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戏看出做学问的门道? ——顾颉刚早年治学二三事
肖伊绯
2023-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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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计十五次连载报道的“超长访谈”

1936年10月至11月间,北平《世界日报》以连载十五次的超长篇幅,推出了对历史学家顾颉刚(1893—1980)的访谈报道。

当时,刚刚过了不惑之年的顾颉刚,是风头正劲的“古史辨”学派开创者与领导者之一,正值学术事业已然确立的壮年时期。这一年5月,顾氏发起组织“禹贡学会”,为“古史辨”另辟新场域,学术阵营也随之进一步向纵深拓延;10月又发起学界联署关于时局的宣言,公请政府全力抗战卫国,在北平乃至国内学界内外,俱引起极大关注。

这两大事件,都曾在《世界日报》的“教育界”版面的显著位置上有过及时报道,北平文教界对顾氏其人及其动向之瞩目,也可以想见。此时,顾氏复又欣然接受该报记者的“超长访谈”,报社也予以了“超长连载”的特别待遇。这是当年《世界日报》集中对北平学者专访中最为令人瞩目的一次,其连载十五次的超长篇幅纪录,不但超过了沈兼士访谈连载十一次的报道,也超过了前一年周作人访谈连载十三次的报道,在当年《世界日报》所刊发的北平文科学者访谈报道中,仅就篇幅而言,可谓“冠绝群伦”。

据《顾颉刚日记》可知,此次访谈时间为1936年10月6日,由《世界日报》知名记者贺逸文登门采访,更有后来任北平艺专教员,成为艺术史学家的谭旦冏为之现场画像。

在这样详实的访谈报道中,顾氏自述其早年求学生涯的内容,就颇为细致。譬如“民国二年便考取了北京大学预科”,之后有“两年的戏迷生活”“直到民国十年以后”“为了辨论古史,方才明白所收获的是什么”。也即是说,从1913年入北大,至1915年间,顾氏一直在北京城里戏园子逛着,直到1921年之后,开始从事古史研究之时,忽然间就进入了“觉醒年代”,一下子就明白了那些年看戏废学的价值所在了。

那么,看戏究竟看出了些什么价值呢?顾氏在访谈中也有明确交待,由记者转述如下:“这就是他在戏剧方面,发现了许多学术上的问题,如薛仁贵和薛平贵的事迹,这样相像,何以会成两个人,杨家将小说中只有八妹,而无八郎,何以《雁门关》戏剧中却有八郎的事情等等。”

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看戏真能看出做学问的门道来吗?

仅就目前已知的文献考察,自1913年10月1日起,刚刚年满二十岁的顾颉刚,开始写日记,至12月16日止,这两个多月记录下来的内容,几乎全部是看戏心得之类。

遗憾的是,1914—1918年的《顾颉刚日记》并没有存留下来,无法再从日记中去窥探看戏是如何与做学问相结合的,更无从知晓这样一位青年“戏迷”转而投身于学术世界的全过程了。

顾颉刚《九十年前的北京戏剧(一)》,原载上海《民国日报》,1926年7月26日

没做成《明清戏曲史》 但写成了《九十年前的北京戏剧》

时至1926年7月26日,顾颉刚在上海《民国日报》上,撰发了《九十年前的北京戏剧》一文,约略道出了一点点因看戏而来的学术因缘。此文开篇首段有这样一番表述:

七八年前,我读王静安先生的《宋元戏曲史》时,便想继续他的工作,做成一部《明清戏曲史》。但明清两代的戏剧材料太多了,不容易整理出一个头绪来;加以我的学问嗜好已改变了方向,更不能分心搜集戏剧的材料:因此,我这个希望至今还只是一个空想。

据此推算,大约在1918年前后,因为受到王国维所著《宋元戏曲史》的启发,这位青年“戏迷”曾一度有“想继续他的工作,做成一部《明清戏曲史》”的宏愿。不过,来自主客观两方面的因素影响之下,这样一部力图承续王国维学术路径的戏曲史著述,最终并未做成。即便如此,顾氏还是写成了这么一篇《九十年前的北京戏剧》,权作这一未竟宏愿之下的“副产品”。

除了这么一件“副产品”,曾藉当年上海的“主流媒体”公诸于众之外,仅仅早了一个月的时间,在北京的景山书社里,由顾颉刚主编的《古史辨》第一集悄然面世,这本集子里弁于篇首的顾氏亲撰《古史辨自序》之中,也有关于从看戏如何看出做学问的门道的表述种种,大致约有这么几条:

