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纪念我的老师孙绍林先生:这一次拉魂腔拉走了他的魂
北京青年报客户端 2023-09-20 10:00

◎韩浩月

终其一生,他不过是个乡镇的“文化站长”——在这个岗位上,他一干就是近30年。

晚年,他与妻子在田边拾掇出一个小院,盖了两间茅草屋,更是活脱脱一个老农。

但就是这样一个人,编出过40余部约450余集“民间小调电视剧”(以柳琴戏为主),每一部都被地方剧团搬上舞台或者被影视机构制作为碟片发行。他几乎以一己之力,在柳琴戏的起源地,扛起了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重任。

今年7月20日,这位自称“写小戏的”老孙与世长辞,享年75岁。

孙绍林同胞四兄弟,后排为孙绍林

这个夏天,为了告别孙老师

我们喝了一杯又一杯苦酒

8月初,处于南北交界处的家乡郯城,酷暑难耐。我站在街边等待一位朋友来接我去吃午饭,刚上车,他就告诉了我一个消息:“你知道孙叔已经走了吗?”他说的“孙叔”,就是孙绍林,我们三人曾经在一个办公室共事。

我说:“你是第一个告诉我的人,没有人通知我。”朋友叹息说:“可能这是他的遗愿,不愿意打扰太多人。”今年春节,我曾去他住的医院探视,那会儿他精神还不错。没想到,那次见面,已经是我们的最后一面。

那天中午和朋友聚会时,我心神不宁,总是想起往事。此后的一个月时间里,每逢与朋友见面,十有七八都会提起孙绍林,大多数人都说没收到消息,没能去参加他的葬礼,送他最后一程。大家谈论他的为人,他的晚年,他坚守了一生的创作,以及与他的交往。有几次有人让我谈谈他,说我是他最看重的年轻人、晚辈,可是从何说起呢?我们在两张写字桌边,面对面坐了近四年时间,那段经历,已经过去了20余年,很多事情都忘记了,想要说时,话到嘴边,脑海里最先浮现的,是他沉默地抽着烟,拿笔在稿纸上认真改来改去的样子。于是便用一杯酒代替了话语,“我们一起敬孙老师一杯吧。”这个夏天,一些要好的朋友,为了孙绍林,喝了一杯又一杯的酒。

1995年秋天,我因为在报纸上发了一些豆腐块,被镇政府聘为通讯报道员。当时在镇文化站任站长的孙绍林,同时也是通讯报道组组长。镇宣传委员王永伦把我带到孙绍林面前说:“孙站长,给你增加个新兵。”他抬起脸,友善地一笑,示意我在他对面的办公桌坐下,自此,一老一少结下了一生的友情。在单位时,我喊他“孙站长”,私下里称呼他“孙叔”,他则多年不变地叫我“小韩”,从我二十来岁,一直叫到了我年届不惑、直奔知天命之年,他还亲切地叫我“小韩”。

孙绍林所获先进工作者证书

他送的香油和麻酱,至今仍在家中冰箱

但他人已经不在人世间

那会儿我会写点散文、诗歌,但对如何写新闻稿几乎一窍不通。孙绍林一直在基层从事通讯报道工作,是个老兵。每次我交给他稿子,无论多忙,他都会先放下自己手头的事情,帮我改稿。改完也并无言语教导,只是笑眯眯地说一句:“以后按这个样子写就行。”然后把改后的稿子交给我,让我重新誊抄。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我的新闻通讯稿子便开始见诸报端和电台了。后来北漂,在报纸做主笔以及评论员,回老家后与孙绍林见面喝酒,他问我能不能胜任,我说简单得很,还是当年在镇里写通讯报道那一套,我们俩会心大笑。

刚开始,我们所在的文化站办公室在镇党委、政府办公楼的二楼,楼下是党政办公室,孙站长开玩笑说过:“我们的地位比党政办高。”这个玩笑开过不久,因为科室调整,文化站被“赶”到了大院最后一排的平房里。那排平房原本是建设备用的,与办公楼隔着一大块地,地里长满了荒草,我们每次上班,都要穿过一片荒草地,也恰恰因为有这块荒草地隔着,领导们很少过来。独占一排平房的文化站,成了大院里的“世外桃源”。

