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的暴乱事件给两个工人党为相互联合而进行的谈判注入了最终一针强心剂。到1930年1月，整个事情终于迎来了最终结局，在特拉维夫的拜特哈姆大厅，人们挂起了红色的社会主义旗帜和蓝白相间的犹太复国主义旗帜，在大厅中还可以看到这场运动的精神先驱的画像，其中包括卡尔·马克思和约瑟夫·特朗普德尔。在为期三天的演讲活动后，本-古里安宣布了新党的名称——巴勒斯坦工人党，该党很快就以其希伯来语名字的首字母缩写马帕伊为了澄清可能由该党的名字引发的对该党民族性质的误解和怀疑，《达瓦尔报》明确表示，该党的英文名称是巴勒斯坦犹太劳工党。（Mapai，以色列地工人党，该党是一个左翼世俗政党——译注）而闻名。然后，他率领众人唱起了第二次阿利亚中第一批移民的颂歌，“上帝将建设加利利”。

根据《达瓦尔报》的报道，当时的场景“犹如被阻断的泉水突然开始喷射出来一般，大家欢欣雀跃，这种热情之火遍及大厅的角角落落，整个人群沸腾了，大家手牵着手，肩并着肩”。然后，他们唱起了《国际歌》和劳工运动的非官方歌曲《泰赫扎克纳》（Tehezaknah），以及犹太复国主义歌曲《哈提克瓦》。之后，本-古里安回家了。但是就如同犹太工人总工会的第三次会议后一样，他的同志们没有让他休息。《达瓦尔报》报道说，这一次，他们再次成群结队来到他家门口，当时大约是凌晨三点，天还下着雨，他们在本-古里安的带领下载歌载舞，“欢呼时声浪整齐划一，气势如虹”。马帕伊的组建是自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开始以来，巴勒斯坦犹太社区在政治方面最重要的进展。这个合并想法的诞生要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埃及沙漠中，在伯尔·卡兹尼尔森的帐篷里，本-古里安见证了这一过程，他在马帕伊的建立过程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当时看来，这是他主要的政治成就：马帕伊在未来的数十年将一直是执政党，这也是他组织能力的体现。

同时，调查委员会从伦敦返回，写了一份报告，直接导致英国人在1930年发布了一份白皮书——这是政府政策的一份官方声明，重新解释了《贝尔福宣言》，将其认定为是对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双方平等的承诺。从那时起，只有在不造成阿拉伯人失业的前提下，犹太人才会被允许到巴勒斯坦定居。新政策同时对为犹太人定居点购买土地的行为进行了限制。

在此之前，本-古里安为了不惹恼英方一直小心翼翼，当然他这么做是有必要的——犹太复国主义是在英国当局的资助和扶持下才得以迅速发展的。在英国统治巴勒斯坦的头10年中，约有10万犹太人定居在这里，并建立了十几个新的定居点。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在犹太复国主义者内部激起了轩然大波，引发了强烈抗议。本-古里安起初还斥责了他的同事：“一个调查委员会反对我们，我们就恐慌得不行了……一份重要的报纸发表了一篇对我们有利的文章，我们又开始欢欣雀跃。这种极端的情绪波动可不是什么好事，我们需要全力以赴加以克服。”224自年轻时起，他就在内心类似的反复横跳中作出了反应，表明了立场。白皮书似乎就在一瞬间摧毁了他整个政治世界观。他说，魔鬼本人也想不出更恶毒的诡计了。1930年10月，他提议对大英帝国宣战。

这是到目前为止他最狂野的爆发。在指控英国工党政府敌对、背叛、反犹、谋杀、盗窃之后，他突然大喊道：“颤抖吧，大英帝国！”他要求向英国宣战。他信誓旦旦地说，没有什么巨石是不能用少量炸药炸开的。他明白，这样一场战争于犹太人而言，是一场不亚于第二圣殿被毁的巨大灾难，但还是必须这么做。此刻，他的演讲变得越来越不切实际。犹太人不会只凭一己之力与英帝国作战，而是要与从埃及到伊拉克的中东阿拉伯人结盟，共同应对英国。他补充道：“如果我们可以利用恶魔之力，我们也会用的。”

他是对马帕伊管理委员会发表的这番演讲，他所属党派的成员们感到非常震惊。有些成员公开抗议他的战争呼吁。本-古里安坚持立场，毫不退让，但还是试图安抚他的同事们。他表示，与英国开战之前，应该寻求所有政治渠道以获得支持，至少要用上20年时间。他没再提与阿拉伯人结盟这一想法。

