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1月底，这是杨妞花第九次回到位于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的家乡。2021年第一次回到老家时，那一天，杨妞花被家里人拉着吃了11顿饭，吃炖鸡、喝鸡汤。舅舅家、叔叔家、堂哥家……家家都得去。

这次在家的几天里，杨妞花大部分时间都在接受采访，有电视媒体，也有视频直播。而她最愿意的是，舒舒服服地和一大家人围坐在炉边，像一个普通的贵州姑娘那样蘸着五香辣椒面吃烙锅，边吃边聊。杨妞花爱笑，一笑，一双大眼睛就弯了。

这样平凡的烟火气，她足足寻觅了26年。

2023年9月18日，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余华英拐卖儿童案作出一审判决，余华英被判处死刑，她当庭上诉。

11月28日，该案在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开庭。法庭将依法择期宣判。

被拐26年，也是杨妞花不断寻亲、找家的26年。

进入11月底，天气转冷。在贵州省织金县的家里，吃完午饭，家里人就张罗烙锅了。平底锅里倒上菜籽油，将镇上买的臭豆腐、切好的土豆、魔芋一股脑儿放进平底锅，慢慢烙。

炉边的话题，不经意间就会回到“拐卖”上。杨妞花的四姨说起往事,又忍不住抹起眼泪：“你小时候整天拿着两根筷子让我给你削成毛衣签子，我怕扎到你，一直没给你削。”四姨比划着说，“给你的围巾才织了那么点儿，你就丢了。”

这是杨妞花最不愿提及的过去。

丢失

1995年，杨妞花5岁，跟爸爸妈妈和姐姐租住在贵阳火车站附近的一栋民房里。一天，一对男女在附近租了房，杨妞花和姐姐桑英经常和这家的孩子一起玩。

桑英那时8岁，她记得，那时候附近不时有人家丢孩子。爸爸杨兴明对此很警惕，他不让女儿喊“爸爸”“妈妈”“姐姐”，而是一律叫每人的名字。

他们想不到，新来的这户邻居正是人贩子余华英和她当时的同居者龚某良。余华英通过租房跟周围人混熟，正在物色要拐卖的孩子。

这次，余华英一直没找到合适的男孩，于是将目光投向了5岁的杨妞花。她让女儿和杨家的姐妹俩一起玩，渐渐熟悉起来。余华英长相偏男性化，杨妞花称她为“大伯”。

5岁的杨妞花已经跟老家的阿姨学会了织毛衣，在村里时，她经常缠着阿姨给她削毛衣签子、织围巾。

那天，桑英看见新邻居带着妹妹，说是要去买毛衣签子。桑英劝妹妹不要去，但妹妹还是跟着走了。

杨妞花记得，自己跟着“大伯”坐火车、坐汽车，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在火车上，她想爸妈了，闹着要回家。“大伯”警告她，再闹就把她从车上扔下去。

跟“大伯”相处十几天的经历，杨妞花一次次在媒体上讲述过：寒冬里，让她穿着单衣在院子里“放哨”，用开水烫她的头……

被人贩子拐走那天，杨妞花在火车上睡着了，她迷迷糊糊地梦到，妈妈带了一大群人上山找她，人们有的喊“杨妞花”，有的喊“杨妞妞”。她在梦中记住了自己的名字。

巨变

妹妹丢的那天，桑英后来梦到过很多次。只不过在梦里，妹妹都回来了。

杨妞花被拐后，这个四口之家的生活发生了巨变。

桑英比妞花大3岁，从小爱哭、身体不好。

在妞花被拐之前，桑英像个骄傲的小公主。她在贵阳上小学，经常考双百分。她还记得，每天放学前，老师会在黑板上留一道题，谁先做出来谁先回家，她总是第一个。

爸爸妈妈更是给她无微不至的爱。他们在贵阳做小生意，生活算不上富裕，但舍得给孩子们花钱。学校要去春游，爸爸妈妈专门给桑英买了两件新衣服。她看上的裙子，一个颜色买一条。

