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8日，阿塞拜疆境内亚美尼亚分离势力领导人萨姆韦尔·沙赫拉马尼扬宣布，自2024年元旦起终结“纳卡共和国”，敦促当地亚美尼亚人遵守阿塞拜疆提出的回归条件。这一戏剧性结果标志着，亚阿两国之间的历史痛点纳卡争端基本烟消云散。

法新社援引沙赫拉马尼扬当天签署的法令称，“2024年1月1日，将解散所有国家机构及其所属机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共和国（阿尔特萨赫）届时将不存在。法令生效后，纳卡地区（亚美尼亚）民众，包括已离开共和国的人，必须熟知阿塞拜疆共和国所提回归条件。”

沙赫拉马尼扬还呼吁，保障纳卡居民的人身安全和切身利益，确保他们不受阻碍地携带财产、乘坐自有车辆在拉钦走廊通行，包括已放下武器的军人。拉钦走廊是连接纳卡与亚美尼亚的唯一通道，1988年至1994年首次纳卡战争期间被亚军控制，2020年第二次纳卡战争后交由俄罗斯维和部队掌控。

沙赫拉马尼扬作为“纳卡共和国”首脑签署的遣散法令，为纳卡亚美尼亚分离运动敲下最后一颗盖棺之钉，象征着这个存在了32年的“国中之国”将寿终正寝，并有望消除外高加索地区一块长期引发局部地缘高烧的民族和宗教病灶。

“纳卡共和国”土崩瓦解，从近期看，与阿塞拜疆“反恐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而铲除亚美尼亚分离运动有关。这场短暂闪击战引发占纳卡剩余人口80%的亚美尼亚人近半数（5万余人）避难亚美尼亚，沙赫拉马尼扬麾下反叛武装成为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被迫接受停战协议并承诺解除武装和回归谈判。

从历史维度看，这是俄苏、土耳其、伊朗和北约等多方力量长期争夺高加索地区的复杂地缘博弈阶段性落幕。其中，关键因素在于亚美尼亚内外政策变化，尤其是在俄罗斯与北约间如何选择，直接和最终影响了纳卡冲突走势和纳卡分离运动成败。

在漫长的沙俄-苏联时期，莫斯科基于民族问题治理甚至国际关系考量，采取过多次民族迁徙、人口重置、行政区划变更以及主导权授予，形成复杂的跨地区或跨民族地理与行政嵌入和分割格局，客观上也制造了相当多的民族或宗教“飞地”。亚阿间的“飞地”现象尤其严重，并在信奉东正教的亚美尼亚人和信奉伊斯兰教的阿塞拜疆人之间引发冲突，且在苏联解体前集中爆发于面积为4400平方公里的纳卡地区。

纳卡冲突无疑是前苏联解体的悲剧先声：联盟晚期的1988年，纳卡两族即已公开交恶甚至兵戎相见。纳卡法律上属于阿塞拜疆，但其主体民族亚美尼亚人（高峰期约为18万人）渴望回归亚美尼亚。1989年6月，纳卡宣布独立并引发两国战争，势力较强的亚美尼亚占领纳卡及部分阿塞拜疆领土。这次战争导致3万人死亡，而20年后，曾生活在阿塞拜疆的50万亚美尼亚人四散逃离，所剩无几。

苏联解体后，各加盟共和国领导忙于瓜分眼前利益而忽视长治久安，在没有彻底解决跨境民族和各种飞地的情况下，于1991年12月签署《独立国家联合体协定》，冻结、封存联盟框架下的民族和宗教隐患，为日后纳卡冲突继续发酵乃至格鲁吉亚战争、俄乌危机等一系列地缘矛盾次第爆发埋下了祸根。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近代以来，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都是土耳其、伊朗和沙俄的争夺与肢解对象，因此，伊朗和土耳其也格外关注外高加索地区的稳定。伊朗既担心阿塞拜疆民族主义策动跨境分离浪潮，又忌惮亚美尼亚沦为美国前哨阵地，因此左右为难；土耳其基于“大奥斯曼主义”而视高加索为势力范围并力挺同族同源的阿塞拜疆人。然而，真正决定纳卡前途的还是俄罗斯，俄不但将高加索视为大国空间、西南边疆、缓冲地带，甚至在亚美尼亚保留驻军以对冲北约的不断东扩。

当然，亚美尼亚的大国政策成为导致纳卡得失的关键内因。2018年帕什尼扬通过“和平政变”掌权后，力主亲美疏俄甚至敦促俄方撤军而导致双边关系恶化。这一微妙机遇被宿敌阿塞拜疆和土耳其捕捉并及时发动第二次纳卡战争，而亚美尼亚背腹受敌且失宠于莫斯科，被迫于2022年11月签署停火协议，同意将纳卡大部交还阿塞拜疆并允许俄部署维和部队。

遭遇外交败绩的帕什尼扬不满俄方坐山观虎斗而促使纳卡战事逆转，指责其未能履行集体安全条约，并在随后的埃里温集安组织峰会上拒签公报，导致俄总统普京摔笔愤然离场。尽管亚美尼亚依然未与俄撕破脸，但“身在曹营心在汉”已是路人皆知。因此，在俄土明暗配合下，重获纳卡主权的阿塞拜疆于9月19日以“反恐”之名打响第三次纳卡战争，围剿失去法律支撑和亚美尼亚后援的纳卡分离武装，最终埋葬了“纳卡共和国”。

前苏联领导人雷日科夫曾在《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一书中哀叹：“民族关系竟成为摧毁苏联的攻城槌。”几十年过去，纳卡冲突潮起潮落，牺牲无数宝贵生命和几代人发展机遇，几经折腾又回落原点，这不值得各方痛定思痛吗？

文/马晓霖（浙江外国语学院教授）

图源/视觉中国

编辑/姬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