大约半年前，本-古里安拜访了巴黎的一位著名内科医生。他当时感觉腿非常疼，这种症状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了，而且他还注意到小腿上长出了蓝色斑点。他当时44岁。医生说，从身体上讲，包括心脏和肾脏在内，他都非常健康，但是他的神经系统却“不堪重负”，并且“濒临崩溃”。他将此归因于紧张和劳累。

在这几个月中，本-古里安时常抱怨自己筋疲力尽。他给父亲写信说：“我一点劲都没有，而且我根本没法工作。”他在给葛朗勃的一封信中说：“我现在全无力气，与人交往也特别困难，即便是简单的交流也不容易。”医生要他去城外的一家疗养院休养，并让他从工作中脱身出来“至少”两个月时间。因而，他在向大英帝国“宣战”的时候，正值他需要接受进一步精神治疗之际。本-古里安认为巴黎那位医生说得没错，但他还是没有遵从医嘱，他的情况也没有得到改善。他写信给宝拉说：“我真是累得够呛，很难集中心思。”魏茨曼很快就成功将新的白皮书政策悉数撤销，人们都忘记了本-古里安的爆发。

在这一时期，本-古里安在欧洲和美国待了很长时间。他每年至少出行一次，而且常常不止一次。有时他在外待的时间比在巴勒斯坦还长。1927—1933年，他不在巴勒斯坦的时间累计超过两年。他每次出行都是出于政治需要，但他喜欢观光游览，历遍旅游景点、风景名胜、城市中心、博物馆以及书店；他也乐于品尝在特拉维夫尝不到的美食。他的行程开销由他所在的运动或邀请方支付，他通常都乘坐邮轮的三等或二等舱，同其他旅客一样挤在窄小的铺位中。一般而言，他不会住在那些最昂贵的豪华酒店里，而且有时别无选择，只能住在不太舒适的旅店中。他出行通常都不带宝拉。自从她在伦敦生下儿子阿摩司，13年间，她一直没有离开巴勒斯坦。他独自在海外度过漫长时光，给了他结识其他女性的机会。宝拉怀疑过，并且实际上也知情。她责问他：“你的来信越来越少了，怎么回事？你现在另寻新欢了吗？”

1929年8月，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在苏黎世与几个非犹太复国主义犹太组织签署了一份协议，这些组织大多数是美国的。本-古里安感动得几乎流下泪来，就好像是时光机把他带回到了赫茨尔的第一次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这份协议就是在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期间达成的。苏黎世音乐厅内洋溢着喜庆的气氛，约翰内斯·勃拉姆斯（Johannes Brahms，德国古典主义最后的作曲家——译注）就曾经参加过开幕仪式。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是贵宾之一。

谈判拖了好几年。最终，他们同意建立一个犹太代办处（Jewish Agency），犹太复国主义者和非犹太复国主义者都将参与其中。这个新机构旨在成为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执行机构，将取代位于伦敦和耶路撒冷的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执行委员会，并与在巴勒斯坦犹太社区的准议会机构，即国民代表大会和民族委员会并行运作。

从意识形态上讲，犹太复国主义者作出了一个相当屈辱的让步，同意与非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协作。双方都自视甚高，而且相互看不顺眼，这使得建立合作关系变得非常困难。非犹太复国主义者也不得不作出艰难的妥协。他们不喜欢“民族家园”这一说法，但同意扩大移民，购买更多土地，促进希伯来劳工事业的发展，以及使用希伯来语。

本-古里安写信给宝拉说：“我被这难以置信的经历深深打动了。爱因斯坦是个天才，他的脸上闪着天使的光芒，使得整个讲台上都充盈着威严和光彩。”犹太复国主义的金库亏空。有时，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甚至无法用尽英国当局颁发的所有移民证。当时的设想是，得到了美国非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资助，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事业将免于灾难，就像巴勒斯坦在一战期间也是靠这些资助免于饥荒一样。他开始考虑“征服犹太复国主义”，意思是要控制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那才是真正的权力中心。

雅博廷斯基及其追随者声称，犹太代办处的建立违反了民主代表制度。劳工运动中的一些人也难以克服要与美国资本家合作的抵触情绪，他们认为美国资本家对犹太复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而言都是敌人。本-古里安宣称：“我们对犹太代办处也并非完全放心……但我们还是接受了它，因为我们相信建设巴勒斯坦需要所有犹太力量之间的协作配合。对我们而言，民主不仅仅是一种空洞的表述，我们还有一个比民主更宝贵的原则——由犹太人建设巴勒斯坦。”因而，民主就同社会主义、和平一起被归为一类——在本-古里安看来，民主和其他一些理念机制一样，都得服务于犹太复国主义的目标。1931年，在巴塞尔召开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上，发生了极富戏剧性的一幕。哈伊姆·魏茨曼偏离了犹太复国主义的主流道路，被罢免了主席职位。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