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奥德斯码头

1946年，我20岁，一个温暖美好的夏日，我坐在的里雅斯特的奥德斯码头，在海边一根系船柱上，开始写一篇关于乡愁的随笔。

奥德斯，这个码头从官方的城市中心广场伸入港湾，其名字有着令人好奇的含义。它纪念的是：1918年，1017吨级的意大利驱逐舰“奥德斯号”停靠于此，一队士兵从船上登陆，以意大利王国的名义占领的里雅斯特—此前一个世纪，它属于奥匈帝国。尽管这座城市是否属于意大利半岛仍存争议，且使用意大利语的居民不到一半，但它在事实上成了意大利复兴运动的最后一件战利品。“奥德斯号”伴随着热烈的鼓乐声和讲演声登陆，它至少得到了本地意大利人的欢迎，这个码头随即被改名。

然而，这艘驱逐舰原本并不属于意大利。1912年，它在苏格兰下水，本是日本人委托建造，却因1915年意大利对德宣战而转给了意大利海军。在的里雅斯特的荣光时刻之后，它继续为意大利皇家海军服役，直到1943年意大利在“二战”中向盟国投降。接着，它被德国人控制，出海加入德国海军。最终，它在达尔马提亚海岸附近的一场海战中被它的建造者英国人击沉。不消说，英国人和德国人都没觉得它在历史上有什么地位—没准意大利人当时有不同的看法。那天下午，我坐在那儿时，也还不知道“奥德斯号”的故事。不过，这艘战舰的经历混合了骄傲、痛苦、荒谬、讽刺和古怪等种种意味，回顾它的历史，对于一本关于欧洲的书来说，也许是个不坏的开篇吧。

过客

那一天，我笔下书写的是怀旧，尽管的里雅斯特在我心中激起的只是一种替代性的怀旧之情。第二次对德战争已经结束，在将被调往巴勒斯坦服役之前的间隙里，我作为占领军的一员进入这座城市。对我来说，它是欧洲的引子。尽管我是个盎格鲁—威尔士人，但当时我坚定地站在英国人的立场上，所以多半是以一种轻微的傲慢态度环视周围的一切。阿兰·穆尔黑德曾经写道，当年英国人在世界各地旅游时都像是被有钱爸妈宠坏了的小孩。没有任何一刹那，我曾把自己当作欧洲人。我是一个有特权的过客，来自另一种国家，那是一个海洋之国，其边境从塔斯马尼亚一直延伸到纽芬兰。

我的宿舍位于大教堂所在的山坡上一处古旧高耸的公寓楼里，窗口狂野地涌入波光粼粼的海湾景色—炽烈的湛蓝，灼眼的落日。我有大把空闲时间，特别是下午，我经常走下山坡，经过罗马圆形露天剧场，走下失败的法西斯主义者修建的雄伟庄严的阶梯，走上英国和美国旗帜在前总督府楼顶并排飘展的统一广场，去海湾边上找一个方便的地方写作。

来到的里雅斯特之前，我穿过了一个破碎、迷乱、沮丧、似乎永远无法复原的大陆。那时，我们只见识了这片大陆的一半，“二战”的全部恐怖及其后果尚未被完全揭露，但已足够令我觉得自己永不可能再体验欧洲的优雅与荣耀。20世纪以来，欧洲内部的战争—法国对德国、英国对意大利、捷克对波兰、西班牙人对西班牙人、非犹太人对犹太人—持续毁损这片土地，最终达到了一个毁灭性的高潮，在我眼中，欧洲所有的民族如同陷入了一场腌臜脏污、分崩离析的噩梦。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在边界线上左奔右突，或者绝望地栖身难民营，被官员列入“难民”行列。大城市成了废墟。桥梁破碎，公路和铁路一片混乱。在东方的森林里，野蛮的游击队还在互相攻击。带着胜利的荣耀，或者战败的耻辱，思乡的军队被解散。从东到西，各处的征服者将他们的旗帜挥舞在旧权威的王座上，曾经高傲的人现在几乎什么事儿都肯干，只为换取一盒香烟或者几双尼龙袜。“当潮水退去，”流亡到美国的托马斯·曼写道，“欧洲将会变得无法辨认，我们将没法再说出‘回家’这个词……”

