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许知远书写“梁启超五卷本”的第二卷《梁启超：亡命（1898—1903）》上市。在香港、新加坡、上海、深圳、东京等地举办新书沙龙活动后，9月2日，许知远终于带着这本最新力作回到北京，与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系教授罗新、《单读》主编吴琦和这本书的编辑罗丹妮在大华城市表演艺术中心与读者分享新书，一起回顾人物传记的写作传统在今天面临的课题与挑战，重新思考人与时代的关系，重新发现人的价值。

活动现场，许知远分享了创作新书《梁启超：亡命（1898—1903）》的缘起与过程，提到写这本传记对他的影响：它提供了非常大的慰藉，当他一边听音乐一边写梁启超，能逃避现实生活中的烦躁，像躲进一个安全屋；另一重的慰藉，是看到梁启超也遇到这么多糟心事，而且比自己遇到的困境严峻得多，是时刻面对生死的问题、头被人悬赏，但还能做成很多事。“我们去东京开书店，就像这本书的周边。我们为什么不能在外面开个书店呢？我对人生中的莽撞产生新的自信。”

罗新则谈及回到“人”本身，他认为读过历史就知道今天发生的一切绝非偶然，我们并不必须如此，有许多的偶然在其中。所以我们看待未来可以更乐观。我们说“所有人都是同代人”，与过去时代中的个体产生情感共鸣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有了这个基础，我们才可能去读去写过去时代的故事。这样的写作，很大程度是一种自我实现，写作中无论有没有“我”，“我”始终存在。

吴琦在分享中谈到，读者进入历史的方式往往通过具体的人物，而许知远的写作实践大大降低了非历史专业理解梁启超和近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难度。编辑罗丹妮也认为这种面向大众的写作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本书的问题意识不同于学者，学者要专注一个专业问题，许老师一开始对梁启超充满个人兴趣，是一种将心比心的写作，有代入感的写作。他在意的是这个具体的人，他的生命历程，想要知道他做过什么，去过什么地方，想要了解他的思想和性格，他内心的挣扎，还有当时他对世界、对陌生地方的观察和体验，他和他同代人之间的互动和关系。

接续《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许知远“梁启超五卷本”第二卷《梁启超：亡命（1898—1903）》讲述“走向世界”的梁启超。1898 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被迫流亡日本，却意外踏上全球化的时代浪潮，在广阔的世界舞台上迸发出强劲的生命力。这一时期的梁启超以日本横滨为基地，先后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等杂志，促发了中文世界新知识与新思想的生产与传播，影响巨大且深远；同时他游历夏威夷、澳大利亚、北美等地，呼应海外华人广泛觉醒的政治意识，建立保皇会的全球网络。

这本书以大量细节还原历史场景，塑造了一个有着丰富情感维度的政治亡命者形象；并以梁启超为中心，牵引出严复等维新同仁，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以及李鸿章、大隈重信、西奥多·罗斯福等政治人物，更有温哥华的叶恩、新加坡的邱菽园、悉尼的梅光达等散落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人。他们的热情与挣扎，演出一部19、20世纪之交的全球风云画卷。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