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许多“80后”而言，青春文学是一场精神的盛宴——以新概念作文大赛为代表的文学赛事，将热爱文学的年轻人推至聚光灯下，在诸多参赛者和读者心中留下了重要印记。在青年作家王若虚新近推出的长篇小说《狂热》中，三个被写作赛事改变命运轨迹的青年的故事，带我们重新回到了那个“狂热”的年代。王若虚说，这本书从根源上是写给自己的。同时，作为一次对青春文学热潮的完整回望和追溯，《狂热》也抵达了无数个“他人”和遥不可及的“远方”。

青年作家：王若虚

Q&A

记者：为什么会将作品命名为“狂热”？

王若虚：这部长篇构思、写作了十年，其间内容改了好几版，书名也一直在变，都不太满意。临到要给出版社时，通览全文，看到里面有“狂热”一词，觉得符合这部小说的基调。

书里写的2000年到2009年，对很多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生的年轻人来说就是一个狂热的时期：投稿者很狂热，比如新概念作文大赛最多时一届可以收到十万参赛稿，有的参赛者不惜重金快递一大堆作品（当时快递公司还没那么多）；读者很狂热，买来一本书或者杂志，往往全班传阅，有的一时买不到某本书，会问买到书的人借来手抄一遍；有人为了某本书哭到流鼻血、影响高考；出版社和书商也很狂热，只要沾上“80后”的光就能盈利，一座省会城市在最鼎盛时期有大小近百家做青春、校园文学的文化公司乃至“小作坊”，很多书城的签售纪录被打破就是靠“80后”当红作家。作者、读者、出版者，三位一体，都在狂热。

记者：从整体而言，《狂热》是一部以人物志的方式构建的作品，围绕着全天然、秦襄、陆篆这三个主要人物的成长经历和思考展开。如何定义这三个人物的典型性？

王若虚：全天然是“爱折腾的凡人”，比较有普适性，是抓住机遇被推到了时代风口上的人。他有才华但不多，爱恨分明但不害人，野心和虚荣心都很大，爱折腾，但没有更多机会和实力，是那种狂热（且年轻）时期自己给自己架设神坛，摔下来，最后能认清自己的凡人。

秦襄是“有洁癖的思考者”，初到北京读大学时在各家出版社碰壁，知道“疾苦”——不像全天然高中成名，从未尝过挫折滋味。他本身读得多想得多，有种抽离感，对很多狂热时期的人和现象有种冷眼旁观的外在姿态，但内心很想改变局面，却不肯亲自下场，兜兜转转，计划全毁。他脾性里的缺陷有点像一部分文人，心怀天下，不图“小我”，能看出问题，但总寄希望于他人，指点却不建设，即便最后去当高中语文老师，“挖掘人才”，也还是没跳出这个局限。

陆篆看似“无力的殉道者”，实则“糊涂的理想主义者”，才华高，靠一篇小说走红，前途不可限量，却因文学梦想放弃唾手可得的时代红利。他比全天然清高，比秦襄糊涂，但“为写作而离家出走”这一举动把他推上神坛，加上光环。他只能背负光环到处避走，凡事一不顺马上就跑，终于在长沙“突变”过、折腾过，最后被合作者背叛。好在小说结尾他从假“殉道者”向真“战士”去转变。

王若虚/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记者：三个主角的人生都因为文学而发生改变，但并不是真正站在聚光灯下的人，某种程度上是否会增加人物塑造的难度？

王若虚：聚光灯下的人是那个时期的代表，不是那个时期的全部。一将功成万骨枯，大家都在反复咀嚼“一将”，我想写“万骨”里的代表人物，我想写那些被遮蔽的人，让聚光灯下的人物来给他们当背景板。只有那些聚光灯之外的人，才有更重要的意义、更丰富的可能性，也给我更多的塑造空间。

全天然、秦襄、陆篆，现实里没有这三个人，却到处都是这三个人，每个角色的背后都是现实里若干个原型的捏合和有机重组。我自己经历过那个时期，所以能牢记现实里原型人物的点点滴滴，我在重组时牢记角色的矛盾性，尊重每个角色的选择和理想（无论大小、雅俗）。我在写他者，我也在写自己。

记者：某种程度而言，《狂热》不止拥有叙事的意义，也是关于青春文学发展过程的首次整体性呈现。此前你关于文字帝国里许多短章里，已经就这一主题作过多个面向的书写，为什么在这些短篇小说的呈现后，你仍有一种不满足？