尽管此前从未踏足欧陆，但打小所受的教育却令我对它充满幻想。我母亲是英格兰人，“一战”前在莱比锡读书，回国后依然保留了对莱比锡人身上那种从容魅力的欣赏——我想她同我威尔士籍父亲的婚姻便是对此的完美呈现。她的回忆点染了我孩提时对欧洲的想象。我心目中的欧洲，是一个玫瑰色的老德国风味的欧洲，并且是一个浪漫的整体。大作家和大音乐家漫步的街头、有湖和凉亭的可爱的公园、古老荣耀的建筑、阳光灿烂的咖啡馆里惬意的学生生活、饱含文化与历史的庄严老城——所有这些，与另外一些门德尔松式的概念搅拌在一起，融混出我理想中的欧洲。当我将真实的当下与幻想中的过去进行比较，怀旧成了我午后随笔的主题，这有什么奇怪呢？似乎是为了让这种感觉更强烈，我眼中所见的这座城市，我踏足的第一个欧陆城市，恰巧一点儿也没有被击碎。没错，西方联盟（包括变节投靠的意大利）正同南斯拉夫铁托元帅为的里雅斯特的归属争执不休，而莫斯科的斯大林则计划控制它作为苏联在地中海的一个出口。但这座城市毕竟躲过了战争中最具毁灭性的那一部分，也许有点孤立无助，但基本上完整无损——它属于欧洲城市中幸运的那一半，战后同战前基本上没什么两样。

忆昔全盛时，它是哈布斯堡帝国的主要海港，一个通过铁路与维也纳直接相连的自由港。它倚靠整个中欧作为其腹地，获得了19世纪中欧那种丰足而有保障的体形。围绕着中世纪的内核，耸起一座宏伟的商业与金融之城，码头与货仓延伸于海岸，银行、交易所、代理行、运输事务所形成的奢华行列铺展于内陆。咖啡馆里有意大利复兴运动的文人与英雄在写作或密谋。有一座歌剧院，威尔第为它写过歌剧。这里有司汤达、斯韦沃、温克尔曼、詹姆斯·乔伊斯的记忆。这里的风景犹如老明信片：纵帆船和古老的蒸汽船仍在港口中来去，海湾对面耸立着美妙的维多利亚风格的米拉马雷城堡，它曾经是一个哈布斯堡大公的居所，如今是一个美国将军的指挥部。

于是我能够唤起一种近乎真诚的怀旧之情（对于19岁的少年，怀旧毕竟是一种不常见的情绪）。的里雅斯特让我对一个只在幻想中见过的、已然消失的欧洲充满乡愁。越过城市的屋顶望向陡峭的喀斯特石灰岩高地，我可以想象那后面所有著名的欧洲都城—东方不远处的贝尔格莱德和布加勒斯特，阿尔卑斯山脉背后的维也纳、布拉格、日内瓦，仍陷于梦魇的柏林，摇摆不定的罗马，蒙羞遭辱的巴黎，原封未动的里斯本和马德里，远到极北处的斯德哥尔摩、奥斯陆和哥本哈根（甚至还有获胜之城伦敦，尽管我压根没把它算作欧洲的一部分）；这些都城，有的被摧毁，有的被打懵，只有一个赢得了胜利。过去，写有“经的里雅斯特转运”的提货单将世界上那么多的货物引向欧洲的中心，而到1946年，就不再能够经常看到了；但那标签肯定适合用在我身上。

