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10月9日，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克劳迪娅·戈尔丁，表彰她“增进了我们对女性劳动力市场结果的理解”。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会认为，戈尔丁“首次全面介绍了几个世纪以来女性收入和劳动力市场的结果”。现年77岁的戈尔丁对能够获得这项殊荣“感到意外，但非常非常开心”。迄今，有3名女性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分别是2009年的埃莉诺·奥斯特罗姆、2019年的埃丝特·迪弗洛和今年的克劳迪娅·戈尔丁。

戈尔丁是第一个提供几个世纪以来女性收入和劳动力市场参与情况的学者，她的研究揭示了这些变化背后的驱动力，并指出了性别差异持续至今的主要原因。戈尔丁的《事业还是家庭？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由中信出版集团最新出版，目前关于性别不平等的快速解决方案往往都是从女性方面入手，但戈尔丁在这本书中提出，无论是职场性别平等，还是家庭夫妻公平，都涉及等式的两端，所以，解决方法也需要同时从等式的两端入手。

曾经想成为考古学家和细菌学家

戈尔丁1946年出生于纽约，1972年获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先后担任普林斯顿大学助理教授，宾夕法尼亚大学副教授、教授，并在1990年加入哈佛大学，是哈佛大学经济系首位获得终身教职的女性，曾任美国经济史学会会长、美国经济学联合会副会长等。她的研究大多是从过去的角度来解读当下，并探究当前关注问题的起源，话题包括女性劳动力、收入方面的性别差距、收入不平等、技术变革、教育和移民等。

戈尔丁喜爱阅读侦探小说，对她而言，经济学家也是“侦探”，是探索另一种真相的“侦探”，她甚至还写过一篇讲述自己故事的文章，名字就叫《经济学家的侦探之路》。

戈尔丁最早是想成为一名考古学家，在自然历史博物馆里学习木乃伊的秘密，但当她在初中读到保罗·德·克鲁伊夫的《微生物猎人》时，意识到自己真正的使命不是考古学，而是细菌学，显微镜下的“木乃伊”更具挑战性，也蕴含着更重要的秘密。

尽管如此，戈尔丁说自己不是“善变的孩子”，想当考古学家的欲望仍持续了六年，想当细菌学家的渴望持续了五年。戈尔丁感恩于自己就读的是纽约最著名的三所老牌重点高中之一的布朗士科学高中，这里让她渴望的并不是名声，而是发现真相时的刺激。“真相被隐藏在显微镜下，而我要去发现它们。在我上大学之前，考古学家和细菌学家是我唯二考虑的职业。”

之后，戈尔丁在康奈尔大学学习微生物学，读完第一年后，虽然显微镜下隐藏的真相对她来说仍充满未知和挑战，但她发现人文、历史、社会科学等其他学科中还有更多的知识等着她探索，于是，“显微镜被废弃了，我去了图书馆和满是灰尘的档案馆，从那时起我就一直待在那里。”

大二的时候，戈尔丁遇到了经济学教授阿尔弗雷德·卡恩，经济学又为戈尔丁打开了新的大门，虽然她自言当时对如何运用经济学是懵懂的状态，但却希望依靠理论和证据的帮助，用经济学来揭示隐藏的真相，成为一名经济学侦探。

从康奈尔大学毕业后，戈尔丁进入了芝加哥大学，她说这个选择事后证明无比幸运，那里有众多伟大的智者。在芝加哥大学，戈尔丁真正热爱上了经济学，“我成了一个真正的信徒。”同时，戈尔丁认为仅有经济学知识，所知似乎太狭窄，于是又回到了历史、政府和社会科学的研究上。

通过调查事实的方式来寻求“真相”，获诺奖众望所归

在经济学的框架下，戈尔丁的“侦探”工作开始了。而对于如何成为经济学家，戈尔丁说自己最初并无清晰的愿景，她没有研究议程或计划，没有必须遵循的特定理论，没有使用任何计量经济学技术，“但我关心不断变化的人类状况和生活的物质条件，以及经济发展的长期问题。后来我意识到，我的大部分工作都与当前政策问题的起源有关（例如，经济不平等、教育、妇女在劳动力中的作用、社会保险的影响、移民限制）。”

戈尔丁致力于通过调查事实的方式来寻求“真相”，通常是一个高度描述性的“真相”，例如，1890年女性劳动力的比例是多少？她们一生中全职工作的比例是多少？有些问题则是分析型的，例如，1940年到1950年之间，女性劳动力参与率的增长中，有多少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戈尔丁为此收集尽可能多的数据，查阅大量的资料。最初，大部分数据是用传统的方式手工记录，后来她开始信任一个研究助理团队来收集数据。“我总是坚持自己做很多事，但随着数据收集活动的规模越来越大，需要更系统化的调查，我学会了信任我的研究助手。在培训助理之前，我仍要自己编写大量代码。我一边收集数据一边学习，乐在其中。”