王若虚：这是一种没办法的错觉，因为这部长篇才是主体，但写了很多年，今年才出版。里面一些角色和事件我没法通过长篇尽数展现：比如商隐，所以用两个短篇《同小姐》《光环》追溯了她在遇到秦襄之前的故事，以及陆篆暂住在浙江绍兴一所“没有书的图书馆”里的见闻，都是比长篇更早发表和出版。

但不满足倒是真的，出版的这部长篇，已经删减了四五个重要的配角，包括陆篆的堂妹和堂弟分别在青春文学和网络文学上的发展，所以我想会写第二部，从2007年写到2016年，但只是在计划中。

堆满《萌芽》杂志社的投稿

记者：你从2010年开始陆续推出“文字帝国”的多个短篇小说，至今也已有13年。如今回看早期的一些作品，是否在思考上已有了不同？

王若虚：这个系列最早的《微生》《疯女王》《小宇宙》《同小姐》四个短篇，还是很典型的《萌芽》风格，到2015年《没有书的图书馆》其实已经明显开始转换。

其实2014年到2019年我处在一个创作上非常割裂的时期。直到后来评上了作协的专业作家，我就想，终于可以写我想写的东西了，从青春校园和都市年轻男女脱离，转向更深层次的社会和家庭题材。

2020年开始我开始严肃文学的创作，《西湖水怪》《饮者留其名》《此地无银》《乌鸦的炸酱面》《六旗手》《双风贯耳》《床上无小事》《猛犸》《揽雀尾》都是2020、2021年写的，好像憋了七八年的火山终于爆发。最后这些小说都在各期刊发表了，我觉得自己已经蜕壳完毕。但你说我后不后悔以前写过的作品，当然不后悔，我不会否认那是真实的、曾经的我，没有旧我何来新我？回避旧我，就是否认新我。

记者：阅读中有一个感受，作品沿着青春文学的兴起、兴盛和逐渐淡出展开的三个阶段基本依照时间顺序铺叙，在叙述中像海浪一样层层推进和向前。这虽然符合历史发展的步伐，但总觉得叙述中比较平实，有些反高潮的意味，在写作时是否对此有所考量？

王若虚：我之前的长篇小说比如《马贼》《尾巴》《火锅杀》《限速二十》都很注重情节，起承转合，多少字“咔”一个小高潮，多少字“咔”一个反转，最后“咔咔咔”来个大决战，因为都是纯虚构，就没这么个人，没这么件事，我有绝对主导权。

但《狂热》在我心里不只是一部长篇小说，或者用十分法，五分小说，三分历史，两分是回忆录。单论长篇小说技法，我承认我在创作时是有局限性的，这点和“人物塑造难度”那个问题正好反过来。我不想为了让读者屏住呼吸或者目瞪口呆、心情久久不能平复就大幅度改造事件和角色，人为设置戏剧矛盾冲突——我能做到，但在书里我不想，因为这本书从根源上是写给我自己的。我想通过这本书，痛饮时代的眼泪。

记者：在作品中，其实淡出的这一部分是相当难写的，既是转折，也有千头万绪的收拢和余韵。在其他人也许匆匆带过的地方，你却选择用百多页的篇幅作了清晰的梳理和呈现。

王若虚：我在写的时候反而觉得最难处理的是当中“盛宴”那部分，正因为我关注的人物和角色不是聚光灯下的那几位，那该怎么体现“盛”？对吧？只能另辟蹊径去表现。

淡出的第三部分“鸣金”，写的是2006年到2009年。我自己是2007年发表小说处女作、进入这个圈层的，我本人没赶上盛宴的那一拨，但赶上了收场，或者很多人的退场。军事学角度来说，好的撤退比好的进攻更难，我碰巧遇到了波峰的末尾，遇到了余晖和撤退。书中很多角色登场时是无名之辈，退场时能否全身而退，是退得不甘还是退得坦然，我自己有过亲身经历和见闻。

既然我想写整个“狂热”时期，就要形成一个“点火—熊熊燃烧—熄火”的闭环，很多现实情况很真实，我也不能回避和粉饰。那些角色进场时雄心壮志，他们退场是什么情况，我也要交代明白。