我坐在系船柱上，身处这片大陆的一个支点，斯拉夫人、日耳曼人、拉丁人在这儿碰头，或者互不理睬，巴尔干半岛从这里开始，地中海的浪涛穿过宽阔的亚德里亚海峡往上，在这里抵达它流域的最北端。然而，的里雅斯特已经失去了地理位置的优越性。30多年前，哈布斯堡帝国终结后，这个海港就失去了真正的存在价值，陷入了历史的停滞状态。它不再是一个帝国与外部世界交换人力物流的骄傲的门户。一种灵泊般的沉寂笼罩着这座城市，尤其是在这样一个炎热的夏日午后，偶尔才有纵帆船从伊斯特拉半岛闲游而来，码头附近有几个人在钓鱼，不时漫步走来，看看码头上的人们活儿干得怎样了。米拉马雷城堡朦朦胧胧地矗立在港湾对面的海角上。在我的记忆中，那天下午的光线明亮得令人晕眩，延伸进意大利的石灰岩山脊犹如被酷热与干旱漂白。

韦林碰到了啥事儿？

那天下午开始创作的这篇伤感的随笔最终没有完成（尽管我还有它的草稿，在楼下一本卷角的笔记本里），但它试图记录的情绪却给我打上了终身烙印，的里雅斯特这座城市也被我永远地同欧洲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到今天，尽管它一直在被流光抛却，我却爱上了它那种尖锐的分离感。它让我想到海岸上的一位看守者，那人回头越过山脊眺望历史仍在继续进行的这些地方，并在它的内部隐约辨认出不同民族、财富、王朝、军队、信仰与雄心交织而成的宏大运动，这一切曾经塑造了远处那片骚动不安的大陆，如今却仿佛久远的回声。

现在，半个世纪过去了，我回到的里雅斯特，整理自己的欧洲游历，在港口上的一个房间里写下这篇引言，用这个城市作为我对欧洲的印象与反思的参考点—就像多年以前，我试图用它给我的怀旧之情赋形。我认为，托马斯·曼错了。要是他现在能够回到这片大陆，他会知道自己毕竟还是回到了家乡，我的欧洲五十年最终被证明是重返荣耀（即便无法重获优雅）的复杂的五十年。十年复十年，我看着欧洲从战争的伤口中恢复，忍受并逃离意识形态的创伤，重获自信，努力从自身制造出某种全新的东西。有的国家上升，获得新的荣耀，有的败落，遭遇进一步贬谪，有的陷入持续不断的内战，但在几个世纪的暴力对抗之后，在持续不断地通过或公正或邪恶的手段促成欧洲各国联盟的努力之后，在20世纪即将结束时，欧洲才真正朝向某种联合体（对于由众多相邻的国家组成的一个成熟的群体来说，这是唯一成熟的目标）做出了试探性的挪动。至于我自己，多年以前我就已经摆脱了对英帝国的认同，重新发现了自己的威尔士身份，并且开始意识到我一直都是个欧洲人；尽管我总是一个孤独客，一个旁观者，但如今在的里雅斯特，我不再觉得自己是个局外人（糟糕的是，仍然是个富家孩子）。

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适合沉思和逃避的好去处，一个适合坐在码头边阳光下，寻思历史，琢磨写随笔思路的好地方。这座城市混合了浮华、放荡、忧郁、创造力与深长意味，其辛辣刺激的风味供养了我的灵感，我总是在它身上看到勃朗宁笔下难以捉摸的韦林的影子——“自从彻底摆脱了我们/韦林碰到了啥事儿？”因为你会记得，韦林最终戴着一顶宽边草帽在的里雅斯特海湾里一艘船的船尾上露了面：我愿意想象，那艘船在奥德斯码头之外的某个地方，朝向米拉马雷城堡，张起三角帆，“开进玫瑰与金色的/半个天空”。

文/简•莫里斯

(本文摘自《欧洲五十年：破碎大陆的返航》，简•莫里斯著，中信出版集团2023年1月；本文标题系编者拟）

来源：大方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