那时贵州农村生活条件差，当地人常吃苞谷饭。姐妹俩都觉得碎玉米粒难以下咽，因此家里只吃白米饭。姐妹俩还喜欢吃鸡腿、鸡爪，爸爸经常买给她们吃。家里有彩电，周围邻居都来她家看电视……

这些都在妞花失踪的那一天戛然而止。

桑英记得，妹妹丢了之后，父母拿着被子，带她一起睡在火车站、汽车站，四处寻找，希望能找到妹妹。

爸爸开始喝酒，说喝了酒才不会想妞花。他砸烂了准备用来盖新房的砖头。他的身体迅速变坏，就连站起来倒杯水、上厕所都困难。那时桑英读四年级，她要求休学回家照顾爸爸。

往事回忆到这儿，桑英歪着头，努力扯着嘴角笑了笑：“我跟爸爸说，我很聪明的，回去很快就能追上学业。”老师来家里劝她继续上学，她躲在床底下，假装不在家。

痛苦与悲伤接踵而至。她陪爸爸回到村里养病，但没过多久，爸爸就去世了。

妈妈悲痛交加。桑英记得，有一天，天色将晚，妈妈一个人往山上走。路上遇到的人都劝她不要上山，但妈妈固执地说：“妞花在山上等我，她在找我……”

妈妈精神失常了。爸爸去世的第二年，妈妈也去世了，当时只有32岁。

不到12岁的桑英成了孤儿，她住在舅舅家里，努力让自己不成为累赘。她主动跟着舅舅修了半年路。烈日下，她挺着瘦弱的身躯跟大人一起背沙子，一天赚一块二毛钱。村里很多人在江浙一带打工，她央求亲戚也带她去，专做别人不愿干的活儿。

桑英说，自从爸爸妈妈去世以后，她不敢在村里抬头走路，“像个小乞丐一样”。

记忆  

杨妞花记得，那个冬天，她跟着“大伯”坐火车、坐汽车，在一个院子里住了几天。有一天，一个陌生的奶奶递给“大伯”余华英一沓钱，“大伯”让她跟这个奶奶走。

临走前，“大伯”厉声嘱咐她：“你好好待着，过两天我来接你。”

这成了杨妞花的期盼。她不知道，自己已经到了离家1600公里的河北省邯郸市一个村中。

年幼的杨妞花还无法理解什么叫“拐卖”，她经常跟村里人说：“我爸爸叫杨兴明，我是来买毛衣签子的。”

村里一个妹妹递给她两根毛衣签子，杨妞花一手拿着一根，她想，终于买到签子，可以回家了。但她觉得这些还不够。这个妹妹又在村里捡了一大把糖葫芦棍，磨成签子递给她。杨妞花高兴极了，她觉得自己终于可以回家了。

杨妞花拆了旧毛衣、旧毛裤，织成长长的窄条。织完后再拆掉，拆掉再从头织。

等待的日子里，杨妞花在村里上了小学，总考第一名。

她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到上午十点多，她得跑回家烧水、热馒头，中午回家炒菜。晚上回家，也要做饭、干农活儿。她捏着小小的铅笔头写作业，作业本用完正面用反面。

上到六年级，有个亲戚说她太聪明了，怕以后上了学会跑掉。杨妞花就这样辍了学。

在聋哑养父和奶奶家里，奶奶性格强势，杨妞花被支使干活儿，挨打挨骂是常事。亲戚家丢了东西，总怀疑是她偷的。这种充满争吵和责骂的氛围让她感到恐惧、压抑。被打骂的时候，杨妞花会想起过去家里的温情，她让自己沉浸在温暖的回忆里，忘记眼前的痛苦。

