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耳的电影向来具有浓烈的个人风格。这位并不高产的导演，即便算上被奉为神作的学生作品《犯罪分子》，此前也只有寥寥四部电影问世。不过仅凭《边境风云》《罗曼蒂克消亡史》，他也足够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独树一帜的痕迹。非线性叙事、复杂人性、暴力美学、阴郁影调等标志性修辞，令其电影在兼顾商业诉求的同时，流露出非常迷人的作者风格。

因此在今年的春节档影片里，我对《无名》抱有格外的期待。看罢，多少有些失望。视觉的极致追求与叙事的捉襟见肘，让影片未能形成有机统一的美学风格，反而显得徒有其表、故弄玄虚。

近乎偏执的视觉追求

程耳对于作品似乎有着强烈的控制欲。创作中，他常常身兼导演、编剧、剪辑等数职，以此全盘掌控影像。这种做法瑕瑜互见，好处是可以确保统一的个人风格，坏处是某些方面可能会走向失衡与极端。

相比前作，《无名》的视觉风格就显得更加极致化。从对称式的构图、镜像的营造、整洁的场景、考究的食物、精致的着装等方面，可见影片对于种种细节的追求几近“变态”，甚至可称为一种“洁癖美学”。片中摄影机的调度，例如固定机位与小角度的仰拍，给观众提供了凝视的距离感，也营造了一种肃穆的仪式感。对光线的敏锐捕捉，使得画面在明暗之间呈现出多重的层次感与对比感，堪称高级。

可以说，《无名》是程耳美学的又一次进阶，整部影片体现出克制留白、沉静优雅、阴郁肃穆的氛围与质感，带有一种古典的美感。这样的影调，美则美矣，却多少令人感到华丽而空洞。

有些失控的叙事

空洞的重要原因，在于没有精彩的人物表演与丰满的故事相匹配。

总体来看，片中梁朝伟的表演依旧沉稳老练，王一博的表演也无功无过，甚至在片尾卡车挑衅等段落里的表现还让人眼前一亮。周迅、张婧仪等人的表演则乏善可陈，前者是囿于人物形象本身太单薄，后者则纯粹是因为台词能力不足。影片里的一众人物都在忙着装深沉、凹造型，尤其是后半段，几乎变成了王一博的摆拍专场。反观《罗曼蒂克消亡史》，葛优、章子怡、倪大红、浅野忠信、闫妮、袁泉等一众老戏骨或实力派的表演各擅胜场，加上人物形象相对较为饱满，因而丝毫不觉得拿腔捏调，反而与整部影片的格调十分契合。

《无名》的故事，放到谍战片的谱系里，并不算精彩。虽然叙事空间纵横粤沪等地、时间跨越8年、涉及多方阵营，但人物关系并不复杂，格局不算大。故事结局纵然有重大反转，也基本在预料之中，缺乏意外之喜。试想，王一博这么帅气的脸庞，怎么能去饰演真正的反派呢？

故事不复杂不要紧，问题在于创作者还有意采取非线性叙事，使得影片显得有些凌乱破碎。非线性叙事是程耳的个人标识，此前他的作品里都有运用。非线性叙事的要义不只是打破时空顺序、增加故事悬念，更在于提供多重视角、增添叙事张力、丰富故事意涵。《边境风云》《罗曼蒂克消亡史》的非线性叙事，用得就较为妥帖。但《无名》里，非线性叙事的运用更加随意，影片前半段在不同时空中来回跳跃，极其碎片化的叙述让观众如坠云雾。但随着观众不断拼接出完整的情节链条，才发现故事不过尔尔。影片如此依赖非线性叙事，如果不是为了掩盖故事本身的苍白无力，那就有故意炫技之嫌。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程耳电影中的一些独特叙事技法，在《无名》中也变得有些单一化。例如，利用突转手法营造黑色幽默效果是其电影中的一大特色。仅举一例：电影《罗曼蒂克消亡史》中，杜江与王传君饰演的两位马仔在车中滔滔不绝地探讨“童子鸡”的问题，一大段冗长无聊的对话之后，镜头突转，车中意外出现一位目瞪口呆的被绑架者。这种处理方式，很像昆汀·塔伦蒂诺的电影：许多无意义的闲聊，实际上是在为接下来的突转做准备，以此构成叙事的张力。反观《无名》，虽也有王一博与王传君饰演的两位角色为了早餐排骨而大聊特聊的片段，但真的只是无意义的尬聊，并未能为故事增色多少。

谍战片的限制

更需要看到的是，《无名》之所以令人感到华丽而空洞，根本的问题或许在于创作者无法再用黑帮片、犯罪片的逻辑来拍一部谍战片。

程耳的过往作品，对于人性复杂性与人生偶然性的探讨十分成功。《犯罪分子》中，徐峥饰演的主人公挣扎于事业与家庭的困局中，因意外盗取不义之财而遭受通缉，竟博得了周围人的同情和帮助，最终携带巨款逍遥法外。《边境风云》中，孙红雷饰演的寡言少语的毒枭，游走于正邪之间。《罗曼蒂克消亡史》中的几位主角更是展现出复杂的人物面向：葛优饰演的陆先生既有心狠手辣的江湖气概，也有宁折不弯的家国大义；章子怡饰演的小六既是罔顾道德的风流女子，又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脆弱女性；浅野忠信饰演的渡部，既是说着地道上海话的模范丈夫，也是囚禁女性、侵犯他国的罪犯。

可以看出，表现人性的含混、游移与隐秘，进而探讨个体在大历史与大时代下的命运遭际，是程耳电影一贯的主题。但谍战片这一独特样式，天然地建构了二元对立的阵营，有着鲜明但略显单一的价值取向。革命者的崇高信仰与国族情怀是谍战片的精神底色，以至于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探讨人物复杂性的可能。

《无名》中，何主任与叶秘书两位主角的性格底色一望而知。大鹏饰演的唐部长，虽然游走在错综复杂的各方势力之间，但人物性格也不够立体。影片对于人性复杂的探讨，至多是借黄磊所饰演的变节者两次说出的自我剖白：“我是一个软弱的人，无法适应巨变的年代”。整体来看，片中人物的刻画都较为扁平与漂浮。由于缺少了复杂人性与多样人生的内在支撑，程耳所擅长的黑帮片模式被移植到谍战片中之后，也就只剩下暴虐与优美的表面腔调而已。

文|不宁唯是

编辑/陈凯一