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城池内外的历史构成一部立体的中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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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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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4年1月12日

主题:从城池看华夏文明——许宏《城的中国史》

主持:许华伟(河南文艺出版社社长)

嘉宾:杨早: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许宏:考古学者、作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古今重叠的北京城

资深学者写的通识读本

许华伟:社科院殷墟工作站的负责人何毓灵认为许老师这本书有四个特色:第一是权威性,因为许老师不仅是二里头文化的专家,还是长期研究城市考古的权威专家;第二是全面性,高度凝练又细致入微地描述了九千年中国城邑和城市演进史;第三是前沿性,采用了大量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第四是通俗性,是最出圈的考古学者、考古大家写给普通读者的通识读本。

许老师研究城市史的时间很早,他的博士论文就是这个方向。这本书有9万字,他其实可以写90万字的著作,精简到九万字非常不容易,真的是深入浅出、大家小书。

杨早:刚才我们聊天的时候问许老师怎么概括这本书,他说这是一部有观点的通识读本。一位资深学者写一个通识读本并不容易,因为越是资深越明白这其中有多少沟壑、疑问。另一方面,写出来不能光是去掉所有的枝杈,只给读者一个最稳妥的结论,那是课本。通识读本要有观点,要让人家读进去时能够对这个学科、这个主题有一个最直截了当的认知,这非常不容易。

我觉得这是傲娇又体贴,傲娇是我有这个权威;体贴是我明白你的需求,我知道不能太吓到你,比如这本书9万多字,如果给个90万字,那有些读者根本不敢翻开了。

2016年我曾经作为主持人采访过许老师,当时是《大都无城》获奖。我想问许老师,2016年之后这几年,您觉得在“大都无城”的观点上有什么新的变化?

许宏:现在看来,比较骄傲地说,没有。最新的考古发现和最新的研究都还没有撼动“大都无城”的框架。

盘龙城大型建筑复原

“城”的概念是什么?

杨早:去年City walk(城市漫步)成为热点,很多人采访我也谈到这个问题。我一直强调一点,对一般人来说,城市不能是功能性的东西,它不是工具,它应该是对象。你得了解你居住的地方是什么样的状况,各种各样的设施是做什么用的,人住在里面会受什么样的影响。其实更深一层就是许老师做的这个事,了解所在城市的前世今生,重新认知城市。

先来讲什么叫“城”。“城”,是“City”还是“Wall”?这里面有很多微妙的但又不清楚的含义,在《城的中国史》里许老师给了一个定义。请许老师简要讲一讲到底怎么认识“城”这个字。

许宏:杨早老师一下说到了重心。按理来说,城市对中国人来说是根本不用解释的东西,但要细究起来,其实很复杂。《现代汉语词典(汉英双语)》里,“城”有三种含义,城墙、城墙围起来的那个地方、城市。这在中文圈来说没有问题,一旦中英文对照,比如城墙翻译成英文是City wall,我说这是开国际玩笑,城墙在我看来最合适的英文是Enclosure,就是“围子”。这样一来,什么是City?

中国后来只要是城市,一般都有城墙,因为我们是战乱频仍的土地,有句话叫多难兴邦,只要人居住的地方总得有个围子,一定要自保自守。但是再往前可不是这么回事。

城市跟城不是一码事。城具有多义性。城市是什么?我20年以前做博士论文时就想,得有一个能够把城市起源涵盖在内的关于城市的贯通性界定。

城市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大型陌生人集聚的地方,必须是陌生人。还有,城市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非自给自足的社会。如果自给自足的话肯定是纯村落。我离不开你,你离不开我,这才能叫城市。只有纯农业人口不能叫城市,必须有非农业人口。

非农业人口包括产业分工和阶层分化。多大规模?国外考古学家给了一个数字:5000人以上,这是最基本的参考。二里头,中国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都邑,大概推测已有两三万人。

杨早:我有个疑惑,东汉末年董卓把都城从洛阳迁到长安,他自己不住在那边,修了一个坞堡,叫郿坞。郿坞有城、有市,有各种人口,还囤积了20年的粮食,算城市吗?

许宏:现在看来,郿坞应该是围子,因为它是单一功能的。你正好提醒我了,现在的城市肯定跟商业贸易有关,但最早的城市与此无关,基本是权力中心。

杨早:所以您有一个观点,城市并不跟城墙正相关,而是跟国家正相关,也就是我们理解的城邦更加接近于城市的定义,对吧?

许宏:对,其实城市是包括城外的人的。中国古代文献中有“国”和“野”,“国人”和“野人”,其实那个“野人”要经常进城来,没有“野人”,“国人”活不成。

杨早:我们看“国”字,四四方方的,这就是比较早的城市的代表,所以中国的国和城本身是有共通性的。

安阳殷墟王陵区商王大墓发掘

惊世骇俗的“大都无城”

杨早:“城”的定义是许老师甩出来的第一个观点,第二个观点特别惊世骇俗,所谓“大都无城”。许老师把前面的城市分为实用性和礼仪性两个阶段,这个怎么讲?

