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630年的米兰，法官们判处了几个被指控以愚昧且不乏恐怖手段传播瘟疫的人极其严酷的刑罚——死刑。他们认为自己做了一件十分值得纪念的事情，于是在宣布判决后，又在死刑的基础上，下令将其中一个可怜人的家夷为平地；接着，他们颁布了一道指令，让人们在那片空地上竖立一根叫作耻辱柱的柱子，在柱上刻下记载此桩罪行和相应处罚的铭文，以示后人。他们在铭文中并没有自欺欺人：那场审判的确值得纪念。
在《约婚夫妇》的某些章节里，作者表达了出版这段历史的意愿，而这本书就是他呈现给公众的历史。他这么做并非不感到难为情，因为他知道其他人本来会期待这是一部皇皇巨著，体量与《约婚夫妇》相当。但是如果他因期待破灭而沦为笑柄，那么请允许他至少抗议一下，这场误会并不是他的错，如果一只老鼠降生到这世上，它也没说过大山会生孩子。他只说过，作为一段插曲，这样一段历史会显得太长，而尽管这个主题已经被一位其价值配得上他那响亮名号的作家探讨过了（即皮埃特罗·维里的《论酷刑》），他却觉得还能从另一个角度入手把整个故事再讨论一遍。只需用三言两语解释清楚个中差异，就能使读者明白进行此项新工作的理由，也可以说，这是一项十分有用的工作，可惜的是，这种用处更多地取决于工作的实施，而不是它的意图。
就像他作品题目表明的那样，皮埃特罗·维里计划从这件事中得出一个反对酷刑的论点，让人们看到它怎样强行取得了有关一桩罪行的供述，而这桩罪行于情于理都不可能发生。他的论据很严密，同时又十分高尚而富于人道主义精神。
但就他书写的历史来说，无论它在一桩复杂事件，在一桩人处于非理智状态下对人做出的滔天恶行面前显得多么简明扼要，人们一定有可能从中提取出一些更普遍的观点，而它的效用，即使不会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至少也是真实存在的。相反，如果只满足于那些主要服务于作者特定目的的观点，就有对此事形成一个不仅不完整，而且不真实的概念的危险，它会把时代的无知和法律的无情当作此事发生的借口，将其视为一件几乎是命中注定、必然会发生的事件，它会从本可以受到有益教诲的地方得出有害的错误结论。医学方面的无知会带来一些不便，但不会造成不公正的局面，并且一套不健全的制度不会自行运转。当然，相信这种油膏传播瘟疫的效力，并不意味着一定相信古里埃默·皮亚扎（Guglielmo Piazza）和詹贾科莫·莫拉（Giangiacomo Mora）使用了它。就像刑讯逼供的合法性并不意味着所有被指控的人都要受刑，也不意味着所有受了刑的人都要被判罪。真相可能因为过于显而易见而像是废话，但是许多过于显而易见的真相本来应该被强调，却被遗忘了；而能否记住真相则会决定能否正确评价那场残酷的审判。我们试着让此事大白于天下，让世人看到那些法官们给无辜的人判了罪，他们对涂油的效力深信不疑；再加上法律允许他们进行拷问，他们本可以辨别出哪些人是无辜的。然而，为了揪出犯人，为了一再否认以各种形式反复出现且一如既往的清晰的事实，他们得不停地运用智谋，求助于种种权宜之计，他们不可能忽略掉这其中不公正的地方。我们当然不想在这桩可怕的事情里除去无知和酷刑的部分（这会是一个令人伤心的论点）：对于这件事来说，前者是一个可悲的情况；后者则是一种残忍而活跃的手段，尽管它肯定不是唯一的，甚至也不是主要的手段。但是我们相信把它们和真实有效的原因，即不公正行为区分开来十分重要；而这些不公正的行为，如果不是从邪恶的激情中诞生的话，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只有上帝才能辨别，在这些原因中，哪些更有力地统治了法官们的心灵、支配了他们的意志，而哪些的效力则没有那么强：如果对未知危险的愤怒急不可耐地想找到一个目标，它就会抓住被送到眼前的东西。它听到了一个符合期待的消息，就不想发现它不是真的。它已经说过：可算是找到了！就不想再说：我们得从头再来；一种长久的恐惧使愤怒变得无情，对试图逃出它掌心的可怜人睚眦必报，它害怕辜负群众的期望，这种期望根深蒂固，同时又显得荒诞不经；它害怕如果发现嫌疑犯是无辜的，会显得自己的能力不那么强；它害怕如果对群众的呼声置之不理，这呼声会转过来反对它自己。它也许还害怕可能随之而来的公共危机。这种恐惧不像它看上去的那么怯弱，但是也同样邪恶、同样可耻，尤其是当它接替了另一种真正高贵、真正明智的恐惧的位置时：那是对于犯下不公正罪行的恐惧。只有上帝才能看到那些法官在为一桩并不存在，却符合他们期待的罪行找到犯案者时，是否会显得比那些并非被无知，而是被恶意和愤怒遮蔽了双眼的群众更像是同伙或者执行者。群众用他们的呼声践踏了神圣律法中最实用的戒律，但是谎言，滥用权力，违反最为人所熟知、最普遍的法律和规则，运用虚假的砝码和量器，这些都是可以从人类的行为中看出来的。而一旦被看出来，它们只能被归咎于意志的邪恶狂热，而要解释那场审判中真实发生过的不公平行为，也找不出比那种愤怒和恐惧更自然又不那么令人悲伤的原因。
