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国无门的漂泊感

怀才不遇、生不逢时，是李白诗歌的常调。与这种常调相伴随的则是政治上的遭弃感和和在人世间的无所归依感。

李白是中国传统文化塑造成其心理结构的士人。中国古代社会的士人，无论他受的是儒家思想教育，抑或道家乃至佛学的思想教育，一生所要思考和解决的主要问题，无非是出与处的问题。或仕，或隐，或先处而后出，或先仕而后隐，或亦仕亦隐、亦隐亦仕，因之而形成了种种不同的人生观。道家“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宁“曳尾于涂中”，“处穷闾厄巷，困窘织屦，槁项黄馘”，亦不愿为“舐痔者得车五乘”之富贵，是典型的“隐”的人生态度。儒家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知其不可而为之”，是典型的入世人生哲学。和道家的彻底否定入世不同，儒家在积极主张入世的同时，也为士人找到了一条折中的道路：“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所以，孔子一生栖栖遑遑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在鲁国行不通，就跑到齐国，在齐国碰了壁，就跑到陈、蔡、卫等小国。另一方面，却又盛赞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那种抱道自守的人生态度。而后世士人，或仕或隐，以及像魏晋士人那种亦官亦隐的处世态度，都是从这样的思想文化中找到了他们人生的精神支柱，形成了封建士人的群体心理结构。

李白少时就有很强的功名事业心，“以当世之务自负”。这强烈的济世观念显然是来自儒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不过，李白不是一个普通的本分的读书人，他的豪侠性格以及作为浪漫诗人所特有的非凡的气质，即丰富的想象力和脱离实际的异想天开，使来自儒家的济世思想融入了诗人自身的主体精神，令其英雄心态自然地膨胀为天下舍我其谁的自大、自负与功名唾手可得的狂妄：“白上探玄古，中观人世，下察交道。海内豪俊，相识如浮云。自谓德参夷、颜，才亚孔、墨”，欲“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天宝初，玄宗征召李白赴京，李白以为一展平生鸿鹄之志的机会已经到来，踌躇满志，《南陵别儿童入京》写道：

白酒新熟山中归，黄鸡啄黍秋正肥。

呼童烹鸡酌白酒，儿女嬉笑牵人衣。

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争光辉。

游说万乘苦不早，著鞭跨马涉远道。

会稽愚妇轻买臣，余亦辞家西入秦。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因为是别内人入京，故李白用了朱买臣故事。《汉书·朱买臣传》：“家贫，好读书，不治产业，常艾薪樵，卖以给食，担束薪，行且诵书。其妻亦负戴相随，数止买臣毋歌呕道中。买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买臣笑曰：‘我年五十当富贵，今已四十余矣。女苦日久，待我富贵报女功。’妻恚怒曰：‘如公等，终饿死沟中耳，何能富贵？’买臣不能留，即听去。”后朱买臣任会稽太守，遇其妻至太守舍，妻自径死。李白诗中引此故事，一般认为是斥责其妻识见浅薄，不能与诗人共同甘苦。甚至有人推测，此人就是李白与之分手的刘氏。其实此诗并非真的责备其妻子如朱买臣之妻，不能了解丈夫的才能，因此不能与其同甘共苦。此时的李白不过是忍不住开开玩笑调侃一下妻子而已，说明他此时的心情如此之好，以为功名唾手可待。无独有偶，天宝十五载（756），李白避安史之乱，与其家人一起隐居庐山，永王璘召李白入其幕府，李白以为建立功业的机会又一次降临，写了《别内赴征三首》，其二云：

出门妻子强牵衣，问我西行几日归。

来时倘佩黄金印，莫见苏秦不下机。

此次所别之妻，乃宗氏，二人感情甚好。但这一次，李白又幽默了。《战国策·秦一》：苏秦“说秦王，书十上而不行。……归至家，妻不下纫，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功业未见踪影时，你不下机，如我不存在；如今我佩带黄金印而归，你还不理我否？可见李白是个幽默的人，但他的玩笑常常开在心情极好的时候。李白的精神世界是诗人化的世界，在他那里，古与今、理想与现实常常处于混沌如一的状态，所以当他应征之时，飘飘然以为自己就是“并相六国”的苏秦了。然而对现实愈是期望过高，失望也就愈大，更何况李白是以理想、假想来期许现实！所以李白的自大与自负，常常与现实相忤，使诗人陷于政治前途无依无托的孤独心境。

（节选《诗仙·酒神·孤独旅人：李白诗文中的生命意识》，注释从略）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