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昕（三联书店原总编辑，商务印书馆特约编审）

并不是每位学者都适合给广大读者谈人生

我是一个老编辑。从出版的角度，我认为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刚刚出版的《汤一介、乐黛云：人生三书》，是一个很巧妙也很精彩的出版策划。汤一介、乐黛云两人都堪称文化和文学研究的大师级学者，如果不是针对中国传统文化或中西比较文化方面的专业读者而是针对一般的大众读者，应该怎样介绍他们的作品？

他们的做法是，选取两位作者的短文，以及散文和随笔文章，兼收少量学术论文，标题非常醒目，叫做《人生三书》，每个书名也都取得好，汤一介的是《人生智慧：顺乎自然，热爱生活》，乐黛云的是《人生由我：做勇敢的自己》，他们两人合著的是《给大家的国文课》。这样就将整套书定位在“听大师谈人生”上面。从内容来说，真是一套好书，让人爱不释手。三本书集中反映了两人的人生理念、生活智慧、治学精神和学术思考。从形式上，采用小32开精装本，加函套，给人很精美也很亲切的感觉。

并不是每位学者的著作都可以这样定位的，也就是说，并不是每位学者都适合给广大读者谈人生。汤一介和乐黛云两位先生，他们的人生道路和人生感悟，特别富有启发性，特别引人思考。

先说汤一介先生，他出身学者世家，学养深厚，青年时代曾经怀抱理想，向往革命。他是从1946年沈崇事件后开始参与爱国学生运动的，1949年入团，1951年入党，组织上曾经把他作为政工干部培养，但他心里有一个哲学梦，一心要回北大教书。经历了各种政治和思想上的冲击，他个人和家庭的命运也随之起起伏伏。直到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他才可以真正作为一个哲学家著书立说。1984年，已经57岁的汤一介毅然创办中国文化书院，使之成为中国思想界一面文化启蒙的旗帜；而2004年，他又以耄耋之年主编《儒藏》，使之成为儒学界集大成的“四库全书”，这些成果足以彪炳史册。

再说乐黛云先生，她的人生可以用激情燃烧的岁月来形容。17岁进入北大，随即参加革命地下工作，参与学生运动，曾参与劝说沈从文留在北京而不去台湾。因为思想进步，学业出色，新中国成立后曾备受重视，险些担任彭真的秘书，有机会在全国青联负责留学生工作。但她的志向是回北大，教书治学。于是在北大工作70多年。像她这样的北大中文系老教师，可能也是硕果仅存的了。但她也历经坎坷，1958年受到不公正对待，失去了工职和党籍，被劳动改造多年。改革开放后，她以50岁之身，发奋从事新学科研究，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2002年汤一介、乐黛云在朗润园家中书房

面对命运转折

 一位永不消沉 一位做力所能及的事

从人生哲学的角度，两位先生有很多共同之处。

首先，他们在青年时代都是一腔热血，胸怀报国之志。两人都受到捷克共产党人伏契克《绞刑架下的报告》感染，要热爱生活，热爱人类，要为理想而献身。所以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时，北大第一批报名参加抗美援朝的8人名单中，就有他们两人。汤先生说，他曾经为新中国成立，自己找到了共产主义理想，好几年兴奋不已。乐黛云说，70多年前，她是高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这样的歌曲走进北大的，带着那一时代青年的憧憬和理想，顺应着时代节奏，向往革命，也是要砸碎旧社会，创造新时代。在今天看来，那时两人的思想都融入了大时代的精神，显示出一种昂扬向上的姿态。

有一个例子特别说明问题。乐先生1952年嫁给汤先生，公公是著名哲学家汤用彤。乐先生在婚礼上发表感言，表示虽然公婆都是慈祥的好人，但自己还是要和这个资产阶级家庭划清界限，以至于公婆为她办的婚宴她都没有去吃。这个做法，显然汤先生也是支持的，他们两人当时都已是共产党员，要显示自己进步的姿态。因为那个时代，老一代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种家庭的青年一代以背叛家庭为时尚。可是，就连这样想要脱胎换骨跟上时代的人，也会遭受命运的不测，长期经历人生磨难，令人感叹和悲哀。