戈尔丁的第一篇论文是《美国内战成本》，那本来是她的学期论文，她的教授、1993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罗伯特·福格尔极力鼓励她将其扩展，写成一篇更为专业的学术论文。戈尔丁笑说，后来，她发现是福格尔教授本人对这个话题更为感兴趣。

1976年，戈尔丁在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成书出版，名为《美国南方的城市奴隶制1820-1860：一部量化的历史》。这是戈尔丁的第一本书。她用经济学探索了美国南方城市奴隶制的真相。

20世纪70年代末，戈尔丁开始涉足量化的社会历史和家庭经济学，研究集中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家庭决策上，比如谁工作、谁上学、孩子何时离家、家庭住在哪里等等，“但在1980年，我意识到有些东西不见了，很多女性劳动力在美国经济史中很大程度被忽视了，在她们结婚后，她们的故事就很少被听到，因为她们通常不再在GNP（国民生产总值）所计入的岗位生产商品或服务。”于是，从那时起，戈尔丁将研究重点放在了女性劳动力的演化史上。

2020年，由于对劳动经济学的贡献，尤其是对女性和性别收入差距的分析，戈尔丁获得经济学领域年度“引文桂冠奖”。“引文桂冠奖”有“诺奖风向标”之称，因此，戈尔丁也一直被认为是有实力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经济学家。今年，戈尔丁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可谓众望所归。

“非升即走”职业中的“管道泄漏”，职场流失的女性

在《事业还是家庭？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中，戈尔丁将20世纪初至今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群体分成了五组，深入研究了她们在事业、婚姻、子女等方面的理想抱负与现实中遇到的各种阻碍，以及代际的演变历程。

一个世纪前，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必须在事业和家庭之间做出选择，且往往只能二者择其一；如今，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数量大幅增加，她们拥有了更多选择，更有机会同时拥有事业和家庭，但鉴于社会规范、工作性质、时间约束等因素的影响，性别不平等问题尽管不如过去严峻，却依然存在。

在戈尔丁看来，许多职业，比如会计、法律、金融、咨询和学术界，女性和男性的竞争环境甚至更不平等。“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这些领域的职业发展变化不大，其中近半数专业人员是女性。这些领域的晋升规则都要求早期投入大量时间。”

这类工作通常被称为“非升即走”职业。“升迁”的人留下来，而“出局”的人往往去更低一层级的公司、机构或大学任职。虽然每个职业和部门的门槛及发展时钟并不相同，但随着接受教育和培训的年数增加，戈尔丁认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些得到丰厚回报的人，届时应该已经30多岁。“学术界获得终身职位一般需要6至8年。法律行业确定合伙人身份大约需要10年；咨询和会计行业确定合伙人身份需要6至9年，具体取决于是否拥有MBA学位。至于投资银行业，需要5至6年或可从初级银行家升级为副总裁级别。可想而知，事业与家庭之间会出现怎样的张力。”

如果提早进行“非升即走”抉择，譬如在35岁之前，女性就可以先努力工作，成为合伙人或拿到终身职位，然后再开启家庭生活。然而，随着晋升年龄提升，这意味着要么晚点组建家庭，要么第一次重大的晋升时刻在孩子上学前班时到来。职业道路需要长时间的工作，对于有年幼子女的人，这往往太过紧张。两种选择都有问题，尤其是对女性而言。

对于女性在学术、法律、咨询、管理和金融等领域的低晋升率，戈尔丁归因于“管道泄漏”现象。“管道泄漏”是指女性和男性晋升前都有离职者，但在各个关键时刻，女性离职的比例高于男性。“人们一直想方设法寻找女性流失率更高的原因。通过比较论文发表能力相当的男性和女性，大家发现偏见、偏袒和指导不足等因素依然存在。但是，大多数‘非升即走’职业中‘管道泄漏’的主要原因，带领我们回到了晋升所需的时间问题上。高强度的职业对所有人来说都是艰难的。尤其是年轻的父母，更加辛苦；而在通往顶峰的路上，放慢脚步并投入大量家庭时间的一方，往往就是女性。女性从事这些职业所面临的最大障碍，是我们熟悉的时间要求，而并非只是工作时间的问题。时间要求还包括生活中需求最大的时刻。”

“贪婪的工作”，引发事业和家庭相互权衡

戈尔丁认为，引发事业和家庭相互权衡的另一个原因与工作日益变得“贪婪”密不可分。“随着人们对事业和家庭的渴望与日俱增，无数职业的一个重要部分渐渐变得清晰可见、举足轻重——对许多走上职业轨道的人而言，工作是贪婪的。加班、周末或晚上工作的人可以挣更多钱，甚至时薪都显著更高。如果贪婪的工作不那么贪婪，而灵活的工作更有效率，那么每一个人都可以同时兼顾家庭和工作。生活和工作会更加平衡，就业市场上也会有更好的性别平等。”