许宏:这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事,也是我20多年以来的思考。最初大家说中国人“无邑不城”,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一定有个围子,这是我们的固定印象,其实是后世的说法。

当我梳理中国古代早期历史时发现,先秦时期的城市,城墙或有或无,尚未形成定制,但当我把视野放大到秦汉,发现秦汉早期帝国居然也没有外郭城。这样一来我豁然开朗了,敢于提出“大都无城”。

在2000多年的中国古代早期都城史中,有1200年以上的时间,庞大的都邑不设外郭城,而且不像明代北京城,明北京城是国力不行,没有钱了,所以建成了所谓很有特点的“吕”字形,其实本来是要建成“回”字形的。

人们的印象里,华夏族群的上升期应该是有规制的城郭并立,大中轴线应该是华夏族群建的。恰恰相反,这个时期反而是比较没有章法的“大都无城”,而且越是国力强盛的时候越不筑城。

这让我想到最大的可能——文化自信。诸侯守在四夷,又焉用城?我们讲信修睦,其他地方都是小兄弟,都听我这个大哥的,我是宣示教化的,还弄一个土围子把自己围起来,那就太没文化自信了。

这在学界是一个极具个性的观点,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达成共识。

城市为什么从圆形变成方形?

杨早:在我们的想象里,城市天生是方的。许老师说围子时我想到,福建土楼都是圆的。如果按照经济性、实用性来说,圆的围子可能更加实用,也更好修。后来为什么变成了方的?许老师说这是礼仪需求。

许宏:对,大家知道圆形来自于大自然,比如树木的横截面,或者一块石头扔进水塘里的涟漪。方形几乎不见于大自然,但它恰好出现于中原。中原最早的一批城是方正规矩的,后来的中轴线全是这么过来的,所以中原、建中立极、中庸、河南话的“中”,就是“中”文化的DNA,全部在这里显现出来。

关于“大都无城”,我们还可以从“后大都无城”时代的特征来反观。从曹魏开始直到明清时期有三大特征:第一,城郭齐备;第二,有纵贯全城的大中轴线;第三,有严格意义上的里坊制。这恰好与北方少数族群入主中原关联在一起。我引的是北京大学李孝聪教授的观点,他说这些规制应该是马上民族下鞍进房的结果。

请想象一下,东北过来的拓跋鲜卑建的中规中矩的北魏城,蒙古人建的元大都,最符合《周礼·考工记》里的规制,清朝还用这套东西。这样一来就成了华夏族是“大都无城”,而有章法的城市规划居然是北方少数族群建立的。

如果“大都无城”显现了华夏族群的文化自信,那城郭齐备、纵贯全城的大中轴线和严格意义上的里坊制,是不是显现了北方少数族群入主中原的文化不自信?他们用中原的礼制来统治中原人,这才导致“后大都无城”时代的到来。

杨早:我联想到在商周之际,周朝从西边来,在当时人看来他们跟犬戎差不多。秦也是。直到后来,我们说北京旗人,旗人是最讲规矩的,这可能是一种历史文化心理机制导致的,所以反映在城池上。许老师这个见解非常有道理。

许宏:我最反对权威、定论这样的观点。大家都知道我的“不倒翁理论”:在上古史和考古学领域,不能排除任何假说所代表的可能性,我许宏提的就是假说而已。

怎么才能读懂中国的古代城图?

杨早:考古离我们过于遥远,要看懂考古图也不容易。有一年我带学生去扬州,看到一个书店里卖影印的清代扬州城图,十块钱一张。我很高兴,买了一人送一张。但是后来学生跟我说:老师,我们看不懂这些东西。怎么才能读懂中国的古代城图?请许老师给点意见。

许宏:古代城图还是很具象的,有些房子都一一标上,不像现在的地图,更抽象。《大都无城》的副标题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叫“中国古都的动态解读”,就是说一个城市,大家从平面看,从建筑学和人类学的角度,各个不同时代的建筑在同一条天际线上;而考古人号称地下工作者,必须往下挖,我们要解读无字地书,所以我们觉得最不好用的图是总平面图。

请大家想一想,二三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古都,如果给我一张总平面图,就是一锅粥。现在考古人把它拆分成多个图,比如新石器时代,那时还没有城,但有居民了;到了商代,“大都无城”;西周也是“大都无城”;春秋战国时期,战乱频仍,开始建城。

比如大家说开封城太有意思了,它是战国时期的大梁,毁灭后又有其他朝代,最兴盛的是宋代,最后是明清,整个就是“城的中国史”。

最重要的是动态解读,看中国也必须动态地看。中国作为一个历史事物,首先一定有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过程,一开始是满天星斗,后来是月明星稀、皓月凌空碾压式的一统化,是秦汉帝国,这就是一部中国文明史的三段落。通过城的切入点讲中国诞生的故事、发展的故事,就是这样一个脉络。

杨早:我在东京看到有一种地图是把江户跟现代东京重合,是半透明的,重合以后可以清楚地看到那块地方以前什么样子,现在什么样子。咱们有没有可能有朝一日,比如把开封的地图也做成这种模样,让我们能看出地方演变?