然而不幸的是，在那个时代，这些原因并不怎么特别。不仅是医学方面的错误和刑讯逼供的手段酿成了这一局面，这件事中的激情也像其他的激情那样，促使那些绝不是职业恶棍的人在混乱的公共事件以及隐秘的私人关系中作恶。“如果我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恐怖，”前文提到的维里写道，“可以减少哪怕一种酷刑，那么我所经历过的痛苦也算得上物尽其用了，而获得这种结果的希望就是我的酬劳。”我们建议有耐心的读者再次把目光聚集在这种我们已经了解过的恐怖上。我们相信，如果读者每次都能感受到的愤怒和厌恶也能主要转向这些激情的话，就不会不产生一个新的且不那么可耻的结果。这些激情无法像虚伪的制度那样被废除，也不能像恶政那样被取消，但了解它们造成的影响，学着去憎恶它们，则可以使其被削弱，变得不那么有害。
我们还要再补充一点，在最痛苦的情感中，也可能存在着安慰。如果我们认为在一连串人们自相残杀的暴力事件中能看到时代和环境的作用，我们就会在同情和恐惧的同时心灰意冷。我们似乎看到人的天性被和他意志无关的原因不可抗拒地推向了邪恶，就好像他被困在了一个残忍的、令人窒息的梦里，没有任何办法能把自己唤醒，甚至意识不到自己在做梦。我们对这类事件的始作俑者感到愤怒似乎是不理智的，然而同时这种愤怒似乎又显得高贵而神圣：恐惧还在，而错误已经不见了。对罪犯感到愤怒是再合理不过的。在寻找此人的时候，思想会和愤怒一起在两种渎神的行为间摇摆不定，它们是两种谵妄的形式：要么否定天命的存在，要么指责它是这一切不幸的源泉。但是如果对这类事件做一个更仔细的观察，我们就会发现一种不正义的行为，也许那些犯下这种行为的人也注意到了它，他们违反了他们自己定下的规则。他们的行为与一种不仅存在于那个时代而且他们本人也在相似的境况下展现过自己拥有的光辉相悖。令人欣慰的是，如果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那么这是因为他们不想知道，是出于那种他们随性使用或丢开的愚昧。这并非一个借口，而是一种罪过，他们注定会成为此类事件的牺牲品，而非凶手。想到这个还是会感到欣慰的。
然而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在那场审判引发的各种恐惧中，上文提到的那位著名作家从来没有看到过法官们个人的、自愿为之的不公正。我想说的仅仅是他并没有打算观察这种不公正所包含的内容，更没有打算去论证它产生的主要原因，甚至说得更准确一些，它产生的唯一原因。我还要补充一点，如果他这么做，就一定会损害他的特定目的。刑讯逼供的支持者们（因为即使是最荒谬的制度，只要它没有完全灭亡，就会有支持者，甚至在它灭亡之后还会有，原因和令它得以存在的原因一样）可能会为它辩解。“你们看到了吗？”他们也许会说：“错在对刑讯逼供的滥用，而不在它本身。”说真的，这可能只是对一件事的单一辩解。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在一切条件下都显得荒谬之外，它在特殊情境下可能会被激情所利用，做出极度荒谬也极度残忍的事情。但是顽固的念头意在于此。从另一方面来说，那些像维里一样希望废除刑讯逼供的人担心过于细致的分门别类会把这个问题搞得一团糟，因为如果怪罪于其他原因，就会削弱酷刑造成的恐怖。这样至少一切还在既定的轨道内发展：谁想要揭露一件有争议的真相，就会发现他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都在阻止他将真相原原本本地呈现出来。当然，对他来说，还有一大部分人不属于任何一派，他们不怎么操心，没有激情，也根本不想了解这件事情。