她记得，自己穿着一条崭新的白裙子在一段斜坡上玩儿，却一屁股滑倒，爸爸笑着把她拎回了家。

她记得，妈妈带她去公园，她在妈妈怀里睡着了，妈妈把她抱到公园大门口，妈妈去上厕所，她就等着妈妈。

她还记得，有一次，正睡得迷迷糊糊，爸爸买了鸡腿回来，用手撕着鸡腿肉，喂给她吃。等她吃完一口，再喂一口……

她不懂，村里人都说她是被父母卖掉的，可是爸爸妈妈明明那么疼爱自己，为什么会把她卖掉呢？

这个从小在老家像男孩一样调皮的姑娘，越来越安静。

不只杨妞花被改变了命运。当时，余华英拐卖了一个又一个孩子，接连卖到河北邯郸，有的距离杨妞花所在的村庄只有几里地。

2004年5月，余华英和丈夫王某文被抓获归案，她谎称自己名叫“张芸”，同年9月因拐卖儿童罪入狱。2009年5月18日执行期满，余华英获释，更多犯罪行为还没有被发现。

素燕 

丈夫老许记得，2009年春天相亲时，眼前这个叫李素燕的20岁姑娘烫着卷发，看起来很内向。直到现在，老许还是习惯称呼妻子为“素燕”，这是杨妞花在河北用了28年的名字。

有一天，他要带素燕去逛逛镇上的夜市，那里热闹，人多。但素燕显然不喜欢人多的地方，拉着他就走。

那些年，杨妞花背负了太多流言蜚语，她怕遇到熟人。

随着这个漂亮姑娘渐渐长大，村里的人们指指点点，说她是买来给养父当媳妇的，一些流言说得有鼻子有眼。压力最大时，她甚至想过自杀。

说到这段往事时，杨妞花正在去大嫂家的路上，下坡的水泥路面有点打滑，她穿着长筒靴，小心翼翼地往下走。她笑了笑：“我就是个打不死的小强，生活把我压到最低点的时候，我就会开始反弹。”

在人生的低谷，她不停地给自己希望：我要挣钱给养父娶媳妇，就没有人说三道四了。她到雪糕厂做雪糕、到超市送货，那时体重70多斤的她能背起100斤重的白糖。

十几岁的杨妞花已经能挣钱养活自己，但她不敢找家，不敢去找爸爸妈妈。万一被奶奶知道了会怎么样？她不敢想。

大伯母护着她，帮她凑齐了中介费，送她去江苏苏州的工厂里上班，远离小村庄的是非。

在江苏的工厂里，她得到了喘息的机会。这里没有熟人，没有流言，只有河北打工妹李素燕。

她喜欢周末加班，因为有双倍工资。她只穿新衣服，因为在奶奶家那些年，她穿的都是别人给的旧衣服。

晚上下班的路上，她喜欢买茄子青椒馅儿的包子当晚饭，一块钱两个。别人吃两三个就饱了，她要吃五六个，“就觉得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

有人劝她留在外地结婚，她不敢：万一结婚后还像在奶奶家一样挨打呢？那她又无家可归了。

找家 

和老许结婚后，杨妞花越来越活泼、爱笑。

公公婆婆善良、老实，杨妞花像普通人家的儿媳妇一样，带带孩子、做做饭，不再受到莫名的白眼和阴阳怪气的嘲讽。她的性格开朗起来，越来越像儿时。

但老许发现，妻子经常躲在被窝里偷偷地哭，有时会拿着手机发呆。

“我到底是谁？”“我的家在哪里？”这些巨大的疑问一直压在杨妞花心头，压得她喘不上气来。

来到养父村里时，杨妞花身上的衣服破破烂烂，余华英告诉奶奶，这孩子家里太穷，是被父母卖掉的。奶奶相信了余华英的话。之后的很多年里，杨妞花一直背负着“自己是父母不要的孩子”的标签。

杨妞花想弄明白：父母那么疼爱我，怎么会卖掉我呢？

2012年，杨妞花听说，同村一个被拐的孩子上央视“等着我”节目寻亲，成功找到了父母。这让她萌生了新的希望。但她没有勇气上电视台寻亲。

她花3000元钱买了台电脑。对于当时并不富裕的小两口来说，这是一笔巨款。她在网上搜索“怎么找家”，后来联系上一名“宝贝回家”志愿者，对方帮她在“宝贝回家”官网上发信息、发微博、在贴吧里发帖子。说起这段往事，杨妞花最常用的形容词是“石沉大海”。

在找家的路上，杨妞花曾数次接近真相。她在网上搜索“有仙女石像的公园”，搜索结果里有贵阳的黔灵山公园。她否定了这个结果：“贵阳这么繁华，应该不是我家。”