许宏:这马上勾起我的回忆。去年8月份我去希腊,在克里特岛的宾馆里面,有一本非常精美的“当地古代建设图册”,就是你说的这样。比如帕特农神庙,废墟是一张图,还有当时的复原图,只要把半透明的往上一放,就古今重叠,非常漂亮。其实我们完全可以做,是非常棒的旅游指南。

杨早:好希望能够做出来,因为之所以像考古大家觉得隔得远,是因为没有一个图把它打通。我前几年带学生走五四路,最后走到赵家楼,就在社科院后面,好几个人都会感慨,我每天在这上班,没想到这里面藏着这么大的历史。我觉得得把这个发掘出来,走读是一个办法,研究是一个办法,通过各种各样的传播途径把这些东西拎出来。所以《城的中国史》背后有许老师的“野心”:把中国的密码在这里呈现出来,我们怎么解码中国的问题。

许宏:按理说考古应该不枯燥,本人近十几年来一直执着于做学术搬运工,觉得非常好玩。毕竟是文学青年,曾经有过进北大中文系的梦,后来特失落,学考古了。但是如果大家觉得许宏作为考古者文笔好的话,肯定不是妙笔生花,而是我希望把我想讲的东西讲明白。再有一个比较大的特色是,现在是读图时代,而考古人就看图说话,这本书八九万字、300多页、有130多幅图,这是不是更便于读城?

对女性进入考古领域有什么样的建议?

杨早:这几年对考古感兴趣的女性越来越多。我的一个侄女就从新闻系转到了考古系。但是女性确实有很多不方便。您对女性进入考古领域有什么建议没有?

许宏:当代西方的考古学家,尤其田野考古学家,女性比重非常非常大。

不利的一面,比如我们风餐露宿两个星期不洗澡,男人还能接受,女性可能受不了。在中原没有这个问题,但是到内蒙古、新疆,帐篷里几乎没有水,一周送一趟水,舍不得洗澡。还有,因为我们专业号称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女性的体力可能会跟不上。

但是女性天然有细致的一面,而且耐力强,这一点很难得,所以女性在考古工作中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现在考试一般是女生考得好,所以我们的女同行越来越多,她们做得很好。

杨早:女性还有一个好处,共情能力比较强,如果全是男生的话,可能在性别研究上面有一些不利。

许宏:说得对,考古学本来就是舶来品,大家比较陌生的性别考古学在西方早就有了。值得欣喜的是,性别考古学的研究我们之前是译著,现在已经有性别考古学的文集出来了,这个必须女性参加,否则就是男性话语系统中的性别考古学,就又不一样了。

杨早:对,当年男女比例非常不协调,现在好多了。而且,考古学有各种各样新的东西。考古学是文科中的理科,甚至可以反过来说是理科中的文科,都是同样有意思的学科。而且理解《城的中国史》有一个好处,我们说一百年来,它对民族凝聚力、对自信心有很大的肯定,这是民族国家建立以后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民俗学可能跟它是并称的。汪曾祺先生很喜欢在文章中写一些神像、民俗的东西,他说有人问我你写这个干吗?他答是要了解我们这个民族。许老师做考古也有这样的思路在里面。

许宏:对中华文明探源,提升民族自信心,我有这方面学术上的文化自信。

考古发现或者观点,对于当前的城市建设有什么好处?

杨早:最后一个问题,您觉得“大都无城”这样的考古发现或者观点,对于当前的城市建设有什么好处?

许宏:古人是有智慧的,比如建都,既不能离水太远,又不能遭受水患,比如黄河、长江流域,大的都邑往往在支流上,而非干流上。不得已建在干流上的开封是比较失败的一座都城,一直被淹,但因为涉及漕运,需要东南的粮食,实在没有办法。

而洛阳盆地在2000多年的时间里有1500年以上、13个王朝在那里建都,说明它是有其历史合理性的。这种选址,既趋水利又避水患,包括景观生态学,其中有很多道道。古人的智慧有时比我们强,是特别值得发掘的。

我说“大都无城”时代结束于汉代,曹魏到明清进入“后大都无城”时代,而现在的北京城又迎来新的“大都无城”时代。我们迎来了工业革命、信息革命、智能革命,以往的城墙被打破。现在整个一部“城的中国史”,是城池内外的历史、从无城到有城再到无城的历史,最后构成一部立体的中国史。

杨早:认知是不会停止的,能够借助这本9万字的书,去认识一下中国“城”的历史,从“城”的历史中看到中国的历史,对于每个人的视野以及眼界的开阔来说都是非常好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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