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8月，《浙江潮》上刊登了一篇“地方通讯”，作者对温州在战后出现的商业繁荣及社会气氛有如下描述：

上海的轮船到时，旅馆菜馆无不利市十倍。据熟悉永嘉商情的朋友说：永嘉各商家的盈余，在去年一年里，总在二千万元以上。赚钱的店家，约占百分之九十五，所余百分之五，虽没有盈余，却也不至赔本。抗战以前，永嘉有五六万家当的已算大殷户，而现在，二三十万家当的人家也寻常得很。

因为永嘉是特别适宜于战时营业的日子，商业的气氛特别的浓厚。记者在永嘉耽搁相当的时间，会到的朋友也不少，没有谈到生意经上去的，可说是绝无仅有。位朋友，曾经一度是马克斯主义的信徒，后来又加入了国民党，可是他现在却重又翻开他的“资本论”来了。他对记者说：“在战时，一万元的资本，做一年的生意，起马［码］可以赚五万。”还有一位朋友过去是一位历史学者，可是他现在的目光也已由“两汉三代”而转到“一本万利”上去了。在这战时，如有人愿意读商科的话，记者愿意介绍他到永嘉去。而且可以担保，他在永嘉商店里当一年学徒，生意经方面，只有比在大学里读四年商科好。

这篇文章的署名作者是“小米”，应是温州著名学者王季思当时使用的笔名。他对家乡永嘉的人地环境都很熟悉，他在文中说明所述是其1940年5月前后在温州所见的景象。王氏用文学的笔法，将战争爆发后温州社会商业化的特征写得很生动。他在这段话中描写的现象，至少有三点非常值得关注。

首先，1939年温州地区的商业经营者，大多数都有盈利，赚钱的幅度或大或小。文中所提数字未必确切，但突然出现的全面盈利的景象，无疑会刺激手中有一些资本的当地民众从商，包括读书人甚至左倾分子。因此就出现小米所说的“马克斯主义的信徒”或“历史学者”，都会一口生意经。我把这种现象称为“社会普遍商业化”，这种普遍商业化，通常会出现在经商利润之丰厚远高于平常且操作又比较容易的时候，所谓“遍地黄金”的想象，会吸引之前可能同商业毫无关系的人投入资本与精力。刘绍宽在日记中曾多次记录几位平阳喜欢“吟诗作赋”的士绅，在战时也投入金钱到永嘉去贩卖棉纱，或经营布店。类似的，在邻近永嘉的海门，今古斋书店的老板邵连棠也因为棉布赚钱改行卖布。这种社会氛围一旦开始出现，便不容易消失。人们对战时这种“社会普遍商业化”也会有历史记忆，或许这便是温州后来商业特别发达的渊源之一。

其次，由于战时许多商人获得丰厚的利润，社会上对“富人”的衡量标准发生了变化。按照文章的讲法，之前如果有人有5万元财产，在温州已经可以算是“大殷户”，但是到了战时，拥有30万元财产的人家已经被当地人视若寻常。这说明，至少按法币计算，温州城区商人的整体财富增加了。这种迅速增加的财富，当然会使人们有“浮财易得”的感觉。

最后，所谓永嘉人的“生意经”，即如何能花一年时间用1万元赚到5万元，这便涉及投资策略。战时在温州做生意的，无论是合法的，还是走私的，都要想如何赚更多钱。有人会想办法通过发明创新，或寻求商业机会来谋利；有人则会依靠囤积居奇，或仰赖官商勾结来发财。乃至于开商行经营何种商品，跑单帮走哪条线路，都需深思熟虑。当时，温州许多人肯定都在思考使用何种策略，才能获得最大的利润。这当然亦是“社会普遍商业化”的症候之一。温州的经商者，正因为有盈利激励，所以可能发明种种新的赚钱方法。如依靠技术将南屏纸改良为卫生纸运到上海市场卖出高价，或在出口茶叶、蛋粉中掺假，以次充好，希望赚得一次性厚利，都是其表现。

1941年初，有人在《温州日报》上撰文描绘“一年来温州的社会相”，列举温州人“发国难财的手段和行为”，指出“从前有一二万元的财产，算的是财主，现在数十万百余万，视之如草芥，不算一回事，就是手头有十多万或百余万，一旦失败，几天内化为乌有，也不稀奇”。发财的办法，“第一是利用地位、冒险、走私，种种方法得来的”。这里所讲的“地位”，当然是指某些官员或社会权力阶层以权经商，带有经济学上所谓“寻租”色彩。据原浙江省第八区税务处总务科科长何祖培回忆，1939—1941年，中国茶叶公司专员骆正葵就与温台防守司令黄权的太太合伙做生意，黄权是浙江省主席黄绍竑的侄子。“冒险”，则指有些商人敢于火中取栗，譬如去日军控制区域贩运热销货、租用帆船闯军事封锁区等，这种带极大风险的生意，温州人当时也称之为“抢火门”。善做“抢火门”生意的人大都获利丰厚。“走私”，即前面所讲的种种规避政府管理法规的商业行为。

然而，在“社会普遍商业化”的情形下，普通民众投资去做生意，是不是真的能盈利，其实令人怀疑。暴利往往与风险伴生，战时生意如果遇到军事行动，可能血本无归。譬如鳌江最重要的商行——王广源商号在1939年日军轰炸中被摧毁，铺货均被焚毁一空。即使未遇如此重大灾难，当时政府的苛捐杂税也甚重，因此，扣除成本之后，一些人便可能所得甚微。刘绍宽就曾在日记中讲到一个例子，其卢姓友人以经商为业，1941年从福建福安贩运糖霜到温州出售，资本6000余元，但一路所缴税款及各种杂捐则花掉“几近万元”，所以最后盘点，“无甚出息”，刘感慨“关津需索太巨”。

然而，商业繁荣对于某些底层劳力阶层来讲有时确实是好消息。1939年8月，鳌江挑运驳力供不应求，报酬甚至提高了20倍，政府不得不出面核定价目，制止高抬垄断。抗日战争后期，海上交通被封锁，挑夫已经必不可少。比如外地药材多由挑夫从宁波肩挑，越过军事封锁线运来温州。永嘉药号周成记曾组织原先到宁波挑棉花的平阳人化整为零，垫给购货资本，由他们起早摸黑，将药材从宁波挑至温州。由于挑力上涨，许多农夫纷纷到各码头去抢做挑夫，竞争激烈，甚至出现挑夫为赚钱而强抢乘客行李的情形。1943年1月，乐清东山埠“挑夫满挤，以舢板驳往石堤，未登岸而行李尽被强行搬走，乘客竟有落水者”。这些挑夫基本都是趁农闲出来做脚力赚钱的。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