她搜索“有各种石头的山洞”，搜索结果显示有织金洞。这是国家5A级景区，杨妞花再次否定了这个结果：“我家不可能在景区里面。”

网络上、生活中，找到家的希望如同大海捞针般渺茫，但她偶尔也能获得一些新的信息。

2018年，杨妞花参加培训时，遇到一个来自云南的姐姐。留了联系方式后，她小心翼翼地问对方，家里有没有丢过妹妹、当地有没有头上戴梳子的习惯。这个姐姐告诉她，老家附近确实有少数民族戴梳子，但家里没丢过妹妹。

其后，越来越多的线索指向西南省份。

很多网友告诉她，“阿不代”是苗语里对外婆的称呼，贵州的歪梳苗（苗族的一支——记者注）有戴梳子的习惯。她在QQ上筛选地域，加了许多云贵川的QQ，却被人当成骗子或被骂神经病。

随着找家的迫切，越来越多关于童年的细节在脑海中闪现。她记得邻居家有个残疾的小男孩，经常一起玩。

她记得去一座新建好的木房子里参加宴席，像是有人结婚。她还手绘了家门口的一小幅地图。站在猪圈上，可以远远地看到对面山上的山洞。

冒出找家念头之后的八九年里，杨妞花又生了两个孩子。对她来说，这如同是一种精神慰藉。

她的长相跟当地人都不一样，内眼角开得大、双眼皮又深又宽。在养父家的村子里，她从小被叫作“南蛮子”。抱着刚出生时皱巴巴的孩子，她高兴极了，在她的世界里，终于有了长得跟自己一样的人。

但她的其他家人，究竟在哪里？

真相 

2021年4月17日，杨妞花发了第一条寻家的短视频，配图是自己到养父家后拍的照片，一个剪着短发、戴着帽子的小女孩坐在摩托车上，表情严肃。配文只写了简短的四个字：我想回家。

接下来的两个星期，她陆续发了十多条视频，有时绝望地发问：“爸爸妈妈，因为我是女孩你们才不找我吗？”网友建议她配上现在的照片、出镜露脸，这样成功的希望才大。

那年4月下旬，杨妞花想趁五一假期高速路免费，到贵州找找看，但是她毫无头绪。寻亲志愿者劝她先不要来，还帮她去几个可能性较大的地方打听了消息，依然一无所获。

5月2日，杨妞花按照网友的建议，发了第一条出镜讲述的视频。

之后的故事很多人都知道了，堂妹偶然看到了别人转发的这条视频，便在评论区留言问联系方式，养父家的一个亲戚回复了这条评论。断了26年的线，就这样重新接上。

杨妞花和堂妹、姐姐桑英加了微信，她小心翼翼地问起一些细节，“暗号”对上了。

她迫切地让姐姐告诉她爸爸的电话，她要立刻打个电话。

电话那头的回答很简短：“死了。”

杨妞花有点懵，她下意识地又问了一遍：“什么？”

姐姐的回答很直白：“你爹没了，死了。”

妈妈呢？

妈妈也没了。

杨妞花哭得不能自已，她有些后悔了：“我为什么要找家啊？如果找不到，起码还有一点希望。”

后面的情节像按了加速键。5月中旬，她回到贵州织金老家，嫂子、三姨挎着她的胳膊；碎发落下来，外婆很自然地给她撩头发。她一开始不习惯，生硬地接受了这些亲昵的动作。

因为一直被人说是“父母不要的孩子”，这个生性活泼、调皮的女孩变得自卑，在河北邯郸的村里抬不起头来。她没有关系亲密的长辈，即便和最要好的朋友，也不习惯像别的女孩一样互相挎着胳膊、搂着肩膀。

回到织金老家的那天，一到村口，村里就开始放烟花。杨妞花泪流满面，她终于确定地知道，原来自己不是人家不要的孩子，原来真的有人在记挂着自己……

拐卖 

“余华英”。

在杨妞花26年的记忆中一直有这个名字。她起初以为这是一个亲戚的名字，直到有一天，拐卖儿童的中间人王国付来找奶奶打麻将，无意中提到了“小余”，杨妞花才知道，这就是人贩子的名字。