有时候在知乎或者微博、公众号里看到很多读者问，当年喜欢那谁谁谁，啊，现在ta在哪儿，ta怎么不再写了呢？我心里就想，因为写作和文学未必是终极意义啊，他们和读者一样，也有自己的人生，自己的抉择，自己的变化和变故、升华和坠落——我清晰地呈现如何淡出，就是一种答疑吧。

记者：作品里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招待所里的年轻人的几场交流，这场景与上世纪80年代上一辈人在大学宿舍里的彻夜谈文学似曾相识，情绪、氛围和话题都让人想到文学前辈所描述的“宿舍夜谈”。从某个角度看，其实“80后”很难说真正叛逆于他们前一代的写作者，在“标新立异”的同时也许有着很多相似之处。

王若虚：“叛逆”本身就是一个富有强烈的相对性的词，就是跟以前不一样，跟很多人不一样。高中生好好考大学、毕业后找份工作是主流观念，那我不考大学、靠写作为生，就是叛逆。青年作家在期刊发表、出书、开研讨会、获奖是一种主流，那我直接出书、名利双收，自己开公司、办比赛，也是种叛逆。

“叛逆”这个词“80后”写作者刚出道时常听到，还有“个性张扬”，现在也快入土了。其实都是那个时期的一种话语权上的居高临下或者刻板印象，是一种僵硬的标签，因为你作为年轻人，其所作所为和我年轻时或者我现在所期望的不一样，所以“叛”，所以“逆”。问题是，个性本来就应该张扬，年纪轻轻荷尔蒙旺盛的时候墨守成规，那还叫年轻人吗？

所以今天我们已经用“多元化”取代了“叛逆”。以前是“年轻人怎么能这样”，现在是“年轻人的世界我看不懂”，就是一种进步。反过来说，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独特的标新立异，但总有一种共性存在。“80后”写作者当年再怎么叛逆、个性张扬，写作本身是共性。

真正产生威胁的不是XX后作家，而是AI写作，因为主语已经变了。你能想象一个年老的AI对新开发版本的AI说“啊，我年轻时可不是这样”吗？不会，因为新版AI直接覆盖掉了旧版，就像旧版不曾存在一样。

记者：在《狂热》中，你写到了不止一位为年轻人指点迷津的长者、前辈，这样的人物在你之前的作品中也曾出现。这似乎形成了致敬，也隐喻着写作上的传承。

王若虚：这个可以接着我在上个问题的回答，就是人类最宝贵的经验，看似是个数据库，但魅力和缺陷并存。魅力在于这种传承很多时候是真诚且委婉的、富含美感和隐喻的，需要年轻一辈去解读和体会。缺点则是，其实现实当中我们会听到很多前人经验（在课堂、讲座或者年夜饭桌、饭局上），或自相矛盾，或不合时宜甚至弄巧成拙。

那么你该如何解读？到底传承（听取）谁的？一个成功者的经验能不能塑造下一个成功者？都很扑朔迷离。正是这种可能的错位、误读、混沌，造就和影响了我们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在《狂热》当中我更偏向于积极面，让秦襄、陆篆在正确的节点遇到了正确的指点，可能因为我自己的经历也是如此，但这也只是我的个人经历。

记者：从当年的新概念作文大赛的获奖者，到后来参与筹备和组织“黑马星期六·上海文学新秀选拔赛”（现升级为“真金·青年文学新秀选拔”）等青少年文学赛事，在你看来，如今的年轻人对写作的理解、他们的书写与当年的你们是否也发生了变化？

王若虚：这个答案可能令人吃惊：身为“黑马”和“真金”的策划者、组织者，我从来不看里面的稿子。我很清楚一点：我自己是写小说的，但不是评论家、理论家、期刊编辑。我本科学经济的，除了自己写作，我擅长组织，不擅长审读。

“黑马”和“真金”的海选评委，平均年龄只比参赛者大三岁左右（都是之前比赛的优秀选手），首先保证了年轻人的特质。初审和复审评委都是优秀的青年作家和专业期刊编辑，保证了专业性。终审评委都是业界的高人，保证了权威性。总之，让专业人做专业事。我自己能做的就是尽一切可能保证比赛的公平性和正确导向，剩下的全部交给专业评委。

至于变化，我想应该是有的，正如当年“80后”作者和前人不同，“90后”“00后”乃至未来的“10后”作者，肯定也会和我们不一样。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