薛仁贵和薛平贵的姓名和事迹都极相像,可见平贵的故事从仁贵的故事分化出来的。

“黄鹤楼”不见于《三国演义》,“打渔杀家”不见于《水游传》,或者戏剧与小说同是直接取材于民间的传说,而各不相同。

“小上坟”女主角在曲本里是贞洁的,但串演时却变为淫荡。

地方戏的故事相同,但情节常不一致。

杨八郎由杨四郎分化出来。

编剧者描写人物的个性,往往比保存故事原状为重。

戏中人的面目,随其性格与地位而变化,如司马懿在“逍遥津”中是老生,在“空城计”中是净角。

上述这七个条目,乃是顾氏正式擎起“古史辨”学派这面大旗之际,为《古史辨》论文集首次印行所撰自序中的学术自白之语。当年沉迷于戏曲与小说之中的顾氏,这边厢忙不迭看戏,那边厢紧跟着看小说,那戏曲曲本改编自文学作品,文学作品复又受戏曲曲本之影响的基本规律,早已了然于胸。二者之间如何影响,怎么互动,以及戏剧在场上的实际搬演又将发生怎样的纵(时间)横(空间)两轴之变化等等,这一系列思考与探究,就是在做学问了。

这七个关于看戏如何与做学问相联系的条目,在某种程度上,已然为读到过《古史辨自序》的一般读者所“公认”,否则,不会还堂而皇之的冠以《顾颉刚之旧戏考证》的标题,刊发在了1949年1月5日的南京《江南晚报》上。须知,此时距《古史辨》第一集初版之时,已然是近二十三年过去了。

一度师从章太炎后来推崇王国维

接下来,访谈报道中,顾氏本人还谈到何时开始用功读书,以及怎么用功的问题。从1914年至1921年这八年间,顾氏的看戏生涯基本结束,转而投身于学术研究之中。这一时期,他初投章太炎门下,从章门弟子马裕藻、沈兼士修习,可逐渐的对章氏学术也产生质疑与批评,更兼中途因病休学,这段治学经历遂告中止。

另一方面,顾氏当时乃是北大文科哲学门的学生,也曾对哲学研究颇为倾心,一度希望在这一领域有所建树。显然,此时的顾氏,还并未择定古史研究这一持贯终生的治学方向。

当时在北大哲学系讲授中国哲学史的学者陈汉章与胡适,都曾令顾氏感受到对哲学史研究的兴趣。尤其是胡适的授课,乃是“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丢开了唐虞夏商,迳从周宣王讲起”,这对顾氏后来形成“史源学”观念体系,洞开“疑古”一隙,开辟“古史辨”学派,奠定了思想启蒙式的理论基础。不过,时至1918年,因夫人病逝,一度忧心卧病,不得不再度休学的顾氏,刚刚从哲学史上重拾起来的治学兴趣,不得不又随之搁置起来。

还好,几经蹉跎终于完成学业的顾颉刚,毕业之后,留在了北大任职,“最初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任事”。这样一来,算是有了可以继续从事学术研究的基本生存环境。诚如顾氏在访谈中提到的,随后的五年时间里,因在国学门兼任助教,复又辞职专事研究的经历,都是极其难得的学术积累的一段经历。

在此期间,顾氏称“那时他最喜欢的书籍,是罗振玉同王国维的著述”。事实上,他一度十分关注王国维其人其思其学术,只是一直苦于没有机会面晤请益。

失眠多梦寂寥夜,王国维竟成梦里人

早在1923年3月6日晚,顾颉刚就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里就有王国维。那一天的日记里,这样写道:

梦王静安先生与我相好甚,携手而行,……谈及我祖母临终时情形,不禁大哭而醒。呜呼,祖母邈矣,去年此日固犹在也,我如何自致力于学问,使王静安果能与我携手耶!?