她也一直记得那张脸，长相有些男性化，眼神凶狠。

一想到英年早逝的父母，她的心就开始痛。她要抓到人贩子。

2022年6月，杨妞花在贵阳立案成功后，贵阳警方开始侦查此案，并开展网上追逃。6月30日，余华英在重庆市大足区被抓获。

为了找到更多余华英拐卖儿童的证据，杨妞花配合贵阳警方一起，几次走访中间人王国付。这个九旬老人陆续透露了另外几个孩子被拐的信息。杨妞花和警方一起，挨家挨户地打听被拐来的孩子，确认有11个孩子被余华英拐卖。

再见到余华英时，她已头发花白。在法庭上，看到余华英的态度，杨妞花对她只有“恨”。“她自始至终不肯提供任何有用的线索，找到一个，她就承认一个。”

法庭上，余华英拿着一张纸，一字一句地念陈述词。念到“对不起”时，她侧身转向旁听席，微微点了点头，算是道歉。

今年9月18日，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余华英拐卖儿童案作出一审判决，余华英被判处死刑，她当庭上诉。

11月28日，该案在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开庭。庭审时，余华英辩解说，自己拐卖孩子是因为当时太年轻了。杨妞花愤怒地反驳：“我妈妈32岁就躺在坟里了，她不年轻吗？”

打拐 

就在杨妞花找家的2021年，公安部组织全国公安机关开展“团圆行动”，侦破拐卖儿童积案、查找失踪儿童，9个月找回4300多个孩子。

但还有很多家庭没有找到孩子。

杨妞花参加庭审时，法院外围满了寻子的家长。头发花白的陈国武连夜从云南赶来，带着两幅印满寻子信息的条幅，这十几年来，他做了30多个这样的条幅，每张条幅上有数百个失踪的孩子。寻子家长有的开直播，有的身穿印有寻子信息的T恤。杨妞花一走出法院，就被寻子家长和媒体包围了，家长们看她接受采访，跟她回到酒店。他们一路举着牌子，寄希望于通过媒体让更多人看到寻亲信息。

这次回河北之前，杨妞花特意去参加了“宝贝回家”贵阳第35号采血点的开张仪式。

这是一个寻子成功的父亲特意租的门面房，作为“宝贝回家”的采血点。墙上贴满了醒目的寻亲信息，孩子丢失时间大都集中在20世纪90年代。

孩子被拐，给一个个家庭留下了痛楚的印迹。

蔡回英的一个弟弟小时候被余华英拐走，父母至今心有余悸。蔡回英的侄子已经读中学了，每到学校放假的日子，蔡回英的父亲还会专程从村里赶到县城来接，就算过马路也要紧紧牵着孩子的手。

陈孃想去河北邯郸看看同样被余华英拐走的儿子，去看看他过得好不好，但她又担心儿子不高兴。

陈孃的儿子被卖的地方，距离杨妞花家只有几里地。杨妞花痛快地答应下来，她搂着陈孃的肩膀安慰道：“您放心，到时候我把他拉到我店里来。您也别租房子了，就住在我家。”

杨妞花开的小美容院也成了一个采血点，很多人不愿去派出所采血寻亲，怕被人知道了指指点点，就悄悄来这家小店。

对于曾经的被拐儿童杨妞花来说，童年的阴影至今尚未消退。

杨妞花怕黑、不敢一个人睡。这两年，她频繁到贵阳，找酒店时，她喜欢找临街、楼下嘈杂的酒店，这些声音让她觉得安全。

这次回来，姐妹俩又给父母上了坟。她们买了熟食、白酒、水果，坐在坟前，算是一家人吃了顿团圆饭。

来到爸爸妈妈坟前，隔着那二十多年的时光，她好像又回到了5岁的时候，无忧无虑。她被爸爸背着、抱着，喂鸡腿吃，妈妈带她逛公园，那些日子似乎触手可及。

文/李雅娟

编辑/倪家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