那时候每周总有一天中午,孙绍林会递给我一张10元或20元的纸钞,说:“小韩,去弄四个菜一瓶酒,咱爷儿俩喝一杯。”所谓四个菜,其实是四种凉菜打包装在一个袋子里,一瓶酒,乃是两三块钱的当地产白酒。我拿了钱,蹬上自行车飞也似的去老汽车站附近凉菜馆置办妥当,回来后两个人边喝边聊,谈人生,谈文学,谈乡土世俗、社会人情……后来文化站又来了一名年轻人,再加上在平房前开荒种花的王大爷,书桌上的酒局便稳定成了四个人。现在想起来,那段时间或是我人生当中过得最放松的日子。

这当然是因为有孙绍林的照应,“文化站长是个比芝麻粒还小的官”,他常这么说。这不只是出于谦虚,更是出于一种文人式的骄傲。虽然只是镇里最不起眼的一个部门负责人,但孙站长工作时间长,熬走了一任任镇党委书记、镇长。镇里的官员们都对他尊敬有加,他也习惯了有事就直闯领导办公室。有一次,因为会计不愿意给我们通讯报道组兑现发稿奖励,他坐进镇长的办公室,镇长一进门他就开骂:“你们整天吃吃喝喝都有钱,凭啥不给我们兑现那点奖金?”镇长满口答应,第二天一上班就解决了这个事情。

时间久了,感情渐深,慢慢地和孙叔处成了家人一般的关系。他的儿子,和我们成了好朋友,每遇到他家里的田地需要耕种收获,我们都会去帮忙。所谓帮忙,其实也就走个过场,为的是能在他家田间地头,就着新鲜的黄瓜、西红柿、花生、毛豆等等喝酒,犹记田间清风拂面,杯觥交错,欢声笑语……1999年底,清退临时工的文件执行到了乡镇一级,我们两个年轻的通讯报道员要下岗了。组织委员明令:不得以任何形式送行。孙绍林说:“三天后你们来,那时候你们就不是聘用员工,而是我的老熟人过来聚会了,缘分一场,我必须要给你们设一次宴。”

2000年3月,我北漂前去孙叔家辞行,他留下我喝酒,此后20余年,仅有两年因故未能返乡而没法去看望他,其余的年份,每次都会去他家一聚。临走时,他会送我两件礼物:一瓶香油,一瓶麻酱。至今家中冰箱里,还剩下上次他送的小半瓶香油和麻酱没有吃完,想想他人已经不在人世间,不由难过。

孙绍林所获山东省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奖杯

“拉魂腔”意外拉动了他的魂 

晚年写出了一部又一部作品

2005年春节,我返乡过年,路过老汽车站对过鲁南商场门前时,耳朵突然被音箱里播放的戏曲吸引,那是亲切到骨子里的乡音,是我沉睡的童年记忆,小时候在村里、县城里听到的柳琴戏记忆瞬间被唤醒。我问在商场开音像店的老板,这是什么戏?老板指了指一摞垒得很高的碟片说:“自己看。”我在这些碟片的封面上看到了熟悉的名字:“编剧:孙绍林。”我把所有署名“编剧:孙绍林”的碟片都买了一份。

去往孙叔家拜年的时候,第一件事就问起了碟片的事。他从桌子底下摸出一张碟片放进VCD机,用那台21英寸的彩电开始播放,随后说起了碟片的来源。

2003年,镇里宣布,年龄偏大的老同志可以离职离岗,给年轻人腾位子,工资照发不误。当时正在村里蹲点疲乏不堪的他,当即决定申请退居二线。获批后,他终于回归田园,成了一名退休的“自由人”。在家待了大半年倍感无聊时,一名曾在郯城县柳琴剧团当演员、时任临沂市青年柳琴剧团副团长的人找到了他,问可不可以请他继续写戏?这位副团长,曾出演过孙绍林编剧的柳琴戏《落凤湾》。此前,孙绍林已多年不再写戏,因为这位副团长的邀约,他再次拾起笔,于晚年开始了大量的戏剧创作,文如泉涌般写出了一部又一部作品。

