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梦见了简·莫里斯。

在一家购物中心，她正沿自动扶梯而下，满头银白的卷发。我先是愕然，然后向她挥手，大喊一声“Master”。购物中心地点不明，在北京朝阳，或是我从未去过的威尔士，它嘈杂、破败，扶梯吱吱呀呀，是速朽的消费主义的最佳象征。她似乎侧了一下头，也好像无动于衷，没有像海明威在巴黎时那样向无名马尔克斯的挥手致意。

我醒来，带着明确的遗憾。简·莫里斯是我心中的英雄，自从二十年前读到她的《香港》，我就成了她的狂热追随者。她的浪迹天涯，她恢宏又细腻的笔触，同样敏锐的历史感与即兴触觉，皆让我着迷不已。我几乎买了她每一本书，英文的、中文的，精装的、平装的，有一些署名仍是“詹姆斯”。它们凌乱地分散在书架上，每当感到困顿、无聊，就抽出一本，随便翻到哪一页，总有意外的慰藉。

她为何进入我的梦中？2020年12月，她离世的消息传来时，我有过触动，却并未过分强烈。她已94岁，三年前，还出版了一本日记体著作，这是一个过分丰沛的人生。唯一的遗憾是，我曾通过英国朋友联系，想去拜访她，如果状况许可，拍摄一期节目。死亡也带来一种释然，何必要真的见到她，若完全听不懂一个94岁老人的威尔士口音，我该怎么办？除了一窥偶像的衰老，我又有什么真心的好奇吗？那些书籍已保存了她的一切，世界各个角落的偶遇、洞察、追问以及永不枯竭的幽默感。

我没写下任何文字，哪怕一篇短文，来纪念她对我的影响。当一个人的思维与情感方式，弥漫于你的头脑与心中时，你反不知如何描述。这也与时代气氛相关，几年来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化、疫情令一切陡然停滞，世界似乎突然缩小了，冬日芝加哥的寒风，斯里兰卡的政局，柏林的艺术家群落，不再与你有关……这些曾令我兴奋难耐。

在班加罗尔的夜晚闲逛，在小巷遇到多话的酒鬼，在开罗的市场里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香料，在伦敦抽一口摩洛哥水烟，曾对我充满诱惑。我成长于一个逐渐开放的中国，逃向他乡是对自身匮乏的反叛。而一个加速的全球化进程、一个陡然丰裕的中国社会，使一切轻易起来。

发现从来是双重的，你必然带着自己的经验去观察他人，也在他人的轨迹中，逐渐辨清自己。纵横四海的简·莫里斯，总带着那个年轻英国士兵的视角，战争把她带到了远方，归家时，一场冷战又开始了，她对极端情况下的人的行为深有体会，在她不断奔赴地球每一个角落时，她身后的大英帝国瓦解、沉没，砸向水面的帝国碎片，又激起绵延的往昔之音。她又在一切事物中，墙皮脱落的大厦，咖啡馆服务员的姿势，巴黎站台的一个英国人的风衣，香港街道的人声沸腾，都看到了一种精神存在，它们总是与过去的记忆、被压抑的感受、摆脱束缚的兴奋有关，是带着长长阴影的种种即兴。

模仿简·莫里斯是徒劳的，她却助我逐渐接近自己的声音。我在一个曾经是中心、后来被边缘，并再度可能回到中心的文化中成长，它古老、延续又高度断裂，在自傲与自卑间剧烈摇摆，个人要艰难地从集体中发出只属于自己的声音……在我前往加尔各答、开罗、莫斯科、仰光、新加坡时，我看到的是古老与新生的冲突，大规模社会试验的后果，几个世纪以来中国人移民浪潮的痕迹，唐人街里的会馆、庙宇、突然飘出的粤剧，总令我着迷不已。

在我刚刚习惯于这种旅行的欢愉时，一切突然中断了。这个春日的北京，潜入梦中的简·莫里斯意味着我心中溢出的焦虑，我无法像她那样自由穿梭，世界正重新被竖起一道道墙，人们对他者丧失了兴趣，我的天分更是有限，即使同样的机会，活得更长，也难有她那样的洞察。

醒来后，我随手翻看简·莫里斯的一本书，记录她五十年来的欧洲之行。其中一节有关奥德萨，在这个昔日的沙皇俄国、如今的乌克兰的港口城市。它是一个多元种族、文化的象征，希腊人、格鲁吉亚人、土耳其人、保加利亚人，尤其是犹太人在此混居，黑海给它带来一种难得的放松感，这在庞大俄罗斯世界中尤为难得。莫里斯在冷战时到来，在一个封闭、驽钝的现实中，看出了这座城市昔日的荣光，一个勤奋的指挥家，一位咖啡店经理，以及破败却仍典雅的酒店大堂，诉说着暂时沉睡、等待被唤醒的往昔。

这段描述疗愈了我的焦虑。你知道，即使被冰封之后，世界仍会醒来，摇曳多姿、火急火燎地等待着被观察、被记录。

在简·莫里斯所有的书中，这本《世界》尤为迷人，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我爱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判断，他们不一定准确，却总是俏皮、敏锐。如果我的人生能留下一本书，最希望是这样的一本。比如在我75岁时，距离我出版第一本书、第一次出国恰好50年，我能辑合成这样一本断片集，记录2001年至2051年的世界变迁，它们既是我看到的、体验过的，又属于每一个人。

文/许知远

（本文摘自《世界：20世纪的道别》，简•莫里斯 著，中信出版集团2023年1月；本文标题系编者拟）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