命运发生了转折，怎样面对？我们看到乐先生没有消沉，即使在劳动改造中，在“文革”期间北大在江西鲤鱼洲创办的“草棚大学中”，也始终保持旺盛的热情，情绪永不低落，永不消沉。

我以为，人的精神状态，是决定一个人有无作为的关键因素。精神的积极与消极，决定了人生的成功与失败。

如果说乐先生的人生有什么最令人敬佩，我以为是她始终如一的工作和生活激情。永远进取，不懈追求，奋斗不止。尽管这种激情在漫长的人生中被打上不同的时代烙印，但它火热的内核是始终如一的。在极其艰难的环境里，她强调独善其身，要做个好人。让她从大山里背石头，垒猪圈、修水库，她都尽心竭力，让她喂猪，她就要把猪喂好，让大家过年时吃上猪肉，同时还不忘记复习英语单词。她一直热爱祖国，热爱自己的事业，在困境中继续向前走，与命运作抗争。她身上有一股劲儿：要做勇敢的和浪漫的自己。在这本书中，乐先生联系自己的经历，强调了这样一句话：“生命应该燃起火焰，不应只是冒烟。”这是她年轻时从一本苏联小说里看来的话，就一辈子谨记。所以奋斗到90多岁的今天，她的生命可以说一直像金子一样闪光，像烈火一样燃烧，是一种“怒放的生命”，而达到这一境界，正是基于她一贯的工作和生活激情，基于她乐观向上的精神状态。

对汤先生来说，他和乐先生略有不同，他的姿态不像乐先生那样激情奔放。但他也善于适应环境，作为儒家学者，他说要为自己找一个“安身立命之处”。他想得很开，认为儒家学者都是以天下为己任，要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的。但是在现实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不如退而求其次，给自己定一个更加符合实际的目标。这当然也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就是要求自己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做有道德有学问的人。他本人正是奉行这样的人生哲学，才度过了那段艰难的动荡岁月。

1969年全家合影

为何在新时期都能创造自己的学术高峰？

汤先生和乐先生两人在经历了人生的坎坷和蹉跎之后，在改革开放以后的历史新时期，都创造了自己的学术高峰。同时，他们两人在不同领域也都站在了中国当代学术的制高点上。何以如此，两位大师同时在一个家庭里出现？我想，这可能与他们共同的人生态度有关，积极面对现实，适应环境，需要隐忍时就悄然隐忍，同时做好学术积累和准备，以便条件允许进取时可以拼命进取。

汤先生在《我们家的儒道互补》一文里说，就人生哲学来讲，他本人偏于儒家，而乐先生偏于道家。他认为乐先生的“豪爽”“任性”“放达”性格，源于道家的庄子。这或许有些道理。但乐先生解释自己的人生经历时说，她奉行的其实就是儒家文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理念。至于汤先生，谁都知道他是儒学代表人物，但他关于要为自己“找一个安身立命之处”的思想，也显然是受到道家“顺乎自然”的思想的影响。所以，我觉得，抛开现代西方思想（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不说，他们两人的人生观，都是儒道交融的结果，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些思想智慧，滋养了他们的精彩人生。

同时我还觉得，两个人都一再强调的“爱”对于他们的人生有特殊的意义。乐先生《八十感言》里有一节《情是幸福之本》，讲的是情感力量对于自己的决定性作用，这种情感，归根结底，是对人、对事业、对生活的热爱。有了爱，才有一切。可以说，这种爱就是一种饱满的人生激情。试想一下，50岁前吃了那么多苦的乐先生为什么可以在50岁重获青春之后，毅然决然地开创比较文学新领域？为什么可以后来居上成为一代学术大师？汤先生为什么到80多岁还要编辑一套100年也不会有人超越的《儒藏》？我想原因就在这里吧。

《汤一介、乐黛云：人生三书》是一套可以启迪读者人生智慧的好书。阅读此书，读者可以跟随文化大师感悟人生，向文化大师学习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