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是对中国近代历史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人物，我研究曾国藩，不是想对他的功过做一个盖棺定论，我对他的事功背后的因素非常感兴趣。
《战安庆》周禄丰 岳麓书社
太平天国运动被誉为中国农民运动的最高峰，他们有着传统农民运动不具备的先进性：完整的纲领、严密的组织、坚定的信仰、一流的统帅，这样强大的起义军，居然被曾国藩以书生统带乡农的模式给镇压下去了，这确实不符合历史的常态。自唐以后文武殊途，文士带兵打仗，虽然偶有天才，但总不如真正的职业武将称职。曾国藩这个做八股文出身的翰林，他的秘诀何在？
此前，已经有很多前辈学者对曾国藩的成功秘诀做出了探讨，比如，曾国藩和他的湘军属下能够讲求忠义血性，曾国藩做事“结硬寨打呆仗”，踏实而稳健，曾国藩为人“拙诚”，能够以拙胜巧。这些探讨都很有价值，但在传统儒学教育下，拥有同样的品质的士大夫，也不少，为何独有曾国藩的事功特别突出？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我在阅读蔡锷将军选编的《曾胡治兵语录》里，读到了一条曾国藩选用营官的原则，这条原则一下子打开了我的思路。曾国藩选拔带兵的营官，除了对个人品质有要求外，特别要求营官能“算路程之远近，算粮仗之阙乏，算彼己之强弱”。这一条是要求营官有一定的文化水准，能进行简单的参谋计算。曾国藩不把军事技能看作是《三国演义》里那种掐指一算计上心头的玄学，而是把它分解为计算路程、粮草辎重、兵力强弱的“工程学”、“算学”，把军事指挥变成可以量化的计算。
我发现，曾国藩对营官军事能力的这种划分，是一种细化的军事运筹，已算得上近代的参谋作业。也就是说，曾国藩除了在传统学问中得到了精神力量外，他的行事为人是有几分近代科学思维的。后来我又发现，湘军练兵的手册、由王鑫主笔的《练勇刍言》，也不像一本古代文官编撰的大而化之的兵法，更像现代的体育专家拟定的锻炼方案，其中如士卒练习长跑，每日应增加多少重量的沙袋，身体训练应以哪一部分肌肉力量为主，手臂力量训练应当达到什么标准……都像一本现代体育锻炼手册或者步兵操典。这进一步证明了我的想法。
但在近代科学传入之前，传统的儒生更注重整体性的感悟、对道德法则的追求，而很少有通过缜密的逻辑思维推导规律的求知方法。曾国藩是如何完成这种思维的突破呢？根据《曾国藩日记》，我们知道在创立湘军前，曾国藩是没有西学修养的。我是从另外一个方面获得启发，解答了我的疑问——
在近代科学成体系的传入中国后，传统中国的历算、技术专家们，如果要在新的近代科学体系里也成为新式科学家，往往不得不从基础开始，重新接受一套全新的学术训练，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成为近代科学家。他们完成这种转型，所需要的学习不少于从头培养一个科学家，而且转型完成后，他们的近代科学水平，也很可能比不上新式学堂培养的新式人才。但受乾嘉学术训练出来的晚清经学家，在近代历史学建立后，他们只需要稍微花一点时间了解近代历史科学关心的旨趣、命题和学术规范，很快就能成为最优秀的历史学家，水平比新式教育培养出来的专家有过之而无不及。也就是说，在传统学术中，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是最接近近代科学的，他们能实现和近代历史科学的无缝转换。
顾颉刚先生曾言，乾嘉学术培养了这样一种治学方法，“第一步，必先留心观察事物，觑出某点有应特别注意之价值。第二步，既注意于一事项，则凡与此事项同类者或相关系者，皆罗列比较以研究之。第三步，比较研究的结果，立出自己一种意见。第四步，根据此意见，更从正面旁面反面博求证据。证据备则勒为定说，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
清代考据学家在考证的过程中，以名物求实的精神展开科学的归纳，最后发现了精密系统的逻辑推理方法，当然，他们也只是用这种方法来研究古籍，但曾国藩在学会这套思维方法后，把考据学中怀疑、求证、实验的思维方式，移到兵学上，以他极高的悟性，戳破了近代化与传统之间的那层窗户纸。我想，这就是我找到的曾国藩秘诀。
近代史研究中，经常有这样一个讨论，如果没有鸦片战争和西学的大规模传入，中国社会能不能自己孕育出近代化来。我想，至少在学术思想上，从顾炎武、乾嘉学派，再到曾国藩，呈现出中国传统学术逐渐向实证的近代科学思维靠拢的发展线索。
而在接触到西学后，曾国藩的这种学养也让他展现出和其他洋务官僚不一样的地方。通常认为，在引入西方科技的问题上，曾国藩实践上不如李鸿章积极主动，在政教方面不如郭嵩焘广阔深刻，但我发现，曾国藩的思维有一个特别突出的地方：他并不积极引入具体的科技，也很少谈西洋政治，他特别关注的是翻译西学著作，而且不是工程手册或者图纸，他最关注的是数学和物理学。他曾经提出，所有的洋务企业，都应该附带翻译局和学堂，研究西方的数学、物理，掌握了这种根本性的思维方法，才能彻底解决问题。也就是说，他关心的点，不是工程技术，不是机器设备，而是理论科学。这也是他超出旁人的地方。
我对曾国藩的这些认识，零零碎碎写了一些断章，积累起来也到了一本书的厚度，但以什么线索把它们串联起来呢？我想到了一个关键的战役，安庆之战。安庆之战，是在整个中国史上都罕见的战役，不但双方投入的将领、兵力之多，历代罕见，更在于这场战争与第二次鸦片战争同时进行，太平军、捻军、湘军、英法联军，多股势力交织在一起，整个战役经过诡谲难测，参战人物的命运跌宕起伏。而曾国藩能打赢这种战役，和他独特的思维方式是分不开的，所以我最后决定，以《战安庆》为主线，构建一部曾国藩的传记。
安庆战前，清王朝的政治中心北京被英法联军攻陷，经济中心江浙被太平军攻克，这是清王朝即将破产的一个时刻。于清朝而言，打赢了安庆之战，他们就绝处逢生。于曾国藩而言，这又是检验他毕生学问修养的大考。曾国藩近代化的思维为他打赢安庆之役提供了手段，而他从传统学问尤其理学中得来的学问修养，又为他撑过安庆之役提供了精神力量。安庆之役，曾国藩身上的传统学问和他自己悟到的新思维，都是他胜利的重要力量。
当然，曾国藩只是一个清朝的儒生，尽管他已经有了与同时代人不同的格局和眼光，但终究未能摆脱时代的局限。对于当时中国发展的前景，他和其他人一样，茫然无知。所以我特意在《战安庆》结尾处，写了一节《清朝人曾国藩》：
他是一个标本式的儒生，他是清朝的能臣，他亦只一个清朝人。他身上有儒家的艰苦真诚，也有道家的知雄守雌，他能如墨翟一般胼手胝足，也能如申韩一样冷酷无情。他是中国的诸子学说造就的全才，一个通经致用、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老儒。他无愧于他的时代，但他也未能真正超越他的时代。
（原标题：我为什么写中年曾国藩）
文/周禄丰
来源/北京晚报
编辑/贺梦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