说一下我们记录这段短暂的历史需要用到的材料。我们应该首先说明我们为发掘原始庭审记录所做的调查。虽然调查很顺利，甚至得到了最好心、最热情的帮助，但这只会让我们进一步确信，它们已经彻底遗失了。然而，其中一部分记录的副本流传了下来，这才有了这本书。在那些被指控的可怜人里，有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遗憾的是，他的出现正是由于他们其中某一人的过错。这位大人物是堂乔万尼·贾埃塔诺·德·帕迪亚（don Giovanni Gaetano de Padilla），米兰城堡司令官的儿子，圣地亚哥（sant’Iago）骑士，骑兵队队长，他可以把他的辩护词印刷出来，并附在庭审摘要上，作为出庭犯人，这份摘要被传达给了他。当时的法官们自然还没有意识到，他们让一个印刷工人建造了一座比他们交给建筑师的更权威、更持久的纪念碑。除了这份庭审摘要，还有另外一份手稿的副本，它在某些地方缺少细节，在另一些地方又显得烦琐。它属于皮埃特罗·维里公爵，承蒙他极其可敬的儿子加布里埃莱·维里公爵大人（conte Gabriele Verri）的慷慨和耐心，这份手稿被交由我们处置。在我们那位著名作家撰写上文提到过的小册子时，这份手稿也发挥了许多作用，它上面布满了批注，那是一些即时的思索或者痛苦的同情和神圣义愤的发泄。它就是《堂乔万尼·贾埃塔诺·德·帕迪亚的辩护词摘要》（Summarium ofensivi contra Don Johannem Cajetanum de Padilla）。这份手稿里有许多事情完整的来龙去脉，这是那份出版的庭审摘要里没有概括的，手稿的页边记录了原始庭审记录的页数，他们删去了这些页面里的几段文字。手稿的字里行间还散落着一些十分简短的拉丁文注释，所有的注释都使用了和正文相同的字体：对莫拉的拘禁；堂乔万尼辩解道；专员被反驳道；不真实的；建议；等等。它们显然是帕迪亚的律师为了辩护所做的笔记。从所有这些因素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这是一份传达给辩护律师的真实庭审摘要的逐字逐句的抄本，而这位辩护律师在交付印刷时，忽略了一些不那么重要的事情，同时满足于提到另外一些事情。但是印刷本中为什么会有一些手稿里没有出现的事情呢？或许辩护律师又整理了一遍原始的庭审记录，并把它用作了可能会对他的委托人的案子有帮助的备选方案。
我们自然从这两份摘要里提取出了尽可能多的内容，由于第一份摘要——这是极其罕见的——在短时间内被重新印刷，如果读者愿意，可以将它与另一份对比，辨认出我们从原稿中引用的内容。
上文提到的辩护词也给我们提供了许多事实和一些观察材料。既然它再也没有被重新印刷过，且副本也寥寥无几，于是我们一有机会就会引用它。
最后，我们从几份珍稀、零散的原始文件中挖出了一点东西。在那个混乱且四分五裂的时代，这些文件被保存在《约婚夫妇》中不止一次提到过的档案馆里。
在简短回顾了这场审判的历史之后，我认为不妨再更简短地梳理一下在维里之前的大约一个半世纪里围绕这件事产生的意见。我说的是在书里表达出来的意见，另外，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后人唯一能了解到的意见，它们在任何情况下都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在我们这本书中，有一件似乎很奇怪的事，即我们看到一连串的作家像但丁的小羊似的一个接一个地出现，但他们从来没想过去了解一件他们认为必须谈论的事情。我没有说这件事很有趣，因为在见过那场残忍的冲突，见过错误对真相取得的可怖胜利，以及见过那种针对手无寸铁的无辜之人的强烈的愤怒之后，一个人只能对那些认可、赞扬这种错误的话语，对那种建立在如此轻率的信念之上的如此肯定的把握，对那些朝向受害者的咒骂，对那些混淆是非的愤怒感到遗憾，我几乎要说感到气愤，无论做出这些事情的人是谁。但是这种遗憾也带来了好处，它助长了对陈规的厌恶和怀疑，这种陈规从来没有彻底丧失威信，它在未经检验的状态下一再重复，这种思维定式放任自己给众人倒上它的酒，而有时众人早已对它倒出的酒上头。
为了这个目的，我首先想到的是向读者呈现一本针对此事的各种评论的汇编，人们几乎在任何一本书里都能发现与它相关的内容。但我担心这会十分考验读者的耐心。所以我只限于引用很少的几个作家，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是名不见经传的，大部分都声名卓著。也就是说，哪怕是他们犯的错误， 当其不再具有传染性时，都更有教育意义。
编辑/韩世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