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在茅盾文学奖作家张炜先生文学创作50周年之际，人民文学出版社特推出“张炜古诗学六书”，包括张炜在过去二十余年里钻研古诗词所写下的《读诗经》《楚辞笔记》《陶渊明的遗产》《也说李白与杜甫》《唐代五诗人》《苏东坡七讲》（即《斑斓志》），这也是六本书首次结集出版。

缘起：寻找现代自由诗与中国古诗的关系

就在日前举办的以“满目青绿，生命交响——张炜的古诗学盛宴”为主题的对谈会上，张炜介绍了自己写六本书的渊源：“这六本所谓的古诗学的书，跟我写诗的关系很大，我要寻找现代自由诗跟中国古诗之间的关系。要接上这个传统，需要我去了解。但是这个了解的过程可以说是越走越远，最后用20多年的时间，完成了六本书。”

张炜同时也承认这“对我是很困难的工作，不轻松……我写的六本书当中涉及的诗人和诗，都是中国传统的大经，不是一般的经典，是大经，关于它们的文字汗牛充栋……多少人在谈论苏东坡啊！多少人在谈论李白和杜甫啊！所以遇到的这种大经是很危险的一个题目，因为很容易在不停地重复别人的看法、观点、故事，哪怕添那么一点点新的东西，都非常非常困难。”

张炜表示，“哪怕我把这个大经，解读也好，研究也好，稍微添一点点新的东西，都要付出成吨的汗水，这是非常难的。”他以研读苏东坡为例，他把苏东坡所有的文字、关于苏东坡的文字，能找到的差不多都读了。

担忧：不能为了易读而牺牲诗学品质

对于有些评论认为“张炜古诗学六书”是普及读物，张炜现场也表达了一些担忧。在张炜看来，古诗学六书是很容易读进去的，很适合中学生群体阅读，甚至可以从任何一段开始读起，但是易读不代表它就牺牲了诗学的品质。何为诗学品质？张炜很看重“个人性”：必须要个人的见解、偏僻的见解，要建立一个非常便捷、通俗的路径。这就决定了“它不能是多种说法的汇集，不停地重复别人的话语，这就不属于诗学的层面了”。

可以说，上述这一点有明显的指向性：近年来，图书市场出了很多没有个人创见、杂烩前人成说，而又装扮得好像充满道理、充满趣味的通俗古诗词读物。这类读物的一大问题便是无关诗性，甚至恰恰是诗性本质的反面。

对此，张炜深感忧虑，所以对自己定的目标便是，一定要保证全书是诗性的表达，一定要努力表达自己品咂出来的个人见解。在这个基础上，又要人人可读，不给人很高的门槛感。要完成通俗性与诗学品格的结合，显然要付出大量的劳动。张炜为此艰难耕耘了二十余年。

目的：研究诗要与庸俗做斗争

发布会上，谈到为什么花费如此庞大的精力去钻研古诗词，张炜提到两点应当警惕的地方。首先是教科书对李白、杜甫、陶渊明、白居易等的窄化、片面解读。

张炜称当以自己的文学经验去深入研读古诗人时，发现与自己在教科书中获得的感受差异颇大。“比如说对李白、白居易、杜甫他们的代表作，教科书里反复讲到了，他们最好的诗是哪一首，我们就去读。当我人到中年之后，我按照教科书回头来看他们最好的作品的时候，我惊讶地发现，我觉得最好的作品不是教科书里列举的那些。”

其次是网络化时代的传奇化、娱乐化、符号化。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络化时代的到来，张炜发现李白、杜甫、陶渊明被高度地传奇化、娱乐化、符号化，“怎么有趣怎么讲，怎么通俗怎么讲，这是一种让我发现之后近乎厌烦的现象”。

针对以上两种现象，张炜称自己作为一个文学人，面临多重任务：“做一个基本的工作，就是要跟庸俗做斗争，力避虚假，力避肤浅的理解，力避止步于最大的公约数的认识水平，要跟哗啦哗啦谈个不停、浅薄无比、庸俗无比、歪曲的过程划清界限”。

张炜还表示：“过去教科书给我个人引起的一些不安，还有今天的通俗化、符号化、娱乐化引起我的一些反感。”他发现好多书是重复的，在不停地叙述，完全是同一套话语、同一个说法，只是说的顺序不一样，但是观点、绘制的故事是一样的，完全进入不了诗学的范畴。不仅进入不了这个层面，而且庸俗化、趣味化，完全歪曲了本意。此后需要好多人参与，才能得到一点纠正。

附：“张炜古诗学六书”简介

张炜以小说家的身份名世，长篇小说《古船》《九月寓言》《刺猬歌》均被评论界和读者赞叹不绝，长河小说《你在高原》更是获得了茅盾文学奖。实际上，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登文坛开始，张炜从未停止过写诗，并出版了诗集多部。

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张炜先后专题化地研究了屈原、李白、杜甫、陶渊明、诗经、苏东坡，以及王维、韩愈、白居易、杜牧、李商隐，同时开办多场讲座，与同好们进行经久不息的探讨、切磋。

张炜的这些古诗学讲稿，引起了多家出版社的注意，先后出版：2000年出版《

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邱华栋评价“张炜古诗学六书”脱胎自讲稿，虽经过校订、整理，但仍充满现场感，读来亲切、生动。他认为这套书“还有一个特点是融会贯通，不仅描绘了他此时此刻作为一个当代作家、一个个体生命对于这些古诗人的理解，里面还有很多触类旁通”。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张恩杰
编辑/乔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