我的家乡郯城县,是柳琴戏的故乡,清代乾隆年间柳琴戏在此兴起,逐渐流行于鲁苏豫皖接壤地区。柳琴戏又称“拉魂腔”,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柳琴戏《喝面叶》流行于大街小巷。“大路上来了我陈士铎,赶会赶了三天多。想起来东庄上唱的那台戏哟,有一个唱的还真不错。头一天唱的三国戏,赵子龙大战长坂坡。第二天唱的《七月七》,牛郎织女会天河……”这段唱词,我在七八岁的时候就会唱。那时候的小孩子们在村里大路上碰到,或者在学校门口相遇,冷不丁就会蹦出一句“大路上来了我陈士铎。”

这首歌仿佛写进了我们一代人的文化基因当中,从这个地方走出去的人,身上似乎都带着“陈士铎”的影子。“陈士铎”喜欢赶集,爱听戏,他对乡村生活的惬意描述,对家园的依恋,都无形中影响了很多人。

火爆一时的“民间小调电视剧”由盛而衰 他都身在其中

孙绍林的柳琴戏编剧生涯的重新开启,在于当时那个时间段,由于地方戏曲低廉的生产成本,还有不小的市场需求,催生了一种被称为“民间小调电视剧”的产业。根据孙绍林的讲述,“民间小调电视剧”最早由邻居县城苍山县(2014年改名兰陵县)一名戏剧工作者发起,这种电视剧以传统戏剧的唱腔为基础,以具有当地风情的现代剧情为创新,将戏剧唱腔与台词演绎融合在了一起,创造出一种在当地乃至周边地区大受欢迎的“娱乐新物种”,给长期处于失业状态的柳琴戏演员带来了机会。

“民间小调电视剧”的碟片生产成本为3毛多钱,市场零售价为3-5元。如果一部剧集能销售几万张甚至几十万张,利润十分可观。在演员成本上,只需要开出高于演员工资的片酬,便能请到优秀的表演者。在编剧成本上,按照孙绍林作为地方戏曲一线编剧的标准,一集稿酬为500-600元,一部戏几千元就能拿下。受此模式鼓励,一时间,临沂、徐州、安徽等地的传统戏曲团体,也加入到“民间小调电视剧”的创作与生产中来。

在辉煌时期,孙绍林同时为三个剧团写剧本。如此拼命,一是不好意思拒绝找上门来的制片人,二是自己热爱的事业终于等来了开花结果的机会,三是的确也需要一份编剧费来补贴家用。在内外部环境的共同作用下,孙绍林夜以继日拼命赶稿子,他平均每天三包香烟,以燃烧自己的方式投身于创作,结果患上了慢性支气管炎。在被女儿强制住院后,他怀疑自己患了肺癌,结果查出是肺炎。逃过了一劫,可这次“差点见了阎王”的经历,并没有阻止他的热情输出,产量依然居高不下。

时间悄悄来到了2015年,在孙绍林未能准时收到剧团应支付的56集剧本稿酬后,火爆一时的“民间小调电视剧”开始进入了凋零期。音像店的大面积倒闭,使得碟片失去了销售渠道,网络娱乐平台以及智能手机的普及,使得老年人也逐渐爱上了刷屏。为了要回总额为2.6万元的稿费,孙绍林和老伴去了临沂,但此时柳琴剧团已经面临解体危机,相关酬劳也被负责人扣下。为此孙绍林和其他被拖欠稿费的编剧聘请了律师,但即便走了法律程序,最后他还是有6000元的编剧尾款未能到账。

讨要稿费的经历让孙绍林颇为受挫,但最伤感的还不是劳动报酬问题,而是他觉察到了上千年的地方戏曲濒临彻底消失的风险。或是出于挽救的考虑,此后数年,他撰写了大型历史剧《孝妇冤》,几经曲折搬上舞台,他只象征性收了1000元稿费。再往后,他又写了《笔中泪》《二子称娘》《全家福》《卖娘记》等剧本,稿费分文未取。但这些创作,也逐渐与烟酒一起,掏空了他的精力与身体。

