庶务赵世昌先生介绍我做糕点去卖。赵是上海人，教我做上海式的米粉碗糕，由潘光旦太太在乡下磨好七成大米、三成糯米的米粉，加上白糖和好面，用一个银锭形的木模子做成糕，两三分钟蒸一块，取名“定胜糕”（即抗战一定胜利之意），由我挎着篮子，步行四十五分钟到“冠生园”寄卖。月涵还不同意我们在办事处操作，只好到住在外面的地质系教授袁复礼太太家去做。袁家有六个孩子，比我们的孩子小，有时糕卖不掉时，就给他们的孩子吃。有人建议我们把炉子支在“冠生园”门前现做现卖，我碍于月涵的面子，没肯这样做。卖糕时我穿着蓝布褂子，自称姓韩而不说姓梅。……由于路走得多，鞋袜又不合脚，有一次把脚磨破，感染了，小腿全肿起来。

以上即是流传最广的“梅校长夫人挎篮卖定胜糕”的来龙去脉。

我向表姨梅祖芬核实这段往事，她做了一些补充：“赵世昌先生是潘光旦夫人的弟弟，他教给我娘他们的配方：七成大米、三成糯米，加上白糖和好面。之后，用一个元宝状的木模子做成糕，放在炉子上蒸，两三分钟蒸一块，蒸出来的糕是粉红色的。在二表舅母家里制作，由我娘负责送到冠生园寄卖。有时我也跟着去送。”

话中提到的“二表舅母”即袁复礼先生的夫人。袁复礼是韩咏华的表弟，那时他们一家八口也住在西仓坡，和梅家在一条胡同，两家相距不远，他们的生活也很艰苦。西南联大一些教师靠兼课获取的额外收入来补贴家用，而袁复礼从来没有去兼过一节课，全部心思都放在学生身上。他家子女多，收入少，到了冬天孩子们都穿不上毛衣。学生们看不过去，大家凑钱买了几斤粗毛线送去，好几次都被袁先生拒绝了。最后不得不请一个研究生去再三说情，袁先生才勉强收下了。

袁复礼的夫人廖家珊也是大学毕业生，为了让丈夫把全部精力用在事业上，她放弃了工作，承担起全部的家务重担，六个孩子都是她一手带大的。韩咏华说过：“袁家有六个孩子，比我们的孩子小，有时候糕卖不掉时，就给他们的孩子吃。”这段话讲的正是这一段时间两家互助共度艰难。在自己家中，韩咏华把卖糕得的钱给祖彬、祖彤每人六十元，那时两人已经上西南联大了，祖杉、祖彦还在读中学，所以给他们每人二十五元，最小的祖芬也会给五元，让他们添置学习用品。“后来，梅先生很觉不安，因为教授夫人们孩子多，家务忙，顾了做零工，就顾不上管家，这样不是长久之计。以后由清华工学院为驻华美军承担设计，建造房子，得了钱分给教职工贴补生活，大家的日子就过得好一点了。”

如此清苦的日子一直延续到抗战末期。1945 年4 月底，在成都燕京大学做代校长的梅贻宝恰因公干应邀赴美。战时赴美只有美国空军运输机可乘，他当时由重庆、成都飞到昆明，抵达时天色已晚，需次日续飞，正好趁便去看五哥、五嫂。他写道：“好不容易找到那‘校长公馆’。校长家里飞来了不速之客，难免有些紧张。尤其是晚饭已过。给我安排吃一顿饭，亦颇费周章。大概是向同院住的陈福田家里讨来的面包牛油，连过夜的行军床。……诸侄们看到‘老叔’很是亲热。”

这张床就搭设在书架前、书桌旁，被子也是临时借来的。晚上梅贻琦一面看学校公文，一面和弟弟叙谈家常。梅贻宝说：“当晚只见祖彦侄闷闷不乐，迥异寻常。……我问到祖彦，‘五哥’才说，两天前跑警报，彦侄把一副眼镜连盒给跑丢了。家里无钱给他再配一付（副），而他没有眼镜就不能念书，故而父子都觉十分窘困。”梅贻宝感慨不已：“亦曾听说‘五哥’在昆明主持联大，生活不宽裕，但未料到他们一贫至此。遐迩传闻的校长太太制卖定胜糕的佳话，大概就属于这个时期。现在想来，近乎奇谈，亦应视为吾国教育界从业员的美谈。”