戈尔丁认为，工作的贪婪意味着，有孩子或有其他照护责任的夫妻可以通过分工获益。女性仍旧可以追逐高要求的职业，但夫妇中的一员将主要关注家庭，一有紧急情况就得离开办公室或工作场所赶回家去。“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随着收入不平等不断加剧，贪婪工作的价值大幅飙升。收入分配最顶端的人收入日益膨胀，跻身高层的人能得到更大的奖励。工作时间最长、灵活性最低的工作，薪酬高得多；其他工作的工资则停滞不前。而对女性来说，某些一开始就很难进入的职位，比如金融业职位，在过去数十年里恰恰收入增幅最大。”

女性一直觉得待遇不公。她们的事业落于人后，收入也比丈夫和男同事低。她们被认为竞争不够积极，被利用、被歧视、被骚扰，更是被排除在男性主导的世界之外。关于这些问题的探讨已经很多，但戈尔丁提出疑问：“它们就是问题的根源吗？”她认为之前的许多回应并没有消除性别收入差距。因为治标不治本，所以，它们永远无法为性别不平等问题提供完整的解答。它们也永远不能帮助女性在事业和家庭上取得与男性相同的成就。“如果我们想消弭甚或只是缩小收入差距，首先必须深入挖掘这些挫折的根源，并赋予这个问题更准确的名字：贪婪的工作。夫妻，尤其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夫妻，如果进行分工，一人从事长时间的工作，另一人从事较灵活的工作并承担起照顾责任，那么他们的经济状况大体会更好。但这将导致夫妻不公平和性别不平等。于是，一些女性转而追求事业，结果是未婚女性与日俱增，进而生育率不断下降。”

因此，戈尔丁认为，首先，每一对夫妇都必须独立做出决定，以实现更多平等。每一对爱人都应该知道，爱情的幸福，取决于夫妻中一方的最低幸福水平。

第二点则是从社会和制度上改变，去帮助夫妻更容易实现平等。因为很明显，当“贪婪的工作”的报酬丰厚时，夫妻在某种意义上就会被吸引去进行这种劳动分工。最终，女性会从事业中退出来，为家庭贡献更多。

此外，任何解决方案都必须涉及到降低所讨论的舒适性、时间灵活性的成本。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为自己创造一个完美的替代品，利用技术将信息传递给一个完美的替代品，还可以创建有效的替代团队，“通往未来的漫长道路必须包括降低灵活性的成本，可能还必须涉及一些工作的重组。这不是零和游戏。”

戈尔丁还认为，性别平等不仅仅关乎女性，“男人在工作时随叫随到，女人在家时随叫随到，这对夫妻是不公平的。当灵活性成本降低时，我们将解决这个问题，实现两性平等和夫妻平等，但这需要男性要求更大的时间灵活性和对工作时间的更多控制。”

问题带来答案，答案带来更多问题

问题带来答案，答案带来更多问题，这也是戈尔丁对研究始终热情的主要原因，她说：“无论你做什么研究，选择一个你感兴趣的主题（理论或现实）。你会带着它入睡，醒来也会带着它。你最好喜欢它，否则你会讨厌自己的。”

而在做研究时，戈尔丁说要尽力成为最好的侦探，不要只是“围捕常见的嫌疑人”；不要只是简单地查看现有的灯柱下面，要定位新嫌疑人。打开从未发光的灯。遵循福尔摩斯的格言：“没有什么比得上第一手证据”，就像他的告诫一样，“任何真相都胜过无限的怀疑”。在理论、经验和故事中反复斟酌，直到找到你所能讲述的最好的真相。”

至于女性经济学家为何少，戈尔丁认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经济学不太擅长向本科生“解释”，“很多本科生认为经济学是和金融相关的，女性往往对金融的兴趣不如男性，很多女性上大学时不会选择经济学专业，因为她们认为那是金融，但实际上，经济学并不等同于金融。经济学是一门关乎人民福祉、经济发展、平等、健康、劳动力的学科，是研究人的学科，而不仅仅是对于价格和数量的研究。”

虽然成为经济学家多年，但戈尔丁笑说，自己偶尔也会烦恼为何没有人鼓励她继续研究微生物学，“也没有人（包括我的家人）质疑我放弃这个曾经看起来如此重要的目标。如果我是男性，会有人这么做吗？也许吧。”

戈尔丁一直保持着广泛的爱好，她的书桌上有很多历史学、社会学、细菌学方面的书籍，有趣的是，经济学的书是最少的。除了做研究、写论文，她热爱教学，因为她认为教学和研究在她的生活中是密不可分的，“我希望有更多的时间来写作，但我永远不想没有学生。”

戈尔丁喜欢徒步，喜欢观鸟，尤其爱狗，没有社交账号的她，甚至在哈佛大学官网的主页上给自己的爱犬开了专栏。获得今年的诺奖后，戈尔丁开心地表示，诺贝尔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奖项，不仅对我，而且对许多在这一领域工作，并试图理解男女劳动者在薪酬方面为何还有如此巨大差异的人来说，也是如此。”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张嘉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