2005年的那次拜访,告别时孙绍林送了我一大兜他编剧的VCD碟片,并叮嘱要送给我那些在互联网站工作的同事、朋友们看看,“帮着宣传一下”。回来后,我选取了其中一部的一个片段,转换成可以网络播放的格式,发表在了微博上,点击率寥寥,评论数为零。

他的一生没有大起大落

但该吃的苦却一点儿也没少

孙绍林当过老师、小学校长、村支书、通讯报道员,随后他的职务停留在了“文化站长”这个岗位上,一停就是近30年。他无愧于这四个字,对于地方文化的传承、挖掘与传播,他有着汗马功劳。但纵观他的一生,虽然因为从事文字工作创造出了不少精神财富而显得丰富,但他的生命底色,却充满着苦涩基调。作为出生于1948年的四零后,他的一生虽然没有大起大落,但该吃的苦却一点儿也没少。

2021年3月,他撰写的回忆录《记忆》经由郯城县作家协会编审后,在一家打字社打印装订成册,县里的文化老人夏政平先生转送我一本纸质版,并发来了电子稿。在这本自传性质的回忆录里,我看见了许多他从未公开讲述过的记忆和经历,看见了他被泪水浸泡过的和充满痛苦与反思的人生阶段。

在《记忆》中,他开篇就写到“苦涩的童年”,烫伤、烧伤、病灾、饥饿、辍学,接踵而来的经历,他那代孩子所能遭遇的不幸,他几乎无一幸免。

或许他意识到,《记忆》是他唯一一本总结一生的作品,于是字里行间都真切地反映着反思精神。对于别人给他带来的痛苦,以及他为别人制造的痛苦,他都坦诚地一一写出;对于自己的性格弱点,哪怕是偷偷藏起不小心砸碎的酒店茶杯这样的小事,也一律“记录在案”。他以自己的才华为傲,也在“仕途不顺”的矛盾中挣扎。他一生中大多数时间都活在经济窘迫的状况下,却从未向生活低头。他有一支可以改变周边人命运的笔,但却时刻警惕自己不要成为“刀笔手”……

十多年前,儿子结婚分家后,他与妻子在路边田野自己的责任田边盖了两间茅草屋。一个简单的小院,里面养了鸡鸭,这里是他晚年生活的大部分活动空间。距离他居所不到两公里处,是关汉卿《感天动地窦娥冤》故事原型“东海孝妇”的墓地,通过写作《孝妇冤》,他让这一处久被人遗忘的文化遗产再次被更多人关注到。2011年5月,他成为第三批临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东海孝妇传说”代表性传承人。

上世纪90年代,他曾因工作事由来过北京,在游览盛景的同时也遍尝各种特色小吃。在离开北京的最后一天,同行的人要请他吃北京烤鸭,但进店后他发现价格太贵,硬是把同行人拉走了。同行人说:“这可能是你唯一吃到北京烤鸭的机会……”但他还是坚持不浪费这笔钱。“2015年,韩浩月前来拜年,带来了两只北京烤鸭,没想到20多年前的遗憾,这次弥补了。”在《记忆》中的一页,他这样写道。我为了写这篇文章,重读《记忆》读到这里时,已近凌晨两点,泪水不禁湿了我的眼眶。

从1948年7月到2023年7月,孙绍林先生生于季夏,逝于季夏,但他扎根于家乡文化土壤,把自己活成了一棵大树,为地方戏曲的传承和保护提供了一片阴凉。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柳琴戏至今在我的家乡还有演出,还有观众。我想,在看到孙绍林这位乡村编剧所编写的剧目时,一定会有人记得他的名字。他的名字,也值得被地方史永久地镌刻。

供图/韩浩月

孙绍林简介

孙绍林,1948年7月生,初中文化,郯城县郯城街道办事处葛庄村人。曾任郯城镇文化站长。临沂市作家协会会员、临沂市戏剧家协会理事。其创作体裁涉及小说、散文、报告文学、故事、戏曲、民间小调电视剧、歌曲等,并多次获全国、省、市、县文学、戏剧奖。(据《记忆》作者简介)

编辑/王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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