西南联大的学生读书、生活的条件也很艰苦。1941 年，著名的经济学家刘国光当时还是一个十八岁的学生，他考进西南联大时，学校已在文林街口外建起新的校舍，他说：“西南联大办学条件很简陋，先是借用中学校舍和会馆作教室，待到我上学时，联大已在文林街的昆华北院和北门外建起了简易校舍，其简易程度超乎现代人的想象：茅草房、煤油灯、几十人的大通铺。读书生活很清苦，经常吃不饱，很长一段时间每天只能吃两顿饭。早上喝稀的，晚上吃干的，米粒中夹杂着小石子，成了‘八宝饭’。还不时地拉警报，躲避敌机袭击。”我后来看到了对新校舍更细致的描述：一排排的土坯房，窗户是个大圆窟窿，没有玻璃，竖插几根带着树皮的木棍作为护栏。空气流通条件倒是极好的。屋顶原是铁皮盖子，后来因为经费不足便把铁皮拆下来卖了，换成茅草屋顶。那土头土脑的样子根本不像个高等学府，倒像乡村里的庄稼大院。走进校门，便是贯穿南北的一条长长的土路。这土路一下雨便泥泞不堪，几乎下不得脚。还有对学生宿舍的描述：大筒子间，一间房里睡四十多个人，上下两层的木板床靠墙排成两大排，每排十个，与两面的墙壁成垂直形状站立着。两排大床中间是个通道，格局就像火车车厢里的卧铺。

梅祖彦1942 年考入西南联大， 学号为31598（31 代表民国三十一年）。这时梅家已经有四个孩子在联大读书了：祖彬在外语系、祖彤在生物系、祖杉在社会系、祖彦在机械系。重庆政府教育部为西南联大的学生发放了补助金，但梅贻琦不让自己的子女领取。

梅祖彦讲述自己上学时的情景时说：

联大工学院新生都住昆中北院。有两排木结构的二层楼，每间屋里放四张双层床，一间屋里住八个人，我的床位靠近门口，东西丢了好几回，最后只好搬回家去住了。

…………

从二年级起，就到拓东路去上课。这一段的学习生活给我的印象不很愉快。因为这一年的功课更重了，每周都有一两次测验，学生永远处于紧张状态。这时已入深秋，学生们蜷伏在用木板搭成的小桌上做作业，缩手缩脚，很多课是在迤西会馆大院的二楼明廊上的，秋天清早计算尺都冻上了，要用口呵气才能拉动。同时学生生活条件也太差，比在新校舍还要差，学生自己组织膳团，轮流办理伙食，要缺课去监厨买菜，吃得不好，还要受到大家批评。

梅祖彦对“不知有多少流亡学生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拼命学习”感佩不已，他对西南联大各位名师开出的众多课程记忆犹新：“一年级的功课都是在新校舍上的，印象最深的几位教师有杨周翰（英文读本）、王佐良（英文作文）、郑华炽（物理）、蔡维藩（西洋通史），蔡先生讲课犹如说书，倒背如流。当时雷海宗先生开中国通史课，很受学生欢迎，可惜选课时没有选上。冯友兰先生给我们上伦理学，在昆中北院的一个露天讲坛上课，大家都说当年孔老夫子一定就是这样开讲的。西南联大的教学很注重大课演讲，特别是基础课，课后要同学自己看参考书，很少辅导，因此要求学生有很高的自学能力。参考书中有很多是外文书，所以也要求学生学会英文。”

二年级的课程属于工学院的专业课了：力学（白家祉）、微分方程（严道岸）、机械学（刘仙洲）、工程画（李揖祥）、化学（张为申）、测量（杨式德）、金工（强明伦）、木工（刘国模）。梅祖彦说后两者都是很有意思的课程，他尤其喜欢木工，“因为它干净，而且不像钳工那样艰苦”。

就在西南联大教师生活水平降到冰点的1942 — 1943 年，据《西南联合大学与清华大学（1937 — 1946）》统计，校中同人不但更动较少，且教职员工有增无减，成为西南联大史上教授最多的时候。西南联大的教师队伍常年稳定在三百五十人左右，包括教授、副教授、合聘教授、讲师、专任讲师、教员及助教，其中教授、副教授就占了教师总数的一半以上。在一百七十九名教授、副教授中，有一百五十多名年富力强、朝气蓬勃的曾留学欧美的海归学者。全盛时期的西南联大共开出一千六百多门课程。1931 年12 月，梅贻琦在接任清华大学校长的就职演说中说：“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梅贻琦在主持西南联大的这段时间里实现了“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本文节选自徐泓《韩家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