在顾氏梦中,有两个主要人物,一是已逝的祖母,一是健在的王国维。梦到与王国维谈论祖母的死亡,这是何等亲切的私淑之神往?此时,王国维的著述应当就在其枕边案上。此刻,王国维已然成了顾颉刚的梦里人。

稍稍翻检一下顾颉刚早期学术生涯里的一些言论,即可知其人对王国维的推崇与爱戴,是显而易见的。在其学术代表作之一《古史辨自序》里就有这样的公开表白:“在当代的学者中,我最敬佩的是王国维先生”“数十年来,大家都只知道我和胡适的来往甚密,受胡适的影响很大,而不知我内心对王国维的钦敬,治学上所受的影响尤为深刻”“总以为他是最博学而又最富于创造性的”。

这样的公开表白,并非只是一时的学术潮流之追随,或者仅仅只是“神交”已久的某种赞佩之情,顾、王二人是有过面对面的学术交流,有过一对一的通信研讨的交往的。顾甚至还几度向王表达过,希望追随师从之意。

早在1922年4月18日,顾、王二人在上海就有过一次初晤。当日日记中有载:“王静安极朴诚,蔼然可亲,其寓所甚不考究。”一周之后,即4月25日,顾致信王,开篇即有这样的表白:“服膺十载,前日得承教言,快慰无既。惟以拙于言辞,不能自达其爱慕之情。私衷拳拳,欲有所问业,如蒙不弃,许附于弟子之列,刚之幸也。”

可见,二人初晤之后,仅仅过了一周的时间,顾便郑重其事的致信表白,希望能做王之弟子了。一个月之后,即5月25日,月初收到王氏寄赠其著《顾命礼徵》的顾,这几日研读已毕之后,又致信王,在向其请教一些相关学术问题之前,有这么一句表示极表赞佩的话语:“刚近读《顾命》,稽之大著《礼徵》……启发童蒙,忻幸无极。”

三天之后,即5月28日,顾收到王的复信,即刻于当天复信。信中又有这样更为谦逊的求教之语:“童蒙之求,承为析示,不胜感荷!……自恨读书不多,不能求一适当之解答,幸接大师,敢复请益,一再之渎,惟谅恕之。”

两年之后,时为1924年4月22日,顾再度致信王,再次表达了希望做其弟子的心愿,信中有这样的表白:“拟俟生活稍循秩序,得为一业之专攻,从此追随杖履,为始终受学之一人,未识先生许之否也?”

学术旨趣大异其趣,顾、王二人终成路人

可以说,继章太炎之后,顾颉刚曾一度衷心服膺者,惟王国维一人而已。遗憾的是,王对顾的热烈推崇,并没有予以同样热烈的回应。

虽然,二人于1922年4月间,曾有过一面之缘,可因为顾所表露出的某种“(学术)风气颇与日本之文学士略同”,似乎又令王颇有些不以为然。或许,这就可以视作王、顾二人之所以终未能成为师徒的根本原因所在,即王根本不能同意顾的史学观念与方法。后来,顾又提出“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说,王也是不赞同的。

1926年夏,顾在即将赴厦门大学任教之前,还特意到清华大学去拜谒过王一次。当时,顾主编的《古史辨》第一集中的论点观点,在国内传统学术阵营里的诸多名家宿儒看来,无异于离经叛道,简直无法入眼。王虽亦持不赞同之立场,却在其中一些学术考证的细节上,可能一度表示过认可。这一年的7月30日,顾从友人处得悉王的这一态度之后,郑重其事的将之写入日记:

凤举先生见告,谓日人某君持我之《古史辨》往质于诸耆宿,皆谓看不得,惟王静安先生谓其中固有过分处,亦有中肯处。

次年(1927)已身在厦大的顾氏,深感办学不易,更兼深陷校内风潮之中,治学环境极为糟糕,心态心情大为不佳之际,还曾致信王,宛若久别师友一般吐露苦闷心声。末了,还向其推荐一位有志于古文字学的友人,希望能得到王的教导。信中这样写道:

去夏到清华匆匆一谒,未尽所怀,不久即就厦门大学职务。厦门虽为豪家所聚,不无文化根基。栖息于此,无殊荒岛。……刚虽被留,然势难久居。兹将质问书一纸奉览。友人……专力研究古文字,苦乏良师,知刚与先生相稔,嘱为介绍,幸赐教诲。

显然,顾虽未能获允为王氏弟子,可自认也算是“与先生相稔”,于是自告奋勇,又介绍友人来恳求教导了。至于这通写于1927年的“自白信”+“介绍信”,王作何回复,有无回复,暂无从确考。可这是顾、王之间的最后一次通信,确是无疑的了。

可以看到,在王氏逝世近十年后的这次专访中,那位当年“勇于疑古”的学术后进,已经成长为开宗立派的史学大家。可以说,这近十年历程,也正是顾颉刚以其苦学勤思,从另一个层面去推进王国维“信古求真”理念的历程。顾、王二人虽然在学术旨趣上大异其趣,甚或还有学术立场之冲突,但殊途同归,终究是合力揭开了中国“新史学”的大幕。

文并供图/肖伊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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